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年間，水旱連年不斷，治水成為迫切任務，唐初對治水專門機構加以整頓。在中央工部置水部郎中和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川瀆陂地之政令”。此外還製訂出水利和水運的專門立法，即《水部式》，以刑律保護河水與堤防的合理使用。李世民執法嚴，對失職官員嚴加懲處。貞觀十八年，太常卿韋挺負責水運糧食至遼東，事先沒有視察河道，致使六百餘艘糧船困河道“淺塞不能進”，故被“械送洛陽”，遭到“除名”處分。
在李世民的倡導下，各地官員紛紛行動起來，如揚州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水，又築勾城塘，溉田八一百餘頃。”滄州刺史薛大鼎，針對州內無棣河淤塞、不便通航與灌溉的情況，上疏建議開河。經批準後，經百姓的辛勤勞作終於開通了。據史載，在唐前期一百多年中，勞動人民修建的水利工程多達一百六十多項，僅貞觀年間就修築二十餘處水利工程。如在蒲田築諸泉塘、永豐塘、橫塘，國清塘等，總溉田一千二百頃，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李世民十分強調去奢省費，躬行節儉。貞觀元年，他想營建一座宮殿，材料都準備好了，但一想到秦之的教訓，就放棄了。為了勸課農桑，李世民恢複了自東晉以後被廢棄達數百年之久的藉田儀式。頒布《藉田詔》，在施行之日，盛況空前。
李世民經常派遣官吏巡視各地，勸課農桑，強調“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穀不登，恐由聯不躬親所致也。”勸課農桑的關鍵在於不違農時，十分強調“農時是要，不可暫失。”貞觀五年，曾發生過舉行禮儀與農時衝突的事件。陰陽家建議“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二月正是春忙，李世民寧願屈禮而貴農，說：“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今改用十月”。李世民的冠禮乃一國大事，他不顧陰陽家的勸說而改期，可見他對不失農時的重視。李世民喜歡狩獵，以示不忘武備，為了不妨礙農時，盡量選擇農閑時進行。據《舊唐書·太宗本紀》載，貞觀年間他七次田獵，都是選在當年的十、十一、十二月。太宗還用法律手段來保證這項措施的貫徹。《唐律》有《非法興造》條文，指出：“諸非法興造及雜搖役，十庸以上坐贓論。”《唐律疏議》卷十六規定：“修城郭，築堤防，興造人功，有所營造，依《營繕令》，計人功多少，申尚書省，聽拔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報，各計所役人庸，坐贓論減一等。”這體現了李世民防止濫用人力、與民休息的思想。
李世民除了重視農業生產以外，還重視發展商業。貞觀時期是華夏曆史上少有的不歧視商業的王朝，華夏古代社會曆來都是重農抑商，李世民卻看到了商業對於繁榮經濟的重要作用，采取了許多鼓勵政策，扶持商業發展。為發展經濟，李世民允許各族開展貿易往來。貞觀三年，塞外的漢人和少數民族紛紛前來歸附，大量少數民族和迴流的塞外流民內附，請求唐朝廷將其領地封為大唐疆域下的州縣。迴紇提出要與唐朝開通郵遞，漠北各民族主動請求開通可汗道，設定驛站，西南地區的吐蕃、南蠻，西北塞外各族，東北地區的靺鞨、室韋等族紛紛主動要求內附，擴大與唐朝的經濟往來。李世民對這些民族的請求予以支援。
突厥分裂後，西突厥首領射匱可汗在龜茲北部的三彌山建立起政權，統率著東北至阿爾泰山，西至鹹海，東至玉門關的各族百姓。西突厥的崛起，使通道受阻。勢力強大的西突厥時常進犯邊疆，當地民族百姓任其宰割，生活疾苦，中西地區的貿易通道斷絕。為開通東西商路，李世民先平定唐朝與西突厥中間的吐穀渾，再向西北進攻臣服於西突厥的高昌，最後平定西突厥，隨後將安西都護設定在龜茲。此後，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不再遭受西突厥的幹擾，西域與中原的通路重新被開啟，西域各族紛紛與唐朝通好，道路、驛站、車輛修建開來，西域商人紛紛到中原經商，中原地區的產品源源不斷的銷往西域，滿足了兩地民族的經濟需求。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還建立了專門的民族貿易管理機構等。貞觀六年，李世民將隋交市監改為互市監，用來專門掌管番國交易事宜，鼓勵地方各級官員積極開展互市貿易。長安城中開放的西市有專門針對少數民族商人交易的場所。長安城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外商人雲集於此，東西兩市各有二十二行，邸、肆鱗次櫛比，城市商賈絡繹不絕。當時世界上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在大唐。商業的發達，促進了絲綢之路的興旺。
早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淵就在繼承隋製的基礎上，著手恢複並組建了府兵製的最高領導機構和各級組織，並製訂了關於府兵的簡點、征集、訓練和自備衣糧等規定，使府兵製繼續保持了兵農結合的基本性質。李世民即位以後，麵對日趨嚴峻的邊防形勢和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又大力改進府兵製度，完善府兵最高領導機構——十六衛，選擇有實際作戰能力的將領擔任各衛大將軍、將軍和長史等職。軍隊的調動權控製在皇帝手中，遇有戰事，皇帝通過兵部命將出征，戰事結束，則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與此同時，李世民把武德年間府兵的基層組織軍府改為折衝府，並按每個折衝府所占地團範圍的大小和所領府兵數量的多少分別定為上、中、下三等。折衝府下置團、旅、隊、火等編製，從而使府兵具備了一套完整而又嚴密的組織編製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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