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到台灣·答客問·漫談國劇工作
到台灣
我到上海，隻剩了身上穿的一身衣服，且是大毛皮襖，在上海穿著，已經熱得不得了，在台灣更不能穿了，所以我想在上海停留兩三個星期，給北平打個電報，彙點款來，添兩件衣服。適有一輪船開台灣，無須買票，這個機會，我不願失掉，一切不顧，就離開上海，幸而有友人給我一件棉袍，否則到台灣，簡直是無法出門。大約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到的台灣，即住在大小兒家中。小兒名熙，時為台灣造船公司總工程師，分配的房子相當寬綽，待遇也還不錯。提起熙兒來，他可算是留學生中最幸運的一個人，也值得寫幾句。他十三歲出國，先入法國小學，繼入中學，未畢業即轉往德國入中學，後入但澤大學學造船。畢業後，因為時局已經緊張，本想使他回國，但他想考博士，博士雖然考到手，但二次大戰已起，回不來了。因戰事已開，德國須造船，希特勒已把猶太人都關起來了，而猶太人中博士學者很多，於是造船之人才甚是缺乏，政府（納粹）下令，命熙兒自己麵圖造一商輪且須自己監工，造成得到該部成績優良的獎章。此是極難遇的機會，倘納粹不缺工程技術人員，絕對不會命令一外國人製造一船也。因為這種情形，所以小兒在台灣，有這樣一個相當的工作。我住在他家，吃住都很好，自然很舒適，這也可以說是當老太爺了。當老太爺當然是很好，但我則情有不甘，這話說來也很長，不過隨便說幾句。我幼年時，看見先嚴，除了有事之外，永遠看書，冇有閒坐著的時候。我就常問，如此豈不太累？先嚴說，從前有一句詩曰“釋書便覺心無著”，看書倒不累，不看倒閒得慌，這可以說是有了看書的習慣。前輩老先生們，如此用功的人很多，彼時我就常想，老年人如此勤學，我們青年人應當如何？後來到歐洲去，見他們有許多老博士，白髮白鬚，常常夾著書包去聽講，而且有名氣很大的博士也常如此，並且聽講時還往往花一個法郎買票。
我問他們，他們說，一個人多大學問，也總有不知道的事情，比方有一個人講這一點，這一點他知不清，他就要花錢去聽。由此不能不佩服人家認真求學。因為以上這兩種情形我也立了一個誌願，無論如何，這一天總不白過，雖極小的事情，也必要做一點。話雖如此說，但光緒末葉，幾年的工夫，往歐洲去兩三次，總是東奔西跑，看書的機會太少。到民國初年纔算上了軌道，纔有了長期的工作。最初隻是到各老角家去請教，問得來的各種情形還要查書找些證據，後來添了編戲一種工作。這兩件事情，無論哪一件，總要做一點，後來不恒編戲，也不常去問人，乃在家中把問來的筆記做整理研究的工作；陸續收買來的東西，也要研究整理。一直到了日本投降，三四十年的工夫，這種工作，冇有間斷過。諸君或者以為這是我自吹。我並不是嚴格地每日非做多少不可，那就難了；我的宗旨是每天總要多少做一點，這並不難，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所以非吹。以往既有這種誌向，怎能到此歇了工呢？而且這老太爺三個字，固然是很尊貴的名詞，但其性質則不過是廢物而已，光吃光喝，任何事不做，非廢物而何？我當然不甘做廢物，但初來此地，一個人也不認識，所謂人生地生，無事可做，想看看書是一本也冇有，想看看朋友，初來實不知誰在此地，就是有熟人，也都住在台北等處，且不知其住址。我住在基隆，是一個人也不容易見到，悶在家中，當然相當寂寞。想找個朋友也找不到，因為彼時所有街道衚衕地名，多是新改，有的人知道舊名，有的人知道新名，常常費幾個鐘頭的工夫，找不到友人之住址。這裡有兩件事，也可以說是笑談。我住基隆，看報上說有高沙公園，上邊還有劉銘傳遺下的炮，我問過許多人，誰也不知果在何處。其實這個地方我已經去過幾次，但不知就是它。一次我在該園，又問一人，彼人答曰，這就是高沙公園，不禁大樂。一次我到台北，住舍侄家中，徐次宸將軍來訪，他的車停在我們門口，他的副官詢問了半個鐘頭冇找到，恰巧舍三弟到門口，看見他在車上，問他找誰，找不到先到舍下坐一坐吧，他大樂，說我就找你。又一次我同舍弟去回看次宸，我們的車在他的門口停了二十分鐘，結果未找到，你道好笑不好笑？在幾年前新來的人，往往如此，並不新穎。因為這些情形，自己又無代步，小兒雖有車可坐，但他是辦公之車，非有極重要之事，我萬不肯借用，所以我就很少出門。買了一管筆，一捲紙，寫點東西解解悶，想著寫點有價值的文字，但一本參考書也冇有，不容易寫出，隻好寫些所記得的小故事，寫了雖不少，但未給人看過。
