損兌法靈蓍：損兌者，機危之決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不可不察。故聖人以無為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悅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之辭。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誌不亂而意不邪。
當其難易，而後為之謀；因自然之道以為實。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為之辭。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悅威，其機危乃為之決。故善損悅者，誓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萬仞之穀。而能行此者，形勢不得不然也。
損兌：減損雜念以使心神專一，就使用靈蓍功法。
減損雜念、心神專一是判斷事物隱微征兆的方法。事件有偶然巧合，萬物都有成有敗。隱微的變化，不可不仔細觀察。所以，聖人用順應自然的無為之道來對待所獲得的情況，觀察言辭要與事功相結合。心神專一，是為了瞭解事物；減少雜念，是為了堅決行動。行動了，解說了，外界還是不讚同，聖人不強加辭令進行辯解。所以，聰明人不因為自己的主張而排斥掉別人的主張。因而能夠做到語言扼要而不繁瑣，心裏虛靜而不亂想，誌向堅定而不被擾亂，意念正當而不偏邪。
適應事物的難易狀況，然後製定謀略，順應自然之道來作實際努力。如果能夠使對方圓轉靈活的策略不能實現，使對方方正直率的計謀不能確立，那就叫做“大功”。謀略的增減變化，都要仔細討論得失。要善於利用“分威”、“散勢”的權謀。發現對方的用心，瞭解隱微的征兆，然後再進行決斷。總之，善於減損雜念而心神專一的人，他處理事物，就像挖開千丈大堤放水下流，或者像在萬丈深穀中轉動圓滑的石頭一樣。
雜家，諸子百家之一，華夏戰國末至漢初的哲學學派，以博采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漢書·藝文誌》將其列為“九流”之一。
雜家的出現是統一的封建國家建立過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結果。雜家著作以戰國《屍子》、秦代《呂氏春秋》、西漢《淮南子》為代表，分別為戰國時期商鞅門客屍佼秦相呂不韋和漢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所集，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但略顯龐雜。
“雜家”並不是一門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所以他也並不自命為“雜家”的流派。
雜家的代表人物，一是淮南王劉安《淮南子》，另一是編撰《呂氏春秋》的呂不韋。雜家在曆史上並未如何顯赫，雖然號稱“兼儒墨、合名法”，“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實際上流傳下來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沒有多少痕跡。 現代科學越來越細化，“雜家”這稱號，基本上說的就是此人沒有專業本事，什麽都知道一點，但什麽都不精通的意思。
雜家的特點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雜家雖是以道為本集合眾說，兼收並蓄，然而通過采集各家言論，貫徹其政治意圖和學術主張，所以也可稱為一家。
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各家都有自己的對策與治國主張。為了打敗其他流派，各學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學說，或以攻詰對方，或以補自己學說的缺陷。然而，任何一個流派也都有其特色與長處，而“雜家”便是充分的利用這個特點，博采眾議，成為一套在思想上相容並蓄，卻又切實可行的治國方針。
著作有《漢書·藝文誌·諸子略》載：雜家著作有《盤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餘》三篇，《尉繚》二十九篇，《屍子》二十篇，《呂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其中以《呂氏春秋》《淮南王》為代表著作。雜家著作而今隻留下《呂氏春秋》、《淮南子》、《屍子》三書。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是在秦國相邦呂不韋的主持下，集合門客們編撰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钜著，成書於秦始皇統一華夏前夕，是戰國末期雜家的代表作。
《呂氏春秋》作為華夏曆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規模宏大，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內容，有儒、墨、法、兵、農、縱橫、陰陽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漢書·藝文誌》等將其列入雜家。十二紀按照月令編寫，文章內容按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變化邏輯排列，屬於應和天時的人世安排，體現了道家天道自然與社會治理的吻合。其以道家思想為基調，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呂氏春秋》在文學上一個突出成就是創作了豐富多彩的寓言，全書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則，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華夏古代的神話、 傳說、故事而來，還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創造，在華夏寓言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呂氏春秋》中儲存了不少古代的遺文佚事和思想觀念，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還儲存了大量先秦科學文化方麵的資料。
呂不韋是秦國一代名相，任職於戰國末年。呂因散盡家財幫助在趙國為人質的嬴異人立嫡有大功勞，在異人繼位為秦莊襄王後，被任用為秦國丞相。
在戰國時期，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嚐君，他們都禮賢下士，結交賓客。並在這方麵要爭個高低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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