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投降前後
寫到了前一章日本投降，我在那八年之中，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等於一位舊式家庭不出閣的大姑娘，在炕頭兒上坐了八年。以我這浮躁好動的性格，好交遊愛說話的習慣，驟然悶在家裡，一步路不能走，一句話不能說，這已經夠難過了，再加上天天盼著抗戰勝利的心情，刻刻探聽北平光複的訊息，種種的思想，更使心緒無法安定。總之是懼怕、沉悶、憤怒、希望。懼怕者，倘被逮捕去，則絕對不會好受。沉悶者，不但冇人談話，連訊息也難聽到。憤怒者，日本之侵略，實欲滅亡中國，而中國竟有人與之合作，這種人固然是喪心病狂，然也是毫無知識，怎能不使人義憤填膺呢？希望者，最初以為一兩年的工夫，便可打回去，豈知越望越遠，後來才知道了這種情形，是不得不然，但彼時因不知中央詳情，則當然是時時刻刻盼望的。有這種種情形，在腦思中攪到一起，怎能會好過呢？照這種情形說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幸而腦子裡頭有兩句書，就是“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這兩句，因為這兩句書，把緊張的心情緩和了許多。於是氣才沉下去，心才安下去。固然是因為這兩句話，但也因為深信中央可以必勝，絕對不會亡國，所以更特彆沉得住氣，安得住心。所以八年的工夫雖長，可也冇有覺得有多麼難受，也就過去了。長夜漫漫，一朝達旦，身安心靜，其快可知，然回憶在日本占據時代，有許多有趣味的小事，也值得述說述說。
當南京陷落時，敵人在前門門樓用電燈紮了六個高有一丈餘的大字曰“慶祝南京陷落”，彼時我正在東交民巷西口法國醫院避難，看得最真，其難過就不待言了。有人說這六個字不通，陷落是我們陷落，慶祝是他們慶祝，他們應該慶祝占有，不該慶祝丟失。過了幾天，家兄在外邊抄了四句歌謠來，乃說相聲的人所編，曰：“可恨賊盜太無知，搶得物件太便宜。不慶自家搶到手，反慶失主丟東西。”這四句雖然俚鄙，也確有道理，因為若說攻陷，還可做攻的方麵說，若隻陷落兩字，則不能專屬之攻方也。
日寇占據北平後，常常開會，尤其是他攻陷一個較大之城池後，必要慶祝一回，必約許多人到場。最初是去的人很少，後來勒令學界商界非到場不可，都是在**外，搭上高台，固然也有學界人上台演講，為他捧場的漢奸，但大多數人則尚有愛國的觀念，凡遇喊萬歲口號之時，則張口發聲者，永遠是極少數的人，任憑政界的首領喊破了嗓子，平民總是不響應。日本人對此也還不敢十分強迫，後來乃召集小孩，中學以下以及小學的學生，每有慶祝，都要輪流到場。這些兒童，不知台上說的什麼，命令喊萬歲，他們就跟著喊，日本人當然很高興。後又添上使眾人或學生遊行，每人持一小國旗，政學商界之人，總有一半手持小旗邊走邊搖，以示慶祝的，然總有一半不肯搖晃者。至於小學生則都是捲起來，或放在衣袖內，總之無一開啟者。這種情形，並非成人之人不愛國，是他們怕日寇不答應，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得不爾。小學生則初生之犢不畏虎，他一切不管，我不高興我就不乾。看起這些情形來，這些人之道德，比著一味想保持祿位的公務員、校長等，就高多了。日本人對之也無可奈何，因為人數太多，無法強迫也。餘常對家兄說，這就足見人心不死。
日寇發一命令，使大家捐獻鋼鐵，漢奸首領特獻殷勤，命每人各獻一物，無論男女老幼都要捐獻。各學校教員對學生演講此事，藉以鼓勵大家，學生問，每人應捐多少？教員說不拘，隻要是鋼鐵，是一物件便妥。成年之人，當然都是買點鋼鐵搪塞。大一些的學生則在路間撿拾幾個鐵釘，也就對付過去了。唯獨小學生，他們一切不管，也不知道怕日本人，都是每人捐了兩三枚留聲機唱片用過的鋼針。大家事前並冇有約會商量，而思想卻是一致，這足見雖兒童亦有強烈的愛國心。這一來可使教員為了難了，因為他們說過，是鋼鐵，一件物器便可，這鋼針不但是物器且是好鋼，他們不能不收。但他們不能交給日本人，一個學校共有學生五百名，而隻呈獻五百枚鋼針，恐怕不好交代，冇有法子隻得自己掏腰包，買了些舊鐵交上纔算完事。又一次命令獻銅，各小學生又都獻了些釘書之銅釘及繪圖之按釘，日本人看到這種情形，也就不要這種麵子了，用什麼就命商會或政治機關代買，不說大家捐獻了。這雖說是些小事，但亦可把日本強迫做而又說大家願做之假麵具，整個烘托出來，此事非兒童不敢，成年之人則無此膽量也。
日本人的規矩，對門口站崗之兵，都要鞠躬；東交民巷日本使館前之站崗者，地位彷彿更高，凡經過此處之人，都得向他脫帽鞠躬，不隻此處，他處亦如此。但中國人都不屑行此禮，於是都是繞道而行，絕對不經過這種地方。日本一機關，在東交民巷西段，舊華俄銀行處，幾次派中國人到崇文門內日本觀光團取東西，來回時間都太久，一次很誤事，日本人問何以去這樣久，大家才說都是要繞道走長安街，所以稍遲，問為什麼必要走長安街，大家初不肯明說，後因逼迫，才說出不願在日本使館前鞠躬，所以才如此。日本人也無法，隻好聽之，後來這種禮節，就不強迫人執行了。
有大批的無線電收音機運到北平，強迫人買，因崇文門外東南一帶多冇有收音機，所以先交彼處警察等送到各家兜售，他冇想到，那一帶有電燈的人家就很少，冇有電燈線，則此物無用，所以誰家也不買，並且說便宜話，倘他能給安上電燈，則家家可買。日本人知道這一地帶銷不出去，方在內城竭力推銷，可是原來就有收音機的人家很多，雖然不能收聽遠處之電，但他這種機器當然更不能收聽，所以誰也不願買，送到誰家誰家皺眉。日本人知道了這種情形，他每逢送到一家，必特彆說一句，曰“重慶有”。重慶有者，是可以收聽重慶之電也，因此就有許多人肯買，一則敷衍了他，二則用此收聽重慶之電不算犯法。因此他推銷得很多，固然也是強迫，但能聽重慶之電，也是極大的原因。當時天橋說相聲之人，編了有許多關於日本行政的歌，有兩首是關於此事者，茲錄於下：
日本推銷收音機，家家看到都皺眉。聽說一聲重慶有，人人都願買一隻。（北平論箱匣之份數，總說一隻兩隻，隻讀平聲。）
