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苑卮言》是體現“後七子”詩文理論的重要著作，是這一流派的理論依托。麵對文壇萎靡現象，王世貞曾指出：“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而平，其色雅而麗，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無跡，故曰盛唐其則也。今之操觚者，日曉曉焉，竊元和長慶之餘似而祖述之，氣則漓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按之無力也，彼猶不自悔悟，而且高舉而闊視，曰：吾何以盛唐為哉？”這一理論與《藝苑卮言》中的文學主張一脈相承。王世貞通過這句話充分說明瞭為什麽要以盛唐為學習的標準，就是因為盛唐詩歌氣象雄渾、辭色雅麗，意蘊悠長，符合了詩歌審美的所有特征，所以，盛唐詩歌當仁不讓地成了詩人學習的典範。
王世貞推崇作詩要效法盛唐，但他的最高詩歌理想是漢魏古詩的自然質樸。他指出：“西京、建安，似非琢磨能到。要在專習，凝領久之，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歧級可尋，無聲色可指。這句話指出了漢魏詩歌的不可模仿，以及其渾然而來，毫無雕琢的天然創作過程，可見王世貞在具體詩歌創作中獨到而精準的眼光。王世貞對不良文風給予了嚴厲的指責，在《藝苑卮言》中多次提到了自己對宋代詩風的不滿，他很重視詩歌的純文學性，在談及對樂府詩的擬作時提出：“近事毋俗，近情毋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樸無虛。有分格，有來委，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談及七言律詩的取材時，他指出：“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王世貞把這種忽略詩歌文學性的寫作方法稱為“鬼道”、“詩家魔障”，從其描述的嚴重程度可見，王世貞對宋代詩歌重視說理、重視才學，在語言上用功的流弊的批判非常嚴厲。明代以來，僵化平庸的台閣體，以詩論道的道學體，以及摸擬抄襲前人的擬古派先後充斥於詩壇，造成了詩壇一股不小的萎靡風氣。他們的共同缺點就是虛假抄襲、缺乏真情實感。所以，王世貞提出了“真情說“，這一說法在糾正當時詩人普遍存在的虛假文風方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王世貞不僅在文學理論方麵為“後七子”，乃至後人起到了導夫先路的作用。他具體的文學創作也成為了人們爭相學習的典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田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雲雲。其指陳流弊，可謂切矣。”雖然，這一評價對王世貞來說是負麵的，有失偏頗的。但是，從另一側麵可以看出，王世貞在當時文壇的重要影響。可想而知，他所提到的複古說在當時文人中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說，僅《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移》《藝苑卮言》就足以奠定王世貞卓越的文學地位。因為他在這些作品中表現出了自己駕馭不同體裁作品的才能，足以成為後世的典範。
此外，王世貞對戲曲也有研究。他的曲論見於《藝苑卮言》的附錄，後人摘出單刻行世，題曰《曲藻》。王世貞已較深刻地認識到戲曲藝術的美學特點，“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關鍵在於“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詣，不當執末以議本也。”由此出發，他認為戲曲成功與否首先在於是否“動人”。他稱賞《荊釵記》，因為它“近俗而時動人”；他批評《香囊記》，因為它“近雅而不動人”。這是他戲曲觀的精華處。《曲藻》在引述前人曲論時，或讚成，或駁難，都頗精當。
王世貞是吳門地區傑出的書畫鑒藏家，他與眾多的文人書畫家都有很深的交遊。就書法而言，他的篆隸書學觀極力推崇文征明和其弟子的書法，對前代書家有所鄙薄；其篆隸書學觀雖有偏頗，但在篆隸創作式微的明代，他對篆隸的鑒賞和品評彌足珍貴，對後世篆隸創作和品評的興起不無裨益。
王世貞善書，然而書名不顯。明人詹景鳳說：“元美雖不以字名，顧吳中諸書家，唯元美一人知法古人。”這個評價並不低；王世貞除了能書，同時對書畫理論也深有研究和見解，是卓有建樹的書畫評論家，著有《王氏書苑》《畫苑》《弇州山人題跋》《弇州墨刻跋》《三吳楷法跋》等。他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三之《淳化閣帖十跋》中說：“書法至魏、晉極矣，縱複贗品、臨摹者，三四割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於書亦雲。”他在《山穀伏波神祠詩臨本》題跋中寫道：山穀書劉禹錫《經伏波神祠》詩，最為奇逸，有瀠洄飛舞之勢。王世貞在跋黃庭堅《浣花溪圖引卷》中評道：“……老杜浣花溪圖引也。歌詞力欲求奇，然是公最合作語。書筆橫逸疏蕩，比素師饒姿態，亦稍平易可識。而結法之密、腕力之勁、波險神奇，似小不及也……。”跋文中“素師”是指唐代著名書家懷素，王世貞對黃庭堅與懷素書法特點的比較非常準確。明人有曰：“世貞書學雖非當家，而議論翩翩，筆法古雅。”“古雅”二字，正是王世貞平常論書的標準之一。
王世貞的治史方法大致是以國史辨野史、家乘；以野史、家史互較，取其可信者；以親見親聞為考史依據；以詔誥等原始材料為考證的重要依據；以事理、情理作為撰史的重要標準。王世貞運用這些方法對明代史實進行了深入的考辨，這在明朝是不多見的，並且還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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