答客問
在一九五一年前後，寫得還有點係統，後來給報紙期刊等，寫得越多，有的前後寫過幾次，有的隻寫過一兩次，就無法有係統了，於是亂七八糟，什麼也寫。因為寫的種類太多了，便有些友人來問。他們所說的話，大約分三種：一是恭維說我記憶力好，記得的東西太多；二是說我一定有了參考書，否則不會記得這許多事情；三是問我何以能夠知道這些事情。幾年來回答友人的話也很多，有的也值得述說，茲簡略分析如下。
一是恭維我記得的太多，按這句話如何敢當。社會中確有人，以知道得多、記得的多自誇者，按知道得多，固然是一種好處，但夠得上知道得多這四個字者，確不容易。中西學者都是貴精，蓋學問非精不能有所成就，光是貪多，冇什麼可貴重，若貪多嚼不爛，所謂務廣而荒者，是不會成事的。不但我不敢擔承這四個字，我奉勸學者，也不要隨便就以此自誇，因為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而且是弊多利少。說到記憶力好，更不敢當。按吾國筆記中，記載記憶力強的人很多，例如一個人看過一本軍冊，看完即為燒燬，後又照樣默錄出來。又宋朝某人到北國住勸忠祠，隨員中有一人大聲讀一碑文，讀完即手錄出來，自矜強記，而某人便給他改了幾個字，隻聽他唸了一次，便記得比他還清楚。這樣的記載很有些處，可惜人名我都記不得了。如今也有類此之人，有一件小事，也可以談一談。餘幼時隨先嚴到保定府住店中，有舊友掌櫃楊君因多年未見，請吃飯，在屋中同時有先嚴新舊學生三十餘人，他為麵子關係，不能不都約一約，於是他就問每人之貴姓台甫，三十餘人都問了一個過，他去了之後，大家就說，他雖然都問過，然絕對不會記得的。結果次日早晨，把三十餘人之請柬都送了來，姓號一字不差，因此大家很佩服他。按前邊所說的兩位古人，我們固然不能及，就是這位掌櫃之記憶力，我們都相差甚遠，何得便誇記憶力強呢？老年人確有記小事不記大事，記遠事不記近事的情形，但遠事我們可以記得多少？比方說，七八歲到十幾歲，是人生已開始有記憶力的年代了，在那十幾年中，我們做了多少件事，平常事不容易記住，但有刺激的事情，似乎是應該記得的，可是我們所記得的，到不了千分之一。二十歲到四十歲，這是人生記憶力最強的時代，請想我們那個時候所做的事，能夠記得百分之一否？再者從現在起往回想，以往的一二十年中，我們所做的事，能夠記得十分之一否？在這種情形之下，而自矜為博聞強記，未免有些不害羞。這些年來，我常對青年朋友們說，最好是記日記。有的人說，我們所作所為，冇有什麼有價值的事，記出來又有什麼用呢，自己也冇有錢印，印出來也冇有人看。我說：“你們的誌向，倒是大得很，你們想寫出日記來就能作史書讀不成？不是那樣**。自己寫出來的好，自然有彆人作為參考書。寫得不夠好，自己也可以作為參考，有兩種用處：一是寫文章時，可以查查以往的事情作參考；一是做事時，也可以查查以往所做之事作參考，何得謂之無用呢？我就很後悔我從前冇有寫日記，現在想寫點東西，有時記不清就不能寫了。記不清的已經不能寫，一點也不記得的就更不能寫了，這是多堪追悔的事情，而彆人還誇獎我記得多，真是又悔又愧。再者還有一句話要和大家說，人萬不可妄自菲薄，你們剛纔說，自己所作所為，冇什麼價值，這話也不錯，但是事在人為。我這個歲數是不中用了，想做什麼事情，也過了時來不及了，你們大家正在青年，有什麼事不可做？隻若肯努力，什麼人物都可以做到，古人所謂‘舜何人也，愚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果能努力，將來做了大英雄，則所做之日記，便是人人要讀的文字了。”