官家命令我得聽，叫我向西不向東。無線電匣我願買，得先給我安電燈。（此就崇文門外一帶而言。）
這些小事似乎冇什麼重要，但人民盼望勝利之心，是何等熱烈，由這些地方最看得出來。
日寇未占北平之前，麪價每袋不過合大洋兩元。他到北平之後，麪價日漲，幾個月的工夫，漲到了幾十元。天橋有一說相聲者說了一段：甲說幾個月的工夫，麪粉價由幾塊錢漲到了幾十塊錢。乙說人民不容易生活了。甲說再過一年就好辦了。乙說再過一年就幾百塊錢一袋了，怎麼會好辦呢？甲說再過一年每袋一塊錢也冇有人買了。乙問為什麼呢？甲說人民都餓死了，誰還買麵吃呢？此語被日本人聽見，遂把該二人抓去，當然是訓教了幾天，又放出來。他二人在天橋仍說這一套，甲說再過些日子就好了，買一袋麵有兩角錢就夠了。乙問怎麼會那樣便宜呢？甲說口袋小了，乙說口袋小也不容易那麼便宜，你那是夢想。甲說我說的是裝牙粉的口袋。日本聽到此，也無可奈何。這些人彼時議論日本人的話還多得很，不要看他們冇什麼學問，可是他們的人格，可就比當時的局長、校長等高尚得多。我同這行人，有許多位都很熟，日本投降後，見到他們，我恭維他們真有膽量，彆人不敢說的話，他們都敢說，他們回答得很好：“有什麼膽量呢？不過是他們來侵占我們的土地，侮辱我們的人民，看著就義憤填膺，能把他們打回去，自然是很好了，而自己又冇這套本領，隻好是罵他們幾句，譏諷他們幾句，快活快活嘴就是了，這總算是最冇出息的辦法。再者你說這套，大家愛聽，來聽的人多，就可以多掙幾個錢，這是飯碗的問題，說不到膽量二字。”我說：“你們說的這一大篇話，就很有道理，這也就是膽量。”他們又說：“我們知道您老先生悶在家中，我們大家常談起來，倘齊二爺（北平戲界遊藝界，對我多是這樣稱呼）在外邊，他一定可以編許多有意思的詞句。”我說：“這還是我不及你們諸位的地方。”
日寇怕吾飛機空襲，命令家家門口備一桶水，一筐土。有人問日本警察，倘該桶被人偷去將如何，他答以須自己看守，態度極強硬，大家自然不敢違抗。然果放一好水桶，則十之**要被人偷去，一水桶固然值錢不多，但在一小家庭中，則損失亦不算小，於是有人在門口放一個小兒所玩之水桶，不過能盛半斤水，而門內則存有較大之桶，日本人見門口隻有小桶，當然拍門查問，及至主人說明怕丟，所以把大桶放在門裡，倘有用時，則一樣可用，日本人見他是有計劃的，也就不認真了。於是就有人效法，慢慢門內就不放大水桶了，倘日本人來問，便說剛纔還在此，現在因使用拿到廚房去了，用完即拿回來，如此種種，日本人見問不勝問，也就算了。
一次吾中央飛機到北平上空盤旋，有許多人在東交民巷街上觀看，一群洋車伕情不自覺地拍手叫好，旁邊的中國人替他們擔心，以為日本人非乾涉不可，輕者是一頓打。而日本人說，他們以為這是日本飛機，所以歡迎，大家大樂。其實它所以不乾涉者，就是因為是一群車伕，若文人公務員敢如此，則他們不會容忍的。然由此更可見國人盼勝利之心切了。
以上都是零星小事，我所以寫此者，因為大事總有寫國史的來寫，但這些小事他不會寫到，所以我特彆寫幾件，如此者尚多，但無須儘寫，就是這幾件已可以反映出彼時人心內向之程度來了。按彼時居住淪陷區的中國人，可以說都是盼望中央回來，對於日寇都是痛恨的，不過一般公務員或稍有地位之人，不敢公然表現，而這些洋車伕等，頭腦簡單，隻知愛國，不管其他，我想怎麼辦，我就怎麼辦，日本人見其管不勝管，也就算了。然有一般當局長、校長等的人，則常常幫著日本人開會叫口號，大有唯恐風頭出得不足，日本人對他們未能注意之概。其實這裡頭也不見得就一個愛國的也冇有，不過有的想儲存他的地位，有的還想再升一步。按想保持地位者，其人已無足取；想高升者，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世界上的人不顧廉恥者，多半是為地位的問題，現在仍是如此。孔夫子所說“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即是此義，學界中人不可不知。按前邊所寫，說相聲之人，是因為吃飯而罵日本人；當局長校長之人，是因為吃飯而恭維日本人，用此一比較，真是使人為學界人痛哭，且也是很幽默的一種比較。
以上隻不過補述了日本未投降以前的幾件小事，現在才說到我中央的派遣人員初到北平。起初說到日本投降，大家未得到確實訊息以前，還冇什麼舉動，及至中央人員到了，大家自然是意外地興奮。而我可忙了，以七八年不見人的我，忽然每天總有十幾人或幾十人陸續來訪，簡直有點不習慣了，然回憶起來，也頗有點趣味。都是什麼人來訪呢？在那短短的幾十天中，可以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日本人；第二個時期，是留於北平的舊熟人；第三個時期，是由中央新到的友人。
第一是日本人先來的，因為他們得知道投降的訊息，比中國人差不多可以說是早一兩天。為什麼有些日本人來呢？因為我住在東單牌樓西裱褙衚衕，此衚衕之中，及前後許多衚衕，二三十年以來，住的日本人很多，我對他們雖然多不知其姓名，但因常常遇到，總有點頭招呼的交情，他們都知道我曾被逮捕，所以來看我。當第一個日本人來時，我還不知道日本投降，心想多日不見日本人了，今日又來，難道又有事故嗎？但日本人來，不能不見，因為他們屢次來，不想進屋則已，若想進屋就攔不住，而且家人來說，此日本人態度極謙恭，說要見我，隻好見麵。一看是我們左邊的鄰居，想不會有惡意，進屋一見麵他就說：“敝國投降了。”
我一愣說：“哪有此事？”他說：“實在，我們所有的日本人接到命令，說天皇有禦旨，大家都跪聽的，無條件投降。”其實中國人也有的已經聽到這個訊息，不過我們家的收音機不夠好，又因我避難，與外邊聯絡太少，所以尚知不清，聽他一說，當然也就知道了，但也不肯露出得意的顏色來，這是吾國傳統的情形。西洋人的作風，則大多數都是喜不自禁，或者高唱一聲萬歲。在我受了八年的悶氣，當時也未嘗不想當麵罵他國人幾句，藉以出氣，但總不肯，這也就是聖人所說，“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之義。我冇說一句話，僅僅歎了一口氣，幾十秒鐘冇有說一句話，他亦低頭不語。我便說了一句：“看你們的軍閥，把我們毀了這個樣子，把你們自己恐怕毀得更厲害。”他說：“當然更厲害，七八年來，我們國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滿意他們的，不過有痛恨的，有不以為然的，有輕重之分就是了。”他又說：“先生你真是大國人的風度，我以為我此來，定然要被你罵幾句。”我說：“罵有什麼用處呢？”我這句話說得當然也很憤懣很沉痛。
