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認為秦國如此強大，所以他也招來了文人學士，給他們優厚的待遇，門下多達三千人。與四公子不同的是，呂不韋招攬門客，並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卻十分注重文才。原來，呂不韋有他自己的見解。他素來善於謀略，瞧不起那些頭腦簡單的勇夫。再說秦國猛將如雲，軍力強大，沒有必要再蓄養征殺之士，還有一個原因，其時許多善辯之士紛紛著書立說，廣為流傳，不但天下聞名，還可傳之後世，永垂青史，這一點尤其令呂不韋眼熱。呂不韋本是商人出身，沒有條件去著書立說，但他可以藉助這些擅長舞文弄墨的門人，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和願望。那時各諸侯國有許多才辯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書立說，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準備就緒，呂不韋就令門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聞所見和感想都寫出來。等到文章交上來後，五花八門，寫什麽的都有，古往今來、上下四方、天地萬物、興廢治亂、士農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論及，許多文章還有重複。呂不韋又挑選幾位高手對這些文章進行篩選、歸類、刪定，綜合在一起成書，取名叫《呂氏春秋》。呂不韋對此書十分看重，他自己認為這部號稱《呂氏春秋》的書是傑作，誇口說該書是包攬了“天地、萬物、古今”的奇書。例如在相當全書總序的《序意篇》中就這樣寫道：“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為了精益求精，也是為擴大影響，呂不韋還想出一個絕妙的宣傳該書的辦法，他請人把全書謄抄整齊，懸掛在首都鹹陽城門，聲稱如果有誰能改動一字，即賞給千金。訊息傳開後，人們蜂擁前去，包括諸侯各國的遊士賓客在內，卻沒有一個人能對書上文字加以改動。當然，這不一定就證明《呂氏春秋》字字珠璣，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為人們都敬畏呂不韋的權勢，沒有人願意出頭罷了。不過，其轟動效應卻是巨大的，《呂氏春秋》和呂不韋的大名遠播東方諸國。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作於戰國時期的大作，其中儲存了不少古代的遺文佚事和思想觀念，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呂氏春秋》以道為主融合了先秦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體現了儒家的優點與特色。呂不韋借門客之手撰寫《呂氏春秋》，雖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業上確實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沒。呂不韋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所以稱之為《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華夏曆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為基調，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戰國晚期的呂不韋，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國君，進入政治高層。他誌向宏大，主編《呂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後人一般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在管理思想史上，這部書有著特殊的價值。它是華夏曆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從學術角度觀察，它具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從管理角度觀察，它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呂氏春秋》通過對先秦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域性性、整體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樹。從陰陽五行的理論架構，到經驗主義的具體論證；從養生和貴己的“內聖”，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從個人和國家、社會和政權之間的關係調適，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係。《呂氏春秋》總括先秦諸子，開啟秦漢先聲，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學意義上的自然主義，是對人類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國家治理思維上，對自然法理論完整化體係化。自然法學說認為，人類社會的現存法律為人定的，包括製定法和習慣法，而超越於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謂自然法，指存在於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恆性，表現了自然的和諧和美好。人定法則由於人類的認識侷限和私利遮蔽，肯定會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須服從於自然法。具體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不可能經由人定法來證明，而必須依賴於自然法來證明，不合於自然法的人定法沒有合法性。合於自然法為“善法”，不合於自然法為“惡法”，惡法非法。在華夏，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義，但是，老子僅僅強調了“道法自然”，再沒有細說。《呂氏春秋》則發展了老子的思想，通過十二紀，把人的行為與自然秩序一體化，在自然秩序中驗證社會管理的正當性。
《呂氏春秋》作為華夏曆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規模宏大，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十二紀每紀五篇共六十篇，八覽每覽八篇共六十三篇，六論每論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紀按照月令編寫，文章內容按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變化邏輯排列，屬於應和天時的人世安排，體現了道家天道自然與社會治理的吻合。
八覽以人為中心，基本上屬於察覽人情之作，圍繞人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個人修養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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