二是說我有參考書。有極熟的朋友，常說我背地有參考書，否則不會記得這些東西。按我記得的東西不夠多，前邊已經說過不必再贅。若說是自己有參考書而佯說冇有，這可以算是笑談。按人寫文字，翻開書作參考，並非丟人的事情啊，何必揹人呢？從前毛西河先生曾說過，做一篇文章，要預先翻出許多書來作為原料，結果最好是不用。我幼年曾見一次張文襄公之洞做一篇文章，王文敏公懿榮幫助他找書，所開啟的書，擺了一大長案。古來有大學問的人著書立說，都是如此，不過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倘腦子裡頭冇有這些書，便不知從哪兒翻起。我們纔看過幾本書？果然我們於作文時，能夠翻出許多書來找材料，都正是應該自豪的事情，正應該在人前賣派賣派，又何必揹人呢？再者請看我所寫的東西，哪一篇又是書裡頭的呢？不過是社會中市麵上的一些俗事情，哪一件跟古書也冇什麼關係，又何用查書作參考呢？不過這話也得兩說著，倘記得古代書史多，則寫時引證點古書，或者寫的文字更有價值，更為高超，但我的學問不夠。
三是問我怎能知道這許多事情。按書籍中的學問，我雖然知道的不多，但社會中的零碎事情，我知道的卻不少，所謂“經多見廣”。這“經多見廣”四個字，彷彿有點自吹，其實不然。固然是一切事情，全仗自己留心，但也不是個人所能成功，經濟環境也有極大的關係。若往大裡說，連社會國家以至世界都有關係。同治年間，南北各省都已平定，三十多年的工夫，真可算清平世界，國民愛往什麼地方去，就隨便去，也冇有人檢查，也冇有人盤問，愛看什麼地方就可以看，想問什麼事情就可以問，冇有一點不可以隨便的地方，無論何時何地，愛走就走，愛來就來。不但中國國內各地如此，我從前往歐洲去過三次，無論往哪一國去，也冇有需要過護照，這於“經多見廣”四個字，是很有幫助的。不像現在，無論到什麼地方去，未動身之前，先費許多種手續，沿路的限製更是麻煩非常，這於“經多見廣”，乃是有大阻力的。在彼時不但行動方便有關係，一切費用也有關係。在光緒二十六年以前，有三十年之久，物價可以說是冇有變動過，這於家居旅行，都是很方便而便宜的。比方隨便說兩種，雞蛋永是三個小製錢一枚，一個現大洋永是換小製錢一千枚，是一元大洋可以買雞蛋三百三十個；麥子麪粉每斤是十五枚小製錢，是一元大洋可以買麪粉七十餘斤。再說到交通費，彼時冇有火車輪船（大埠如天津等處，當然早已有了），全靠騾子車，由北京到吾鄉，相距三百六十餘裡，共須走三天，年節下雇大車回家，每車可載十來個人，每人小製錢兩吊（合大洋一元），而且沿路還是歸趕車的管吃住，這個名詞叫作倒拔毛。國內各處的交通費，都不過如此。我送學生工人到法國去，走了幾次，最省的一次，每人車票吃住等，通通在內，才花了一百五十元。所以彼時社會有一句話，說懷裡掖一百兩銀子，可以走遍全國，一百兩銀子才合現大洋一百四十元。這話雖然是隨便說說，但也確係實情。因為行動方便，生活方便，也就容易到各處去看看，這便是“經多見廣”的原因。現在雖然交通的工具比以前方便了萬倍，但生活太貴，行動又不自由，這“經多見廣”四字，就很受了限製。若夫逃難到各處，固然也可以看到許多事情，但若能長在一處停留，還可以知道些事情，若日期短，則如走馬看花，就不容易真知灼見了。
然後才談到我所以知道較多一些的情形。我生長在鄉間，雖然不是農家，但也種地，在地裡也都跟著工作過，所以關於農事，也頗知一二，鄉間風俗更知之較詳。談到北平的情形，就更複雜了，現在由初到北平說起。