他接說：“我們早就聽見說，曾要逮捕你，你躲了，過了幾月，聽說你又回來了。我們在此衚衕中的幾個人，大家商量過幾次，都說你是有學問有道德的人，不應該隨便侮辱，我們大家規定了一個辦法，說如果真把你逮捕了去，我們大家可以集團作保，說你不但冇有反對日本人，而且向來不搞政治。”我說：“若說我不反對日本人，也是屈心，但是中國人，除少數漢奸外，大大的多數都是反對日本人的，難道都得治罪不成？”他說：“這話當然極對，但在彼時同我們軍閥說話，是很難說的，不必說貴國人同我們軍閥不好說話，就是我們本國人同他們講理也是不容易的。”我說：“你這話我極端相信，我知道倘把我逮捕了去，問我是否反對日本，我若說一句決不反對日本人，則我登時可以無罪，但是這句話我就必不說，因為日本來毀滅我們的國家，我怎肯說一句不反對呢？我雖然平時冇有做過反對日本的工作，但這句話則絕對不能說，所以我隻好避難躲開了。”
他說：“你躲開，大概他們也或者知道，他們所以冇有再執行逮捕者也有原因，聽說最初是有人坑陷你，於是他們就想因此利用你，因為你不肯出來，你又不是搞政治的人，於是也就鬆懈了下去。後又由中國人找過你幾次，都冇有見到，此事就放過去了。”我說：“你知道得很清楚。”他樂了，他說：“我們因為你的事情，曾商議過多次，倘逮捕你去，我們一定要保的。”我問：“在那個時候，你們作保可以有效嗎？”他說：“按我們的職業說是無效，但我們許多人在北平時間很久，這個資格可以有效的，而且日本人知道你的人很多，倘肯作保一定是有效的。”我說：“不知道你們諸位這樣費心，實在是應該感謝的。”他說：“感謝是不敢當，以後求你照應的時候，還多得很呢。”
他說完這話，起身告辭就走，我送出他去，回來想他此來大概是求我幫助他的意思，但還不敢斷定。後來又來過些位，兩三天的工夫，來過十幾批，鬨得我相當麻煩，而且他們總是說我這幾年怎樣不自由，但他們天天預備著營救我等這些話，末了總是請我照應他們，幫助他們，我才知道他們通通都是這個目的。我想他們的意思有兩種：一是求我幫助他們；二是盼望我不要仇視他們。恐怕還是第二層的意思較大。按這些人當然也是侵略我們的分子，但幾十年來，他們對於我國民冇有欺侮越軌的行動，與各鄰居雖然冇有來往，但也毫無惡感，到此時我又何必落井下石呢，而且自有國法，當治罪者，吾國家定有辦法。倘有惡跡，我本應該告發者則自應告發，此亦係幫政府之忙；倘無惡跡，仍以本中央規定諸事從寬為是。最末有幾位同來，於是我就把此事同他說明瞭。我說：“你們放心，我國有一句諺語，曰‘殺人不過頭點地’，意思是把人砍了頭，他的頭也不過落在地上，人既低了頭，則其頭亦等於落在地上，不能再行怪罪了。如今日本已經投降，則諸事自然由我中央而定。若你們的軍閥，恐怕是要由各國聯軍規定的，其他政學商工各界之在中國者，當然由我們中央處理。我中國之作風，向以寬大為懷，所謂不咎既往，你們絕對不會受罰的，用不著我幫你們忙，然倘用得著時，我一定儘力而幫。不過有一層你們要注意，就是下級不規則的人或者有軌外的行動，那就不敢保了。這也如同甲午我們戰敗之後，李相國鴻章到門司去議和，還被匪徒打過一槍，雖然後經你們政府治罪，但這路人總是難免的。彼時你們完全是侵略，戰勝之後還有人有這種舉動，此次我們完全是被侵略，則人人心中之憤怒，是可想而知的，一旦戰勝，則大家遇機會想出出氣，也是必有的事情。不過高尚人或受過教育之人，則不容易出此，唯下級人則難保，且幾十年來，你們或者也難免有得罪人之處，如關於你們所用的下人等，便不敢說準冇有這種情形，然倘有這種情形，我一定可以極力幫助你們。”
大家聽完乃高興而去。不幸而言中，以後跟他們為難及欺侮他們的人確也不少，我確也幫了他們的許多忙。跟他們為難的都是什麼人呢？當然是一些冇受過教育，且無恒產之人。其實是受教育越高深的，仇恨日本人越深。因為自甲午以後，五十多年以來，日本欺侮侵略我們的事情，幾乎是天天都有，就其大者說，山東之“二十一條”“九一八”等情形，難以儘舉。這些事情，知識越高的人，知道得當然越清楚，大致除了少數漢奸，及與日本人合夥偷稅之商人外，冇有一個人不憤恨日本人的。現在他們既然打敗投降，大家豈有不想藉此機會出口氣的嗎？但是有許多人都不肯做落井下石的勾當，這是我國傳統的作風，所以趁機同他們為難的都是下等人。最普遍的是乞丐，他們冇有大的能力對付日本人，隻不過想訛他幾個錢，但也冇有好的辦法，也就是訛個三元五元而已。他的辦法是夾一破碗或破盆，在要路口等待，有日本人經過，他上前一靠，把盆墜落，便說日本人擠掉了他的盆，非賠不可。有的日本人看此情形，便給五元十元了事。有的不給，他便拉住日本人不放，他不怕打不怕罵，他可以把日本人的衣服完全汙毀，結果還是非給錢不可，而且彼時日本人真也不敢打他。他這樣訛詐日本人，有許多中國人看著固然是不以為然，但日本人若真打他，則旁邊的中國人也不會看著他捱打，因此日本人也隻好給幾個錢完事。這種辦法，北平幾百年來已有之，俗名叫作“碰瓷兒”，“瓷”也寫作“詞”，意思是端著一個破瓷碗，在人群中走，看到一個老實容易欺負的，就和他一碰，瓷碗落地當然要破，就得賠錢，所以名曰“碰瓷兒”。亦有人說，因為一碰，他便可藉詞，所以曰“碰詞”。總而言之是北平一個慣技，這次被乞丐利用上了。諸君或者以為這是一種小事，但彼時日本人確很頭痛，因為北平乞丐向來就多，又經日本人八年的工夫，製造的又多了若乾倍，大家都是用這個法子，每人每日用不止一兩次，簡直是鬨得日本人不敢出門，後來都到了中央指定集中的地方，纔算完事。我在衚衕中街上，看到過不知有多少次，看著兩邊都很可憐。一是日本人，從前何等凶橫，一世之雄也，如今卻受乞丐的欺侮；二是乞丐在此機會中，冇有本領多弄幾個錢，費半天氣力，隻不過得幾塊錢，還得賠上一個破盆，整齊的他捨不得毀，不要看破的一文錢不值，倘想每天尋覓幾個也不是容易的事，倘預先多學一點本領，此時也可多鬨幾文。一次我把家中幾個破盆破碗，給了兩個乞丐，他們高興極了，謝了又謝。但是我囑咐他們，你們得日本人幾個錢也很好，但不許在我門口左近，最好是我看不見的地方，你們得錢我高興，但這樣事情，我可極不愛看。到如今想起來，我的心思，仍在矛盾的。
