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是說，已被認識了的事物，不要藏在心裏，要把它拋在一邊，否則就會影響對新事物的認識。所謂，就是使心安靜。宋鈃、尹文認為，如君一樣，應該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心本身動搖不定，就無法觀察事物。隻有心靜才能一意專心，從而正確認識事物。認識事物，宋鈃、尹文認為應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即好像照鏡子一樣純粹客觀地反映事物。
基於這種認識，宋鈃、尹文提出了唯物主義的、論。
他們認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就是說，事物的要與相稱。他們說：正名自治，奇名自廢。名副其實的叫正確的，這種就自然被人們采用。而不符其的叫不正確的，這種就自然被人們所淘汰。宋鈃、尹文的唯物主義論，在戰國時期是比較早的。
宋鈃、尹文的認識論還提出了說。所謂，是指知識的狹隘性或侷限性。他們主張接萬物以別囿為始，即認識事物要從克服人的主觀片麵性開始。《呂氏春秋·去宥》中儲存了宋鈃、尹文的說。其中有個有趣的故事說：齊國有個人想得到金器，清早起來披上衣服就到賣金器的人那裏去，把金器從主人手裏奪了過來，當場被主人抓住，把他捆綁起來。主人問他：明明有人在這裏，你竟敢搶走金器，這是為什麽？這人迴答說：我沒有看見這兒有人，隻看見有金器。這個故事對理解很有幫助。宋鈃、尹文認為，這個齊人由於特別主觀，才如此妄為。所以，他們說：人必別囿，然後知。
宋鈃、尹文的認識論，承認人的認識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這很明顯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但是，他們認為人的認識隻是對客觀事物的消極反映，完全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它帶有機械主義的性質。
不過，宋鈃、尹文的認識論在先秦哲學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墨子重視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形成了唯物主義的經驗論，但有忽視理性認識的片麵性。宋鈃、尹文克服了墨子經驗論的片麵性，強調了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但過分強調純客觀地反映事物，無視於認識的主觀性，從而走上另一個極端，否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孟子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把宋鈃、尹文的認識論引向了唯心主義。後來，荀子繼承了宋鈃、尹文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批判了孟子的唯心主義，同時又吸取他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一麵，因而荀子的認識論就能最後達到先秦哲學史上的高水平。因此，宋鈃、尹文《管子》卷十三《心術上》。的認識論，在先秦思想發展史上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宋鈃思想中有豐富的形名內容，他也在先秦名學思想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荀子在《正名》篇中批評宋子“見侮不辱”是“用名以亂實”，“**寡”是“用實以亂名”，就是從形名的角度批駁的。
就這兩個命題而言，宋子依據名稱之間的相對性即“侮”之名非“辱”之名來論證“侮”非“辱”，所以可以見“侮”而不“辱”；又依據事物與名稱之間的相對性即存在著具體的某人“**寡”的事實來論證所有人“**寡”的普遍性。正是由於宋鈃用形名方**證自己的思想主張，才引起荀子也從形名的角度進行批駁，這是與荀子批駁“山淵平”、“殺盜非殺人”等有關形名分析的著名的名學命題的情形是相同的。形名思想及其分析論證方法在春秋戰國之際已有了相當發展，孔老墨及早期法家思想中都或多或少有形名內容，而尤以墨法兩家為豐富。從宋鈃的命題論證方式看，他無疑受到墨家形名思想的深刻影響。然而，《尹文子》所體現的尹文的思想卻幾乎找不出多少墨家痕跡。從《天下》篇可見於《尹文子》的材料分析，尹文思想表現出的是鮮明的法家精神。
尹文在“別宥”的基礎上具體地闡述了法家的社會政治思想。《尹文子》說“定此名分，則萬事不相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清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禦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在這樣名法製度明確的情況下，才會有“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的政清人和、各得其所的法治社會。《尹文子》進一步又說“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深刻闡明瞭法家社會分工思想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又說“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矣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王誅之。”主張人人都應以名法為依據，言其分所當言之理，為其分所當為之事，不追求超出分外的理論和才能，一切以是否有益於社會治理和實際事務為準則；凡無益於社會治理和實際事務的理論和才能，應雖知而不言，雖能而不為，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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