一是因為同文館所有同學，多半是旗人，我常往各同學家中去，與他們家中長輩很熟，人家也都很瞧得起我，我也呼以伯父伯母，尤其同老太太們更談得到一起，我說些鄉間的情形，她們聽著很有趣，她們同我講些老的故事，於我益處更大。尤其同他們的祖母談話，益處更大。他們的祖母，多數都是嘉慶年間生的人，她們常談“聽見老輩說”，她們所指的老輩，差不多就是康熙雍正年間的人了。所以她們談的老典故相當靠得住。再同學的長輩們都是做官當差的，各衙門的都有，且有許多任地麵官的，聽起他們談話來，更是關於各種方麵的都有。與在內務府衙門當差的人員，談起來更有趣，因為內務府衙門所管的，都是宮廷瑣事。他們進宮的機會很多，無論宮內有任何工程，如糊牆、搭涼棚、粉刷牆壁、打掃院落、瓦工、木工，過年過節的貼門聯、門神、掛燈等，所有的工作，其工人都是由外邊雇來，每次進宮，都由內務府官員帶領，這個名詞叫作進匠。一切帶匠監工等，都是他們，所以他們對於宮中的零碎事情知道得特彆多。
二是宮中的太監，多是河間、大城等處之人，一則是近同鄉，二則有時也有親戚，所以認識得很多。宮中的一切情形，他們知道得當然最詳，尤其後來認識了昇平署的太監，更多知道了許多事情。
三是我認識的前輩京官很多，京官每年春季有團拜，團拜有兩種團體，一是各本省的同鄉京官，二是各科鄉會試的同年京官，每年都要聚會一次。同鄉同年，都各有辦公處所，公推一兩位管理主持，下邊用一兩聽差，名曰長班，公所中的事情，可以說是都歸他辦理。而且長班這個名詞，隻有這種會所中用之，他處不用。我很認識幾處同年同鄉的長班。某日某種會演何戲，他們都來告訴我。《桃花扇》傳奇中，所寫的“胸中一部縉紳，足下千條衚衕”，就是這種長班。每逢團拜總是吃飯聽戲，租一有戲樓之會館或飯莊舉行，與會者當然都是京官，但京官的少爺照例可以聽戲，唯不能吃飯耳。然者某京官想請自己的親友來吃飯，亦可自己特彆出錢，囑廚房多預備一兩桌菜，此定例也。我因常參與這種團拜，所以認得京官特彆多，聽到他們談的以往的政治掌故也不少。
四是吾鄉在北平經商的人很多，所謂五行八作都有，因之就認識了許多工商界人。他們各行有各行的公會，也名曰行會，每年也要祭祖師，大家聚餐觀劇。這種戲不曰堂會，而曰行戲。同年同鄉等團拜演戲，才名曰堂會戲。堂會戲較貴，每一個角都是照戲館子營業戲之戲份加倍，此則減半，最便宜的戲，一天也不過合現在大洋十來塊錢。從前堂會戲雖有好壞之分，但都差不了許多，行戲則可差得很多，例如富足的行會、爐房（此為金融界的第一行，容另詳談之）、彙票莊、銀號、綢緞行、古玩行等，都是有錢而有勢力的行道，演行戲總要約大的戲班，然每次戲價也不過三四十元。它為什麼這樣便宜呢？也有特彆的原因，因為這種戲，是好角先唱，與戲館子中之營業戲不衝突，不像堂會，好角後唱，如此則正與戲館子中同時，不易排程；再有，講究的大堂會不許戲班子分包，如此則戲館子不能出演，這種犧牲，也得由堂會中補償，所以較貴。行戲的情形，是本行各商家之主要人於午前十點鐘就都到齊了，隨時開會，會完後即祭祖師，祭完了就開飯，一麵吃飯，一麵看戲，所以好角必須先唱，吃完了飯，各商家之主要人，如經理、掌櫃等便都離去，好角此時也都演過，以後所留者都是二三號掌櫃及徒弟等，台上的戲，也都剩了次路戲或武戲。二三等的掌櫃為什麼不走呢？他們得候著招待客人。各商家都是親友，遇到演行戲，多要請不同行的人來看戲，我也常常被請，可永遠是隻請看戲，不請吃飯，所以客都是吃過飯來，到那兒是好戲演過一半了。大家是一麵看戲，一麵談天，所談的都是本行的事情，彆的行道也都附帶著談到。我聽的這種談天很多，所以各商家及工業的情形，都知道些，而且這也是問他們的一個機會。
五是光緒庚子（二十六年）以後，做了十來年生意，與各種工商界接觸更多，知道他們的情形，又較詳細了很多。
六是庚子年西太後及光緒逃跑了，我同外**官進過清宮幾次，王爵公爵諸人求我幫他們忙，也常常接頭。民國政府與清皇室不斷有接洽交涉的事情，我雖不在其中，但民國辦此事者多係熟人，如李石曾先生即是一位，清皇室代表者有貝勒載潤，亦係熟人，所以替他們接洽過幾次。因這種種情形，又多認識了幾位清皇室的親貴。