其次就是吸白麪打嗎啡之徒，這種也很普遍。他們所訛詐的物件，多是高麗人，當然日本人也不少，大致都是賣白麪開小押的人。所謂開小押者，北平數百年來早已有之，當鋪是奉官家命令辦的，須受政府的取締，有許多物件他不收，比如說一雙舊鞋，幾箇舊飯碗，或隨便坐的小木凳等一切，他都不收；這種種都得往小押之家去算錢，他幾乎是什麼都要，這種小押，雖是私人所開，但與地麵官人差役都有勾手，大致總是些光棍土豪。日本人到北平，業此者也都是下等人或高麗人，凡開此者都賣針藥嗎啡等，有許多有嗎啡癮之人當然極窮，偷了東西來賣或押給他換取白麪過癮。開小押之人固然不管法律，而打嗎啡之人，更是無法無天。日本投降之後，這班嗎啡客，因平常受小押之剝削，如賣押物時，估價之低，已經使這些人怒而無法，到這個時候，可就都來出氣來了，大多數的小押店都被搶一空，且有毆打情事。其實這正是他們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再次就是打鼓的，這種人之恨日本人，也有原因。按打鼓的這一行，在北平人人知道的，但北平以外的人，則知者甚少。他是每天擔著兩個筐，到各衚衕中去買貨，外麵買的是各家之廢物或無用之物，骨子裡買的多是黑貨，多半是本家敗類子弟或下人偷出者，而且他們都各有道路。比方這幾個衚衕歸這幫，那幾個衚衕歸那一幫，不能越界來買，所以他們可壟斷居奇，合夥把持。住戶賣東西，倘頭一兩位打鼓的給的價，你不賣，則再來者之給價，絕對不會高於前兩個，所以忍著頭疼也得賣。北平住戶所有的黑貨，都得賣給打鼓的。後來日本到北平，開了許多小押，專收買這樣的東西，把打鼓的生意都給奪了，打鼓的焉有不恨之理。日本投降，所有日本人之物器，都不能帶走，隻好出賣，買此者都係打鼓之人，最初對於價值，還隻是商酌爭論，後來打鼓人則頗凶橫，類似“就給這些錢而且非賣不可”等這些話都很多，並說：“你們這東西都是搶的我們中國人的，你們就應還我們，還要賣錢？本應該拿著走，給你們一文錢也不少，你們還會不答應！”這些話日本人聽了當然很有氣，因此動武的事情也很多，結果打鼓的人多，把日本人給打了之後，還把物器搶走若乾，而日本人也無處控告，隻好忍氣吞聲。因此當時打鼓的人得的便宜很多，都很賺錢，有許多人原非打鼓者，也打起鼓來了。也有些人來找我，請我出本錢，並說一元錢買了來，可以賣十元，而且幾天就可以賣出去，“這是多高的利錢”！又說我已經被他們欺負了七八年的工夫還不趁此報報仇，倘我若肯出名去買，再少幾個錢，日本人也不敢抵抗，幾天的工夫，就可以賺幾千元幾萬元。我問：“怎能賺許多呢？”他們說：“專靠住戶冇有這些東西，他們所有的買賣商號其中的貨物都不能帶走，都得賣出來，我們能買到三兩家之貨，便可賺許多。”當時談的話很多，他們主意也很多。我所以問他們許多話者，也就是為的知道他們心理如何。
說完之後，我對他們說：“你們的心思不過是趁此機會賺幾個錢，這很好，我很讚成，不過你們得快辦，這不過幾天的工夫，等他們一集中，他們就不能賣了，你們也不能買了。至於我個人，當然很想報仇，但報仇的辦法，至少要殺他們幾個高階軍官，可是我冇有這個力量，也冇有這種權勢，可以說是不能如願的；若說賺個幾千塊錢就算報了仇，那未免離題太遠。我在家中悶了八年，手中焉能有錢，這個生意我固然不想做，你們諸位趕緊到彆處去設法，彆耽擱了發財要緊。”說完大家一笑而散。類似這樣的小麻煩還很多，雖然麻煩，後來一想也頗有趣。
日本占據北平時，留在北平的人前來看我的也很多，但分兩種：一是舊日好友熟人，都來安慰。大家的說法，卻不一致。有的人說，日本這樣可惡，非設法報仇不可。有的人說我向來於政治無關，必是有本國人傾陷，探聽出是何人來，非治他罪不可。有的說，他們早打聽過，逮捕我並非要治罪，隻是想我同日本人合作。種種談論很多，且有人想出力代為探詢傾陷我者，其意思固然可感，但都婉言謝之；二是幫助日本做事之人，這般人可笑，亦複可憐。在日本剛進北平時，他們是很露高興之色，因為他們平常即與日本人有來往，有聯絡，都以為這是他們得手抓權的機會來了，紛相告語，有許多人約我合作，或請我暗中幫忙，那種得意忘形的情形，實在令人髮指。到現在固然有許多人藏躲不見，而又來的卻也不少，大致是當過日本紅差使的人都不見了，凡又來的，都是差使較低，或是從前與我來往較多之人。一進門都帶倉皇之色，他們的來意，大致與日本人一樣，都是求我幫助他們，且有的人說，在日本時代，他們暗中都替我說過好話，這可以算是無聊到家了。但他們正在不得意的時候，我也不願搶白他們，我說：“以往的話不必說，我可以幫你們忙的地方，我一定幫忙，不過我對你們說，我們政府是寬大的，為首的漢奸，自然不能容恕，你們這些中下級的人員，是問不著的，隻管放心不必害怕。”乃有較為更無聊之人，則說：“我們不過是求碗飯吃，謀個生活，何以說是漢奸呢？”我說：“這話不要說，你們認為從前是錯了，以後做事為人，或者還可以另有一番斟酌，‘四書’中的‘過’字，不是很壞的字眼，可是過而不改，那就不可問了。你說怎能算漢奸，我問你們日本是不是侵略我們？是不是想滅了我們？一個侵略我們毀滅我們的國家，你們跟他合作，而且幫助他們，請問這樣的人，不叫作漢奸叫作什麼呢？你們說是謀生活，不錯，為謀生活的人當然很多，但不給日本做事，自己也可以生活的人有冇有呢？你們自己知道。而且有許多人，不但想謀高升，而且總要找機會，在日本人前獻殷勤買好。更有人找機會出風頭，類似這些情形，這就不隻是為謀生活了。”類似以上的種種事情，每日總有一兩批，真可以算是麻煩至極。在彼時我是已經身安心靜，而他們正在多所畏懼、多所顧慮的時候，我又何必說他們的閒話呢？其實這樣的人，心目中既無道德，又無是非，連自己的行為都不知檢點，迨國家容恕了他們，他們還以謀生活為藉口；就是真正是簡單地為謀生活，也似可不必藉以文過，提起來實在令人浩歎。
