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統一華夏的過程中，法家的目標是富國強兵，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法家認為是農戰，但法家認識到“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民之外事，莫難於戰”。
農事之苦，戰事之難是推行農戰的極大障礙，然後利用賞罰的手段，民纔有可能從令如流，克己之難，以赴耕戰，隻有人民努力耕戰，國家才會強盛。
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法家的“強國強民”理論上，體現了國家與人民的權利義務界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法家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危機。如果當人民貧弱到不能生存時，其就不會再抑儀國家的食祿，而會起來奪食，屆時任何賞罰都將失去作用，國家強盛將不複存在。這個簡單的對立統一規律法家沒有認識到。
名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又稱“訟者”“辯者”“察士”“刑名家”，活躍於春秋戰國時期，以邏輯思辨著稱。代表人物包括鄧析、惠施、公孫龍，代表著作有《鄧析子》《公孫龍子》，形成“合同異”與“離堅白”兩大流派。
該學派聚焦“名”與“實”的邏輯關係，提出“曆物十題”“辯者二十一事”等命題。惠施主張通過轉換視角實現“合同異”，公孫龍以“離堅白”“白馬非馬”等論點強調概念分離。其學說突破傳統語言表達，將語言獨立為思辨物件，拓展了漢語邏輯表述能力。
名家起源可追溯至周代禮官，漢代由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正式定名。秦朝統一後因中央集權壓製私學、儒家排斥邏輯分析、學說艱深難繼等原因逐漸衰落。
關於名家的起源，《漢書?藝文誌》引用劉歆《七略》的說法，認為出於禮官，因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禮儀要遵循，因此禮官會特別擅長於辨別名位之事，成為後代名家的來源。隨著成文禮法公佈之後，社會上出現了訟者一類人，他們根據法律條文進行辯護，由於這些學者專門從事名詞概唸的探討，因此稱他們為“辯者”。隨著辯者根據辯護要素進行統察發掘問題，由於這些學者需要對獲取的諸多條件進行概率統計及最優化決選的辯察，因此稱他們為“察士”。隨著察士根據最優論點進行公訟，由於這些學者需要在實際應用中運用理性邏輯的不造成歧義的非文字遊戲的語言寫出邏輯明確的法律條文及條約，訟者必須加以大量的曆物辯題、現實模擬案例鍛煉，因此又稱他們為刑名家。
漢代學者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則他們稱為“名家”。春秋後期鄭國的鄧析，就是這類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來的名辯思潮，發展到戰國中期，由於激烈的社會變革，使舊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內容，而新出現的概念還需要社會的公認。
這種名實不符的現象，在當時的社會上十分普遍，急需解決。適應這種社會需要，後來逐漸出現了一批以人的認識本身為研究物件的思想家，他們致力於論辯中邏輯問題的研究，形成了名家學派。
名辯之學雖然是因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為論辯之必要而興起的。然而名家對於名學的研究，與諸子相較就有了變化。名家學者首先將“語言”與“事實”分離開來，讓語言變成純粹運思的符號。接著，又任意挪移這些符號，有意識的違反語言約定俗成的內涵與外延，使得變異的語言本身就變成哲理思辯的內容。也就是說，在名家學者的思想裏，語言不再隻是思辯用的工具，而是思辯的主要物件。
在語言與事實分離之後，惠施藉由瓦解語言與事實之間的確定關係，從而消解語言認知和經驗知識帶給人們的固執，並理解相對的視角。當萬事萬物皆不存在絕對的分別時，就能到達天地一體的境界。
而公孫龍則更偏向純粹的語言分析，將用於描述事實、感覺、性質的語言一一分離。世界的萬事萬物都分析成感覺要素之後，就可以得知真實世界都是拚湊各種感知而成的。因此，隻有語言的呈現才能讓事物真實的存在，而現象世界中的萬物卻都是虛幻的。
在先秦時期，並無“名家”的稱呼，先秦諸子的著作當中多半稱其為辯者。如《莊子?天地篇》“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天下篇〉：“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到了漢代始見名家之稱。司馬遷之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說：“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漢書?藝文誌》采劉歆《七略》說法，則雲：“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對於此一命名，後世有些學者持反對之見。著名的如胡適認為：“家家皆有名學，所以沒有什麽名家，不過墨家的後進如公孫龍之流，在這一方麵，研究的比較高深一些罷了。
合同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
這一派注意到事物的普遍聯係和不斷發展，認為事物的差別隻是相對於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而言，主張一切現實差異都隻有相對的意義，提出人們在認識中應該否定差異的界限，直至承認一切對立都為無條件的同一，“畢異”的本是“畢同”的。他們用來論證自己觀點的主要命題有十個，《莊子·天下》篇中記載了這些命題。其中第一個命題說，萬物都由一種叫做“小一”的東西構成，因而彼此在本質上並無差異；由萬物組成的宇宙，又是一個唯 一的“大一”，此外別無他物。第五個命題說，一般常識認為，事物之間有“大同”與“小同”的差別，但從本質上說，可以認為萬物是“畢異”的，也可以認為萬物是“畢同”的。第十個命題說，歸根結底，“畢異”的本是“畢同”的,因而應該不分物我,“泛愛萬物”，天地雖然上下懸隔，其實猶如一人之身，也不必要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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