七是由清光緒末葉到民國，認識了許多戲界人員，認的戲界人多，則多知道戲界的事情，是人人知道的；但因為認識戲界人，而更認識幾種特彆人員，則是許多人不知道的。不過此話說來太長，茲隻簡單地談談。自前清光緒庚子年，經過一場大的變亂，科舉又廢，人民的思想變化了許多，由光緒末年到現在，外界人與戲界人來往的已很多，且有兄弟稱呼的了，戲界與非戲界的界限已經很淡薄。在從前不是這個樣子，在光緒庚子以後，我認識許多戲界人，我的朋友中就有人不以我為然。我與梅蘭芳來往，已是民國二年，而我的本家親戚朋友等，對於我都有望望然去之，不屑理我的情形。再如我的同學程紹唐兄弟三人乃程長庚之嫡孫，但永遠不敢認他為祖父，亦不敢認程繼仙為弟兄。一次端方在天津問程經世（紹唐二弟）：“你與程長庚怎樣關係？”程答曰：“同姓不同宗。”這些情形，端午橋當然知道得很清楚，他所以問者，乃是有意之問。他聽了這句話，樂了樂說：“好個同姓不同宗。”這也難怪，清朝的法律，唱戲的人的子弟三輩子不許考試，何況做官呢？果然說明，若認真起來，則不但把官丟掉，且仍有罪。其實在彼時，端午橋也是很新的人物，說明瞭也不見得就怪罪他。但有一件事，倘有彆的同僚把此事告發鬨明嘍，那是非革職不可，這還是光緒庚子以後的事情，庚子以前比此又嚴重多了。庚子以前讀書的規矩人，固然不同戲界人來往，就是六部九卿各衙門之真正官員，也難能到戲館子中聽回戲，翰林院、詹事府、科道禦史等衙門之官員，更加謹慎。那麼彼時與戲界來往的都是什麼樣的人呢？這才說到正文。一是來京會試各省的舉人；二是經丞書辦人等；三是內務府人員；四是不規矩的大員子弟；五是爐房、大銀號之掌櫃等。
在光緒庚子以前，北平戲劇雖然極為興盛，但看戲總算是不規矩的行為，所以彼時內城絕對不許開戲館子，婦人女子絕對不許看戲。男子看戲雖不在禁例，然夠一個學者資格的人，他自動就不會看戲（團拜慶賀之堂會戲除外）。官員更不敢在戲館子中請客看戲，不但怕禦史參奏，而也怕古板的親友議論，總於官箴有玷。唯獨來會試的舉人，則無拘無束，行動諸處自由，冇人敢管。這也有它的來源，現在附帶著談幾句。中國稅關中的人員，向來是極驕橫的，崇文門稅關監督更甚。在乾隆年間，一次有一旗人在外省做總督回京，當然是發了財，到了盧溝橋（崇文門之分卡），大受勒索，把他的箱籠毀得不少，他氣極了，蒙皇帝召見的時候，他就把崇文門稅關的惡劣，在皇帝麵前告了一狀。結果乾隆說：“你在外邊剩幾個錢回來，分給他們幾個花，也冇有什麼關係。”他這一狀算白告了，隻好忍氣吞聲完事。可是這一來不要緊，這個崇文門衙門的差役，卻越發冇有人性了，但人民敢怒不敢言。次年適值會試之年，有南方來的赴考舉子，也被他們大為留難勒索。在中國幾百年來，凡應考的士子，無論會試、鄉試、小考（考秀才），都是受優待的，會試的舉人更冇受過這種虐待，於是口角，且至動武，把舉人也打了，箱籠書籍也毀了。
這些被害的舉人，進了京跟禦史一說，於是禦史參了他們一本，說得當然很嚴厲，乾隆一看大怒，下了一道上諭說，對於崇文門之不法，早有所聞，不想對於國家之幾個窮讀書人，也這樣侮辱，殊屬目無法紀，著查明行凶之人，即行就地正法，梟首示眾。於是殺了三個番役，而崇文門監督一堂官員也都擔了處分。自此之後，無論大考小考，凡應試之士子，可以說是冇有人敢得罪了。尤其是會試的舉子，由本省起身進京，無論乘車乘船，上邊都插一小黃旗，上寫“奉旨會試”四字，沿路關津見到這個小旗，就得特彆優待。最顯明的是運河中的水閘，連國家的運糧船，也得等到照例放閘之時，才能通過，唯獨會試舉子之船，叫閘就得開閘。到了北京以後，更是自由，他們不是官員，冇有衙門管著他們，又不是本地人，而且是會試的舉子，地麵官也不敢得罪。尤其是中了進士，點了翰林，更為放縱。按中了進士分四級：一級為鼎甲，翰林；二級為主事；三級為知縣；四級為中書。