由中央到北平的朋友，來得就更多了。如老友張溥泉及張道藩兄諸君，都枉過慰問。我說：“中國之受災難者，不曉得有幾千萬，傷亡者是不必說了，就是未亡未傷者，哪一個不比我受罪受害較重？我在家中雖然八年之久，但毫未受罪，隻是不能行動，而看點書寫點東西，於精神亦毫無損傷，實在值不得諸公慰問。再有一層，我固然說不到有學問，但按知識二字說，雖不夠高明，在全國國民中，也可以算是中等以上，總之國民的知識，比我強的人，大致到不了一半，不及我的總在一半以上，當國家有這樣嚴重的國難之時，我這種程度的人，總應該替國家出點力量，方不負國家的栽培，家庭的教育。八年的工夫，我對國家或人民，是絲毫的幫助也冇有，我自己正深慚愧，而乃勞諸君慰問，豈不羞死？”也有人說我不肯降日本，不與日本人合作，就令人欽佩。我說：“這更笑話了，不投降敵人，不與敵人合作，乃是自己分內之事，應做的事情，有何可欽佩之處？若說一個人做了自己應該做事情便可欽佩，那世界上的事情就欽佩不過來了。”又有人說我可以媲美於孟之反不伐。我也笑了，說：“那更比不了，孟之反雖然是逃回去，但仍整理政治，重整軍馬，與敵人一戰，我這個無聲無臭、毫無作為地等候中央勝利的到來，實在無的可‘伐’，又焉能說到‘不伐’二字呢？”以上乃與朋友閒談的話，自然也有些笑談的性質，但確都是實情，實在是乏善可述。
最麻煩的是報界的友人來看，多想使我給寫點稿子，我本最懶於寫這種文字，而且不長於寫；他們說我從前在報紙及雜誌中，都很寫過，何以說不能寫呢？我說：“不錯，從前確寫過一些，但雖經友人催索，十幾年的工夫，也不過寫過短文一百餘篇，後來湊到一起出了版，名曰《京劇之變遷》，其實這不過是仿滬上報中的情形，述說梨園故事而已，於真正研究國劇實冇什麼重要關係。有許多人以為這就是研究戲劇，其實這隻可以說梨園演戲的小故事，充其量可以說是小掌故，若說它就是研究戲，則隔膜太遠。”友人說：“不管它於研究國劇有關無關，總之國人多愛聽述說舊事。”我說：“這話自然不錯，但現在也無可寫的了，我從前所寫，都是關於從前老名角特彆技術的點點滴滴。彼時寫此，有許多人或者見過那些老名角，就是冇有見過，而知道那些名姓的還很多，所以寫出來，許多人看著有趣。如今的人對於那些名角，連姓名都不知道了，就是寫出來，大家看著也就不會感興趣了。”友人說：“你可以寫現在的好角。”我笑了一笑說：“現在的角是無可寫的了。”友人說：“你太小看現在角兒了。”我說：“這並非我鄙視他們，如今青年的角色，我認識的還不少，就是不認識本人，倘是戲界的子弟，則他們的祖和父，大致我也都認識，且大部分是好朋友，而且我得他們的益處也很多，我又何必鄙視他們的子弟呢？倘我能唱能登台，我說他們閒話，好顯著我好，如此則說他們閒話，還算有所為；而我既不能唱，又不能登台，更非仗此吃飯，我說他們閒話，於我有什麼益處，而且損處極大。我若說他們好，他們對於我當然有好感的，這等於互相標榜，我又何樂不為呢？我若說他們壞，他們當然也要說我壞話，我又何必如此呢？但我是專從藝術著眼，並非對何人有所褒貶。不信請舉一件極小的事情來談談。比方《問樵鬨府》一戲，問樵一場，範仲禹丟失妻兒，急要尋找，踉蹌前行，致把鞋子落於頭上，此身段乃老名宿王九齡所創，因其有幼工，故能如此。後譚鑫培演此，完全效法九齡，而做得也非常利落美觀，兩人做此身段，都絕對不用手，隻一抬腿，鞋即落於頭上。後來所有學譚之角，演此戲時也都有此身段，但都是用手幫忙，自餘叔岩、王又宸便是如此，後來者更無論矣。按這樣身段，並不是非有不可，有它可以算是給本戲添精彩，最少也可以說是添花頭，但冇有它也不能算是缺點。不過有一層，倘若想做此身段，則非多用功不可。由足踢高，把鞋落於頂上，方能點出踉蹌急促的情形來。若用手幫忙，則毫無道理了，不但不合理，而且也不美觀。可是若想用足把鞋踢落於頂上，那非腿上有功夫不可，至少也得幾個月的練習，而乃須腿有幼工，否則一年兩年也不見得練得好，而如今的角，冇有肯下這種功夫的。總而言之，是從前的角，都想用些長久的功夫，在戲中特彆添點精彩，以便吸引觀眾。
如今是都不肯特彆下苦功，隻學得老角一點皮毛，便得意自豪，如此則哪能有高深的造詣，特彆的技術呢？所以就是寫也無可寫的。”友人說：“這件事情不寫，可以寫點彆的事情。”我說：“自中央人員到此，每日人來人往，又不斷出門看友，真是冇有興趣寫東西。”友人說：“如此把舊日寫的東西拿出來登登報也好。”不得已隻好把七八年來所寫者交給他們去登。這一位持去，那一位也來要，彼時北平各報差不多都有我的稿，尤其是天津《益世報》登得更多，這一來不要緊，可給我出了廣告了。因為我所寫關於戲劇的幾種，冇有往外拿，所見於報者，都是關於北平的故事，如《故都瑣述》《北平土話》《北京零食》《三百六十行》，以及《小說勾陳》等。我自光緒庚子以後，出了書房門，對於書本中的學問，就算是冇有實在用苦功夫研究過，但對於家庭社會中的文化、風俗、習慣、人情，以至婚喪、慶弔、酬應、來往、買賣、工藝、技術、娛樂、遊藝、飲食、遊逛等，我都極感興趣，極願研究。倘有一種情形，不能明瞭，則必想各種方法去研究它，因此我知道的零碎事情特彆多。因為研究無論任何學問也不能離開社會的實在情形，倘若不管真的實事，而隻知研究書本的記載，那總是近於空虛的學問，所以我對此特彆注意。但我這種工作，外邊知道的人並不多，隻有些好友稍知，如朱桂辛、袁守和諸君便常以此誇獎我，而外人並不知道，因這一登報，可以說是給我登了廣告，知道的人可就多了，都說我知道的北平掌故最多。其實這不過是零碎事情，夠不上是掌故，不過由小的事情可以得到重要的理論，也可以說是由細微的情形可以發現有關曆史的學問。這種例子很多，不過人多不注意，現在把我所感覺的事情談一件。
我因為研究北平的零食及各級飯館子的菜品，而得到下邊的一種思想，也可以說是理論。西洋的筵席，基本原料是牛羊豬雞等物，多少年來，可以說是冇有重大的變化，至於烹飪法，則當然另有進步。中國則不然，在周朝時，牛羊豬兔狗雞等是極平常而離不開的原料，兩漢到唐朝，就有了很大的變化，似乎是側重豬雞等物了，此在正史中不容易考究，然從《玉芝堂談薈》《酉陽雜俎》等書中，往往可以看得出來。宋朝以後差不多是專在豬身上想法子，元朝又兼用牛羊，此在《飲膳正要》一書中，可以稍稍看出。到明清兩朝，差不多牛羊肉就不能上席了，我收藏有明朝的兩張半飯館中的選單，其中都冇有牛羊肉。按這兩張選單，固不足為憑，但散見於各種筆記中的這種情形，也恒看到。到清朝後半季，則鄉間之席，可以說純是重用豬肉，尤其北方更是如此。比方河北省鄉間之席，是一碗條子肉、一碗方塊肉（亦名東坡塊），一碗肘子（蹄子）、一碗拆骨肉、一碗雜碎、一碗豬肉丸子，或加一碗雞、一碗魚，幾乎都是豬肉。大城池中之席，中等席仍以豬肉為主，高等席則以雞鴨魚及豬腹內之心肝肚腰等物為主要品了，雖然也仍用豬肉，則整用者至少，大多數是細切或剁碎，炒絲炒片，或做丸子等。如燉肘子、東坡塊等雖亦恒見，但都非重要菜品。以上乃說的席間菜品之本質，至於山珍海味的特彆品，那是踵事增華，特彆要好，特彆的花頭，類如南方之鱔魚席，北方之全羊席、全豬席（西四牌樓南之砂鍋居，即專做此種）等，那是特彆又特彆了。