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小兒煐在台北租了一所小房，我因台北比基隆方便，所以也搬來居住，因此才見到許多舊友。第一是張院長道藩，陳委員紀瀅，拉我入中國文藝協會，囑我多寫點東西。我說新學問我不夠，還是寫點舊的。道藩兄說：“國劇乃是中國一件極大的事業，其中超妙處很多，而外國人想研究此者也很多，但向來冇有人寫過，你務必寫寫它。”並且說代為介紹“中央日報”，一定可以登出，稿費亦可從優。張院長這一番意思，是很可感的了。按幾十年以來，我並不願意寫這種文字，因為它總是枝枝節節，片片段段，不容易有係統，與其寫此，不及自己寫點有係統的文字，所謂著書立說者是也。在“七七事變”以前，幾十年中，在報紙上看到我寫的東西很少，偶爾有之，也是受朋友催逼，不得已而寫的，所以冇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到日本投降以後，北平各報便登出來的很多，也是因為朋友相索，不得已把日寇時代不出門寫的東西，交給他們，這些文字雖然不敢說有什麼價值，但還有點係統就是了。不但此，我連教習都不願當，因為當教習，每一個鐘頭不過掙幾塊大洋，連預備功課，帶上課的時間，以及來回坐車等，所耽擱的工夫相當長，若以這些工夫，在家自己寫點東西，較為合算得多。所以幾十年的工夫，隻當過三次教員，時期都很短，隻有女子大學時間最久，也不過一個多學期。而該班所有的學生，都對我感情很好，這也是很可慶幸的事情。這話又說回來了，從前所以能如此者，也是因為自己對付著有碗飯吃，若真正等著掙了錢來，再買米下鍋，也就不能如此隨意了。
來到台灣，自己是隻有身上穿的衣服，除此一無所有。熙兒雖有工作，若全靠他養這幾個人，也相當困難。煐兒初在樟腦局，薪水太少，不能養家眷，改與朋友做做生意。按經商，則生活較為靈活是不錯的，但是一起首做買賣，就想靠它度日，那隻有賣豆漿油條等小生意還可，稍大一些的商業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時期中，也實在需要幾個錢，不但吃飯，而且也得添添衣服，又有朋友的慫恿，況且我的性情，本是閒不住的一個人。有這種種關係，於是便開首寫起來，但我的宗旨，仍以寫係統的文字為是。寫了幾篇關於戲劇的，送到“中央日報”，第三天就登出來，連登了幾天，頗蒙讀者不棄。因為我在文字中，往往註明在我寫的某書中曾詳言之，可惜手下無書，不能詳寫了，或者說詳某書中等這些話，就很有些位給我寫過信來，說某某書他有存本，如果我欲用時，他可借給；也有的說，某某書他的朋友有之，如欲用時，他可代借。這樣的古道熱腸，真令人感銘五衷、永不會忘掉的。因此我就借了幾本來，這於我寫東西，當然有很大的幫助，後來才知道，我從前出版的書，此地幾乎都可以借到，於是接著寫了幾大段，後經文藝創作出版社代為出版，名曰《國劇概論》。這本書雖然不能說它怎樣完備，但國劇演出的輪廓，便可知其大概了。在這本書中，錯誤當然還有，但從前書中之錯，也改過來了許多，這也算知識的一點進步，知道已往之錯處，便是有進境。這不能不感激借書的幾位朋友，雖然從前寫的東西，大略還記得，但細微的地方，則記不了那樣清楚了。最初我的意思是隻寫關於戲劇的文字，適《大華晚報》剛問世，李荊蓀、耿修業兩兄來囑給該報寫點文字，每次幾百字，越短越好。且最好寫點零碎事情，不得已寫了許多北京的小故事，且所寫都是較為有趣味的，這種文字更受人的歡迎。因為看這種文字，不用費腦筋，不用費思索，隻是當作閒話聽，當作笑話聽，所以人多樂看，很接過幾封信，大多數都是誇獎，也有問某一件事情前後是怎樣的，總之多是願知道些舊事。這一來不要緊，很有幾家報紙雜誌找我寫東西，都是義不容辭，隻好寫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