主事、知縣、中書三種，一貼榜便算受了職，已有衙門管轄，唯獨翰林，發榜之後還不算受職，就是入了翰林院，也不過是庶吉士，仍不算正式之官員，所以在這個短期間特彆誇耀放縱，他們在這期間用的名片，都是二尺長的梅花紙，最小者也有一尺多長，字則大的四寸見方，最小者也有二寸。這不但主事、知縣等不敢用，連狀元也不敢用，因為狀元一發榜，便是翰林院修撰名分，總算是有了職務，是國家的官員了。因為這種種情形，所以會試的舉子到了北京，多要大大地玩樂玩樂。玩樂的方式，多半是**及跟相公們來往。想要跟相公們來往，就難免多看戲，尤其是廣東人最愛這一手，他們又多有錢，戲界人也多歡迎他們。其次就是江浙人。每科出榜之前，必有花榜、菊榜，這大多數是廣東、江浙老爺們乾的。他們藉著這個來捧自己心愛之人，且可以拉攏認識許多相公，而相公因為想名列前茅，也特彆與這些人近乎要好，於是兩邊便打成了一片。我們平常認識會試的舉子，差不多也就是認識本省人，因為這種情形，有時候各省的人都可認識，這些人中，也有才子，也有名士，比方編《燕蘭小譜》《日下看花記》等書的人，多半都是這類人物，若認識他們也可以多知許多事情。
經丞、書辦這個名詞，現在有點陌生，總之是衙門中真正辦公事的人，各衙門都得有他們，所有公事都歸他們起稿經手。各部的堂官司官，如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等雖不下一百多人，但隻是書押署名而已，所有公事公文等，都歸書辦主持。有清二百多年，永遠是如此。他們的拿手，就是熟於《大清律》，記得以往成案多，所以辦出公事來，官員不易駁回。各衙門的大權都在他們手中，凡遇到公事，或準或駁，其權在他們手裡。他們這一門的人物，我認識的很多，不但冇有學問，而且文字都不深，隻是可以能撰公事文就是了；身份亦相當卑，見官長回事之時，冇有座位，永遠立回。他們地位的名詞，叫作吏，而不是官，他們有錢當然可以捐官，但無論捐了什麼官，他到本部來則仍是吏的資格，雖見最低的官員（如主事等），也得站立回事。就是私下親友間有婚喪事吃飯，他們也同官長不能坐到一起。這一行人，又冇有學問，又冇有地位，可是因公事批駁批準，權都歸他們，這當然就是發財的機會。有人上一件公事，想請批準，就得在他們手裡花錢，所以這行人都是很富的。學問固然冇有，道德也不很嚴肅，而又有錢，那當然免不了玩樂了，所以他們認識的戲界人很多，且多有來往。由戲界人的關係，也可以認識他們許多人，我由戲界間接認識他們，固然不少，但因他們住在前門東西，庚子年德**隊駐此時，他們常求我幫忙，所以由彼時就認識了不少，且有許多有相當的交情。認識這一門的人，可以知道許多特彆事情。一是他們對於外城玩樂的事情多在行；二是可以知道許多公事的情形，比方認識吏部的書辦，則於官場升遷調轉各種手續過程可以知道很多；認識工部的書辦，則於國家各種工程的情形多知道許多。
內務府與戲界的關係，前邊已經談過，茲不再贅，不但戲界歸內務府管轄，連開戲館子也一樣得報內務府，所以演戲的人及開戲館子的人，對於內務府的官員，都是特彆敷衍。內務府與其他所有的衙門，固然同是國家的官員，但所管的事體則完全兩樣：彆的衙門所管，都是國家的公事，它所管的，都是皇室的私事。比方按禮節說，所有的大慶典，如萬壽、大婚等，都歸禮部會同內務府辦理，而宮中之各妃嬪、皇子等之小生日或滿月等這些禮節，則隻是由內務府一個衙門辦理了。再如工程，宮中大的工程，是由工部會同內務府辦理，小的則隻由內務府主辦了。總之是宮中的事情都歸它，國家大事如凱旋獻俘等大典，是冇有它的事，但若演戲慶賀等，就又離不開它了。若認識了他們，則宮中瑣事，就可聽到很多，但這個衙門的人員，都不大容易認識，因為內務府的旗人，在旗門中，地位是很卑下的，見王爺都得自稱奴才，旗門中的人多瞧不起他們，不願多所來往。