以上所說之由重用牛羊豬，進而為重用豬，又進而為重腹內各物，在這種過程情形中，可以有三種的感想或研究。
一是原料的關係。這與國家疆域變化有關。所謂周朝重用牛羊者，因唐虞三代發達都在山西、陝西一帶。西北地帶，雖非寒帶，但山多宜於牧畜，所以彼時重用牛羊。兩漢時代及以後，漸漸重用豬雞等物，此已是家畜，大概彼時內地開發已廣，荒地少，時農田多，牧畜便減少，家畜便發達；西北一帶，雖仍是遊牧之地，但匈奴已強，則其地所產之牛羊，便不易來到內地，此所以席間牛羊漸少，豬肉漸多也。在唐宋幾百年中，牛羊亦微，而海味漸漸地大風行起來，此蓋係朝廷對北方力弱，而漁業比從前發達了許多，所以食品也多往海產中追求。元朝來於蒙古，當然又重牛羊，乳酪氣味，普遍了北幾省。明朝後牛羊肉亦未十分發達，其實清朝勢力遠及蒙古，由彼來牛羊極易，之所以不十分暢銷者，也有原因：古時所食者，都是山野的牧牛，俗名菜牛；兩漢之後，牧牛漸少，耕地之牛漸多，所食者多係耕牛，大家遂說，牛之一物，拉車耕地，給人類賣一輩子力氣，結果還落一個宰而食之，以為太忍，於是便有不食耕牛的說法。其實蒙古之牛，何嘗能耕能運呢？但因為不食耕牛的說法盛行，於是牧牛吃得也就少了，尤其羊肉不適於熱帶，所以南方吃得很少，而北方亦止秋後食之，到初春吃得就很少了。周朝及以前，建都在山陝及河南北部，較為寒冷，故食羊肉較多，以上乃原料變化的由來。
二是割烹的關係。西洋到現在仍是隻講烹而不講割，中國古來便是割烹並重，不過古代割也很簡單，如“割不正不食”等記載，隻是割得正當與否耳。兩漢以後的切法已有進步。唐朝《酉陽雜俎》一書中，已有“蟬翼切”等名詞，則其薄可知。因為地麵開發，牧畜業日微，全靠家畜，則當然不夠吃，對於肉類不能不節儉用食，於是乃創出細切的辦法，以配合各種菜蔬使用。因為細切，又創出炒、爆、炮、涮等速成的做法來，其原意大致就是因為儉省肉類，而這種種速成的做法，可以說是又省原料又好吃，至今世界為中國獨有之菜品。
三是衛生的關係。周朝時代，食各種獸類，似乎是隻重用其肉，對於腹內各臟，是不講吃的。西洋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尚是如此，近三十幾年以來才加重視，從前幾乎是廢物。我國則千餘年來就重用它了，尤其肝、肚、腰子、大腸等更為重要，再細者則為雞鴨腹內之物，再細則為魚類腹中之物，類如魚肚、魚骨等也是大館子恒見之菜。中國人早就說，肚肝等之滋養料比牛羊肉多，吾國從前化學不發達，這種理論當然指不出確實的證據來。近來據西洋人化解，已知道這都是於人營養極好的物品了。吾國對於雞鴨魚等腹中之物，雖早已極有研究，但牛腹中之物，則至今尚不重視，按牛肉滋養料多，則腹中之物滋養料亦不會少，然這些東西，到目下仍是在街頭上賣的，大飯館中尚不見，可以說仍都是下等食品，闊人都不吃。這大概是因為兩漢以後，不容易吃到牛肉，對於牛肉的吃法，冇有許多研究的機會，所以至今牛肉的吃法還很簡單，則對它腹內的物品，就更不肯研究了，因為千八百年的時期吃得很少，口味已失掉了習慣，後來簡單地就不大愛吃，於是更冇有人研究了。所以至今牛腹中之物，在北平仍是街頭小販的下等食品。
以上說的這些話，證據似乎不夠充足，理由也似乎不夠圓滿，我從前有搜尋的這種材料，但不在手下，無法填補利用。再唐宋以來各種筆記中，亦常有關於這些事情的記載，但手下無書，記憶力又不夠，亦不能引用，隻好就這樣大略隨便說說。按此事諸君或者笑我胡說，也或者說我隨便瞎扯，不錯可以說是胡說，也可以說是瞎扯，但這確是一種理想。世界上的事情，有理想然後有研究，有研究然後就可成為實事。我是因為在北平多年，看到許多物品在街頭揹筐挑擔賣食品的小販處買得到，而飯館中則無有；也有許多飯館中有，而小販擔中卻冇有的，所以我才研究此事，知道國民的食品，是與政治國勢有極大關係的，若再能詳細調查，再由書本中街頭上找證據，則未嘗不是一種學說，此事容另詳之，茲不多贅了。
最後是由中央到的一般新舊朋友，慫恿我把國劇學會還辦起來，把所有物品也再陳列出來。這自然是我極想做的事情，但我既冇有地方又冇有錢，怎能辦得到呢？“七七事變”之前，我用的那一所房子異常寬大，在西城絨線衚衕路北，共有大房間三十餘間，然陳列已滿，尚有許多物品不能陳出。日本軍進城，被他們占據，日本投降之後，又被某機關使用，用了很大力量，也冇有要回來，再找這樣一所房子，實不容易。有人建議，演義務戲籌款。又有人說，我雖與戲界人都相熟，但籌款不能完全靠戲劇界，因為既想籌款，則票價須高，仍須觀眾幫忙，若戲價隻賣物之所值，則餘款太少，若想籌款，自然就須增高票價，若銷票聽其自然，則未必能賣好，這必須組織一個推行委員會，以便分力推銷。又有人說，組織委員會也不可勉強，最好是先把國劇陳列館中之物品陳列出來，請大家看看，方能引人之興趣。陳列固不難，但房子則不易覓，且東西太多，若陳列出來，就得陳列一個相當的時期，長久固好，最短也得有半年，否則太費事值不得，於是就有許多朋友幫助找房。出力最多者有陳紀瀅、梁實秋、王向辰、袁守和、張伯謹、許惠東、沈兼士、胡伯翰諸兄，故宮博物院諸君也很幫忙。由袁守和君建議，借景山之觀德殿陳列，地方是極好，但此在故宮博物院範圍之內，這些東西送進去是很容易，倘有時須往外取時，則手續相當麻煩，乃改借前清之堂子。堂子者，乃前清祭祀遠祖之所，原來在禦河橋之東邊，規模極大，凡有大典，如出征祭大纛旗及凱旋獻俘等，都由皇帝親身致祭，王公陪祭，禮極隆重；光緒庚子，被意大利占用，此處原為一小宮殿，不得已將就用之，所以很小，正殿不過十間，本不夠國劇學會各物之陳列，但房不易覓，隻好將就用之，然能得此房已很不容易了。冇有想到，陳列出來之後，雖然未儘陳列，而且地方不夠，雖陳列出之品亦不能按科學方法，分類界限清楚，更無暇每件做一說明（從前陳列時，每類每件，都各有一說明牌，經此變亂，都遺失了），雖如此將就，觀者亦頗感興趣，都以為得未曾有，蓋這種文獻之物器，大多數都是不容易見到的，尤其是文獻，恐怕全中國，也就是隻有這一份，所以大家都覺新奇而感興味。
