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七年二月，李世民命將作少監閻立本畫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等二十四功臣像置入淩煙閣，是為淩煙閣二十四功臣，魏徵位列第四。李世民望著淩煙閣的魏徵畫像思緒萬千，遂吟詩道：勁條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雲台上，空對餘形無複人。
不久之後，太子李承乾謀反案發生。侯君集參與謀反，被處死；中書侍郎杜正倫受牽連被遠貶。魏徵曾經向李世民推薦二人，說他們有宰相之才，到這時，李世民開始懷疑他結黨營私。魏徵又曾寫下自己前後的諫辭，拿給史官褚遂良看。李世民知曉此事後，愈加不滿，於是手詔取消衡山公主與魏叔玉的婚約，還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
貞觀十九年，李世民親征高麗，盡管取得勝利，卻仍因未能滅高麗而後悔。迴師之後，他慨然歎息說：“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於是召魏徵的家人到行營，賞賜、慰勞裴氏，立命馳驛以少牢之禮祭祀魏徵，並重新立起墓碑。
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閱曆豐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經國治世之才，他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耿直不阿，遇事無所屈撓，深為精勤於治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器重。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李世民麵陳諫議有五十次，呈送給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諫諍多達“數十餘萬言”。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態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總結其政治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部分：極言直諫，剖析得失。魏徵的諫諍涉及麵很廣，朝廷軍國大事的失誤自然是他上諫的主要內容。為了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他規諫李世民要與民休養生息，一改隋煬帝奢靡之風，反對營造宮室台榭和對外窮兵黷武；為了社會的安定，他規諫李世民要廢除隋的嚴刑峻法，代之以寬平的刑律；為了政治清明，他規諫李世民用人要“才行俱兼”，對官吏中的貪贓枉法之徒要嚴懲不貸。在刑賞問題上，他認為刑賞之本在於勸善懲惡，在王法麵前，“貴賤親疏”一律對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風上，他規諫李世民要兼聽廣納，認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以防止貴臣壅蔽，下情不得上達。他規諫李世民要以“亡隋為戒”，接受曆史教訓，居安思危，力戒驕奢淫逸。
對這些有關國家治亂、社稷存亡的大問題，魏徵在上諫時一向是堅持原則，據理力爭，對唐太宗的失誤批評也是尖銳的。他提倡上書言辭激切，無所顧忌。盡管李世民對魏徵的尖銳批評一時難以接受，但他畢竟認識到魏徵是忠心奉國，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因此對其進言多所採納。當然，李世民的開明政治是魏徵屢次極言直諫的重要原因，因此他迴答說：“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
魏徵對朝政失誤的批評，對貞觀政治糾謬補缺，多所裨益。李世民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礦石裏，它之所以稱貴，是由“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
偃革興文，與民休息。魏徵鑒於隋末人口流亡、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事實，力勸太宗偃革興文，實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休養生息政策，表現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
李世民即位初，曾與群臣談及教化百姓之事。李世民認為大亂之後，恐怕難以教化。魏徵則認為：“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他舉例說，猶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一樣。他還批駁大臣封德彝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的說法，認為商湯滅夏桀，周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他又進一步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李世民採納了魏徵等賢臣的建議，製定了經國治世的基本國策，對於貞觀之治有著深遠的影響。
魏徵還提出了以靜為化之本的施政方針。他認為隋朝雖然府庫充實，兵戈強盛，但由於“甲兵屢動，徭役不息”，最後雖富強而喪敗，其原因就是因為“動”。在大亂之後，百姓疲敝，人心思治，當以安靜為本，“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
魏徵以靜為本的思想，主張社會有個安定的環境，與民休養生息，以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為此，魏徵曾屢次勸諫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輕徭薄賦，佈德施惠。為了防止勞役百姓，他還勸諫李世民停止周邊諸國的入朝貢獻。貞觀二年，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也欲遣使貢獻。魏徵上諫認為此舉勞役使者途經州縣，是現在的地方所不能承擔的。李世民聽後，馬上下令追迴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還勸諫太宗停止一些規模較大的活動，以減少費用。如貞觀六年，文武百官屢次請求東封泰山，唯獨魏徵不同意。他認為盡管李世民功高德厚，國泰民安，四夷賓服，“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複，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在魏徵的規諫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數州鬧水災，李世民遂停止了東封活動。
魏徵認識到，帝王崇飾宮宇，奢侈無度的結果必然疲勞百姓。在與李世民談及此事時，曾以“亡隋為鑒”，舉其親眼所見的隋煬帝之例說明，提醒他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轍。李世民在位既久，有時忘記了儉約的作風。貞觀十一年，他東巡洛陽，住在顯仁宮，因州縣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譴責。
喜歡淵天世界就請大家收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