他們同漢人更少接觸，所以與他們認識的機會更少，可是他們跟戲界人來往較多，因為戲界歸他們管，演戲方便，特彆好演堂會，所以每一位內務府大臣家中多有一個戲台。比方《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這兩部小說作者都是漢軍旗人，曹雪芹是內務府的人員，所以賈家有一點慶賀事情，總是唱戲，而文鐵山乃讀書人科第出身，所以安公子點了探花，提到演戲，就把安水心嚇得那個樣子，這是旗門中普通的情形。
大員子弟中，好的自然很多，壞的可也儘有，不過北京城內，總是輦轂之下，與外邊不同，又有禦史一行的監視，所以北京的大員子弟，冇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所謂壞者也不過吃喝玩樂，逛窯子聽戲，與相公們來往而已。跟他們談起話來，另是一個境界，他們不愛談政治，而最愛談人的私德；他自己家的事情，也往往說出來，就如同《紅樓夢》中，賈蓉說“臟唐臭漢，何況咱們這樣人家”等這些話。有的不說自己，而專愛談彆人家之私事，雖然談的是私事，而往往牽涉到政治。有的一種公事或一件案子，在公文方麵，常常是假的，而他們所談，則往往是實情，於他們談話中，可以聽到各大員彼此間之暗潮，更可知政局的實際，因官場平常不肯說這些話，而他則談得津津有味，且毫無顧忌。
大銀號這個名詞，人人知道，爐房二字知道的就很少了。以往不必說，在前清二百餘年，握北京銀錢業之實權者乃爐房。各省解交戶部的帑銀，運到北京，得先交爐房，由爐房化開另鑄後，方能送戶部交納。否則任你銀子成色多好，該省總監督權力有多大，你把銀子送到戶部，經銀庫中的人一驗，必是成色不好，部中不能收。所以必須先送爐房，他們驗收後，說成色欠多少，解運官員把銀子所欠成色應用若乾補足後，由爐房收足，解運官員就不用再管，他鑄好就直接代你交到戶部了。所得補成色的銀子，當然是與戶部銀庫上的人員分肥，所以開爐房是很發財的。不過北京隻有七家（記得好像是此數），都在前門外街西珠寶市一帶，再想多開是很難的了。所有彙票莊，是在全國有勢力，因為全國的彙兌，都在他們手裡，到了北京，倘與戶部有接頭的事情，則也非由爐房代辦不可，所以票莊也得仰他們的鼻息。但這種爐房信用倒很好，他們所鑄交戶部銀庫的元寶，成色都靠得住，每一元寶都印有他們爐房的戳記，無論何種買賣，見了他們字號的元寶都極相信。比方銀號彼此有來往，或商家彼此有何款項的交涉，經爐房中間有一句話，便可照辦。這與西洋國家銀行的資格也差不了多少，所以買賣非常闊綽，每逢請客總是吃飯聽戲，吃飯總招相公陪侍。在光緒年間有一個時期，如召妓女陪侍，彷彿不夠闊綽，不夠局麵，所以必招相公，各省來京的解帑官，想得他們的幫助，於請他們吃飯時，也必招相公侑酒，所以他們與戲界多有相當的往來。我們若做大買賣，則當然會認識這行人，否則是難得看到的。由戲界間接認識，則很容易，不過我認識他們，則多半是光緒庚子以後幾年認識的。他們雖冇有學問，也不懂政治，但談起國家金融的情形、財政的盈虧等，則說得頭頭是道，而且說的是實際。
請看我認識的人有多複雜，所以哪一個方麵的話，也聽到的不少，我這點知識有的就是這樣得來的，古人雲“多師是我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等話就是這個意思，也就是古人所說諳練世情皆學問，不必一定在書本中求之了。以上乃是幾年來對友人談的話，拉拉雜雜，寫了這許多，幾十年來，早已事過境遷，北平早已不是這樣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