因此遂提起了大家的精神，都說一定得籌款設法維持。籌款的方法，隻有演戲最為合宜，而且省事，用什麼名義呢？王君向辰說，南京國立編譯館，改正許多劇本，總冇有人演，此時可否找人排演幾齣？我說大概可以辦到，但這種性質的事情，似乎須找老角。大家問為什麼非老角不可呢？我說不是非老角不可，但老角有種種的優點：
一是老角久未演戲，或不常演者，偶爾一演，其號召力當然比青年角色大得多。
二是戲詞雖經編譯館酌改，但經青年角演出來，不見得能得到戲界及觀眾的重視，若經老角一演，則必為大多數人所注意，則於已改之本或將來再改之本，均有極大的助力及影響。
三是青年角色大多數都是一齣戲，隻會唱一種詞，如此你使他驟然改唸詞句，是較為難。老角則會的種類較多，一齣戲往往會兩三種詞。比方隨便說一句，《長阪坡》糜夫人跑箭一場後見趙雲之詞，就有三種之多，有的唱人辰轍，有的唱幺條轍。這種地方，旦角得聽武生的，因為武生先唱，他用什麼轍，旦角就得跟著唱什麼轍，所以有時唱“大將無馬怎能行”，有時唱“大將無馬怎能逃”等這種情形很多。這還隻是說同彆人合唱，有時自己唱，其詞句也不一樣，老角會的多，聽見說過的也多，他改唸詞句，不但不甚難，且也不覺得新奇，倘使青年角色改唸詞句，他便以為是很大的事情。因為自初學唱，就是這一套詞，永未改過，所以讓他改，是較難的，甚至他不肯改，也是平常事體。老角對此，則看法較活動得多。
大家很以我這話為然，於是決定先與各老名角接洽接洽，好在老名角我都認識。冇想到，開首一訪問，使我大大地吃了一驚，而且感歎了許久，為什麼這個樣子呢？原來這八年的工夫，去世的老角很多，這大概是生活不能如意，精神大受損害的關係，簡直地說，除尚和玉一人外，冇有比我年長的了，最老者也都比我小一兩歲，其餘就更不用提了。回頭一想，從前的老角，如楊小樓、王又宸、曹心泉、吳彩霞、俞振庭、餘玉琴、閻嵐秋（九陣風）、慈瑞泉、馮蕙林、程繼仙、時慧寶、餘叔岩、範寶亭、錢金福、張彩林、郭春山、孫怡雲等這些老朋友，從前有的往往遇到，有的天天對談，是何等有味，如今一問，都去世了，真真是“訪舊半為鬼，安得不驚呼”呢？本來想都找老角，但人太少了，隻好找年輕一點的，除尚和玉外，如蕭長華、馬德成二人算是最老的了，蕭長華比我小一歲，馬德成比我小兩歲，其餘譚小培、王瑤卿、王鳳卿，還可以算是前清的名角，若貫大元、侯喜瑞，隻可以算是清末民初的名角了，然年最少者也已五十多歲，也隻好得算老角了。約他們幾位來，同他們一商議，他們說，我們都是幾十年的交情，又是為國劇學會籌款，一切都好辦，隻是光演舊戲，恐怕不夠看，不能滿觀眾之意。尤其是尚和玉先生說得更好，他說：“現在國家勝利，一切維新，我們也得有出新戲演演，纔算夠勁。”蕭長華同他開玩笑說：“你這是最老的角，偏要演新的戲。”說得大家大樂。陳君紀瀅說：“正好有南京國立編譯館修改的劇本，請你們諸位演演，不過得現念新詞，恐怕難一點。”尚和玉問：“改的多少？”王向辰說：“改的不多，不過略事修正而已。”尚和玉說：“那不難，有兩天的工夫就夠了。”我說：“我曾說過，老角倒往往不怕改詞句。”尚和玉說：“那是不錯的，下像他們年輕的人，隻會一種詞句，老一輩的角唱《空城計》，哪一位不是會兩三種詞句呢？如今的角，都是隻會一種，差一個字，他就以為不對，因為他們學得太少，所以纔有此現象。說起這話來，在北平唱戲是最便宜的，大家都在一處，所唱所念，都差不了許多。若在鄉間唱戲，就不是這樣子了。這個班離那一個班，至少也有幾十裡路，這個師傅離那個師傅，相離或至幾百裡路，誰跟誰學的也不一樣，不論搭哪一個班，也得與各角對戲，否則在台上非碰不可。北平雖也有對戲這個名詞，但不過是大略說一說，因為大家學的都差不了多少，所以在京外演過戲的人，心思都活動。譚老闆唱的詞句就往往不同，有一齣戲，我聽過他三次，一次一個樣，這固然是他特彆的天才，但他二十歲時，他同劉景然、李順亭等，在京東一帶演過兩年多的工夫，於他也未嘗冇有幫助。”大家見和玉說得這樣有趣，於是也都高興，商量演何戲，在編譯館改正的戲中，找了兩出，又特彆改良了一出，定規共演四出，先規定了《蘆花蕩》《翠屏山》《夜奔》。戲界諸君便又說，光是這樣的戲，怕不能饜觀眾之望。第一，隻是我們這些老古董，老是夠老的了，但是不能叫座，必須找一兩位年輕的，且須旦角纔好，說得大家大樂；第二，光這舊戲，雖經改過，也不夠新鮮，要想保險，還得有一出新戲。大家說，現編是來不及了，問我有無編就現成之戲？我說還有兩本未演過，但一本不合此次之用，其餘一本曰《桃花扇》，倒可將就，不過也有不大合宜之處。這本戲我編時有兩種主意，一是反對借外力來侵略中國，如清兵之下江南；二是描寫當時之政局之**，如馬士英、阮大铖等，所以使李香君把他們大罵一頓，這恐怕有譏諷現政府之嫌。再者聽說已經有人編了一出《桃花扇》，倘我們演時，恐怕有同他打對台的嫌疑。大家說這三個問題，都冇什麼關係。第一項的借外力侵略中國，正合目下情勢。第二項的官員**，現在雖然不是這個樣子，但這樣的官員仍然不少，演出來使眾官知所警惕，藉以自省也好。再者不能說現在冇有壞的官，就不能演壞官員的戲了嗎？至於彆人也要演《桃花扇》一層，更冇有關係，本子不一樣，演的時間不一樣，有什麼妨害呢？於是便規定了演此戲。此戲主要的角色，當然是李香君，因稍微年長之角，念新本子太慢，且彆的戲忙，不克演此，遂選定了楊榮環。為什麼演這四齣戲呢，都有些理由。第一，前三出都經國立編譯館改正過，《桃花扇》也經國立編譯館轉呈教育部審定過；第二是這四齣戲，都各有它的特彆優點；第三是前三齣戲，都是各該角的拿手戲。茲在下邊大略談談各劇的優點。
《蘆花蕩》為《西川圖》中之一折，乃歌舞並重之戲，不但所有身段都與詞句呼應，而美觀之外，尤饒瀟灑滑稽之致，出場起霸，花樣繁多，與他劇不同，從前特名之曰“蘆花霸”。
《翠屏山》一戲，為觀眾所皆知，似乎不必介紹，但此劇的構造及演法，實為舊劇之代表作，不可不略加說明。按《翠屏山》，乃明朝人一部傳奇之總名，清初翻成梆子腔，演來比傳奇緊張，常演得吵家一場，由傳奇中之《反誑》及《交賬》兩折翻來，比傳奇緊湊精神。而楊雄遇石秀一段，尤為精彩絕倫。按此段為楊雄剛出家門，欲往外走，忽聞石秀咳嗽聲，楊心中自忖：“這是石秀的聲音，他對我妻室如此無禮，本應與他翻臉絕交。但因多日交情，且立此地，不理睬他，看他有何舉動，或有何話說，再作道理。”遂背立，佯為不理。石秀見楊不理，心想：“楊雄與我至交，平日甚相親愛，今日如何這般情形，其中必有緣故，但他是兄長，我應當先上前去招呼纔是。”於是上前一揖曰：“楊仁兄起床來了！”楊雄此時想：“我雖然想不理他，但他向我施禮，也不好不予招呼。”但仍不願直接答禮，乃望空念出一句成語：“貧賤之子不壓富。”石秀一聞此言，心中自忖：“他為何不直接理我，而念起則兒來？”（念則兒為北京土語，又作嘴兒。）於是亦答以“背地聽妻反談吾”。楊又念“沙灘無魚怎落網”，石又念“男子須稱大丈夫”。楊問：“哪一個是大丈夫？”石雲：“俺便是大丈夫。”楊雲：“近前來講話。”於是啐石三口而去。石秀憤極，乃曰：“我與他朋友相交，就是這樣地待我？”又一想：“看此情形，我須趕上前去，分辯幾句。”及至趕了幾步，見他已去遠，又自忖道：他既已去遠，何必再趕，而且看此情形，辯亦無益。於是幡然改計，但仍持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的態度，隻好自言自語：“不免清算賬目早離他家。”乃持賬簿，進二門與潘巧雲相遇。以上情節，雖是極短的時間，但情節則相當複雜，請閉目一思，編劇時須用多少話白，方能全盤寫出，而他編這齣戲，隻用了六七句話，將二人的心事及各種情節，完全烘托出來。他所以能如此者，全賴有背供、神氣、身段、舞式四種功用，遂使演者輕鬆而美觀，觀者明瞭愉快，這種場子，在舊劇中亦不多見。
《夜奔》係《寶劍記》中之一折，本為歌舞並重之戲。所有舞的姿勢，除與詞句音樂配合外，都極優美，可以說是安排儘善之劇，可惜各角所演，失傳之處甚多，例如楊小樓之身段，就有許多不對的地方，其實他是張淇林所授。淇林之身段，都很講究，教與小樓自不會錯，不過因小樓年歲之高，力不充足，所有費力之處，都不易做到，不得不設法通融辦理，所有身段，遂大走樣，不合理之處，就很多了。吾鄉之昆弋腔班，當年老角之演法，都是由北京傳去，而且尚無大變更。一切扮相穿戴，都仍是舊譜，所以特演此戲。再此次特演兩出北曲者（《夜奔》與《蘆花蕩》），因其為國劇中存留最早的腔調，且極多精美的舞式，若南曲則較此相差尚遠。又有人謂本會以皮黃為國劇，實屬誤解太甚，本會之所謂國劇，乃國內所產生之戲劇，一切中國之戲劇，均包括在內，如弋腔、崑腔、秦腔、梆子腔，川腔、滇腔、皮黃，粵劇，以至越劇、蹦蹦等都不能例外，如有好劇本，好演法，無不儘力提倡。
《桃花扇》傳奇，共為四十出。此次翻成皮黃，隻摘取四出，即由《媚座》《守樓》《寄扇》《罵筵》諸折改編而成，宗旨是借鑒往事，警惕來者，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按抵抗侵略，固屬重要，而斬除貪汙，清明政治，實為強國之根本。然究止官邪，不得專賴政府，貪汙枉法，亦非專指官吏。凡我國民，應群策群力，儘量協助政府，消滅暴力，掃儘貪汙，排除一切建國之障礙，則是此劇的微旨。如李香君以一妓女，而對馬、阮大僚毫不懼怯，侃侃而談，激怒對罵，不顧生死，此種精神，如果能發揚光大，奸邪小人、貪官汙吏何愁不除？國家社會，何愁不安邪？
組織就緒以後，在銀行公會演了兩天，華樂戲團演了三天，居然天天滿座，而且大受歡迎。所以受歡迎者有兩種原因：一是前三出都是經國立編譯館改正過，有許多人要看改過的本子如何，而且尚和玉、馬德成二君，都是七十歲以上，尤其尚君特允唱開場戲，大家更以為新奇；二是《桃花扇》之劇本，在我初編的時候，是針對彼時之**政治而言，冇想到日本投降以後，由中央來的官長，能使民眾滿意的，實不多見，觀眾以為劇中李香君罵馬士英、阮大铖的詞句，就是罵接收的高階人員，所以聽著特彆起勁，且特彆興奮。咳，我實在冇有想到此戲得到了這樣一個結果。
演全了戲，每角都送了幾個錢，又請他們吃了一回飯，藉以長談。我當然對他們客氣幾句，謝謝他們。冇容我的話說完，尚君和玉就說：“齊先生什麼客氣話也不必說了。我們幾人這回演戲，就算是名利雙收。第一，我們兩個人都是許久未曾登台，馬老闆（德成）固然是二十年不常演了，我也是十幾年未唱過，不經您這一提倡，誰還知道我們啊？第二，每人又給這許多錢，可不是名利雙收嗎？”馬君德成，為黃月山的入室弟子。在光緒年間，北京武生分三派，一是俞菊笙兼唱花臉，如《拿高登》《金錢豹》等；二是黃月山，兼演老頭兒戲，如《獨木關》等；三是李春來，專演短打的戲。黃月山外號黃胖，得意弟子首推李吉瑞，次則為馬德成。他吃著飯，歎了一口氣說：“曲不離口，技不離手，如今二十多年不登台，所有身段都退化了。”我說：“有幼工還可將就，倘無幼工則一時不練，便要退化。”尚君同我玩笑，向我：“您有什麼幼工？”他不過是隨便問問，我說：“敝村有花拳門，能者極多，我雖未正式學過，但自幼常看，也會個幾手。”他說：“花拳講究打飛腳，您還能打嗎？”我一字未回答，站起來就來了一個，他們都非常驚訝。蕭長華說：“冇想到您有這套本領，您這個飛腳打得還是很高，要早知道，早請您到富連成當教師去了。”我說：“光會打一個飛腳，也不夠教師的資格呀。”尚君說：“如今什麼也不會，就想當教師的人多得很呢！”蕭君說：“聖人說誨人不倦嗎，把人都毀了完事。”時陳君紀瀅、梁君實秋、王君向辰諸君都在座，他們也冇有想到我能打一飛腳。尚和玉興致來了，也打了一個。蕭君說：“你看你這個飛腳不及齊先生打得高，然而你的身份，已夠教師的師父了，那齊先生有什麼不可以當教師的呢？”大家談了幾個鐘頭，真可以說是儘歡而散，臨走時還特彆說，以後國劇學會有何事情須用他們，隻管告訴他們，隨喚隨到，絕對冇有問題，這也很可以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