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解詁》載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說明在編定《六經》時，廣泛蒐集各國典籍。故後，“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實驗欹器：《荀子·宥坐》記載：“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日：‘籲！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宥和右的意思相同，也跟侑意思一樣，勸說、勉勵的意思，坐同座。古時候的人沒有桌椅，隻能坐地上。前麵是案幾，常用的物品放在右邊，所以，座位右邊是經常關注的地方。
宥坐即座右銘。欹器的底是尖的，它有個特點：空虛時隻能歪斜地放著，即“虛則欹”；當注入一半左右的水，就可端正地擺放，就是“中則正”；但注水又不可太滿，水太多了，它又會自動側翻倒，把水都倒了出來，這就是“滿則覆”。欹器是對它的俗稱，當人們利用它的特性賦予了文化內涵後，又送它一個雅號叫宥坐。
誅少正卯：少正卯與孔子同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孔子做大司寇的時候，就判處少正卯死刑，在宮門外殺了他。子貢向孔子進言道：“少正卯是魯國的名人，老師您殺了他，會不會不恰當啊？”
孔子說：“人有五種罪惡，而盜竊比較起來還稍好一點：第一種是心思通達而陰險，第二種是行為乖僻而固執不改，第三種是言辭虛偽而能動人心，第四種是記取非義、多而廣博，第五種是順應錯誤而認為理所當然。一般人要是有這五種罪惡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殺；而少正卯同時具備五種惡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殺。”
西漢中期，天災頻發，社會動亂。儒者梅福認為，這是由於未能妥善安排對於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發怒。朝廷接受了梅福的提議，封孔子為商湯的後代，接續先王的祭祀。東漢時正式把孔子作為國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
唐代命令每個縣都要建廟祭祀孔子。每年春秋兩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兩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學官主持，後來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後，孔子的地位不斷提高，對孔子的封號也不斷增加。
孔子成為國家公神以後，儒者們的宗教地位也相應提高。唐代為孔子設立“從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製度。最早選中陪同孔子的，是二十二位對於注釋儒經有重大貢獻的儒者，後來擴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曆代著名的儒者。
宋代，從祀製度逐漸完備起來。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稱為“四配”，他們是顏迴、曾參、子思和孟軻。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個優秀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再次是“先賢”，祭祀那些親自接受孔子教導的弟子們。最後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後曆代最優秀的儒者。而後來的儒者，也以死後能夠進入孔廟成為先儒為最高的榮譽。此外，孔廟還有專門的祟聖祠奉祀孔子上五代祖先，並以四配之父及宋代理學家周、張、程、宋、蔡之父配享從祀。
儒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脫胎自周朝禮樂傳統。注重“人道大倫”，希望推衍“愛與敬”。讓人不拘泥、不保守，讓人不偏執、不極端，讓人與時俱進，不故步自封。
儒家注重教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六經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為禮、樂、射、禦、書、數。
儒家注重德政。“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
儒家特別注重社會管理，尤其注重管理者的素質。提倡教化，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易俗。儒家以人為本，是一個不斷發展、與時俱進、昂揚向上的學術流派。
儒者為何名為儒，儒字含義許多人皆未求深解的。儒家思想資源“來源於堯舜與西周的《尚書》《詩經》在孔子時代已經成為包括孔子在內的人們所依憑的文化經典。”
周禮曰：儒家得道以民。所謂得道，一曰禮樂，二曰仁義。先得禮樂者，乃儒家元聖周公姬旦也。周公攝政，五年營建洛邑，六年製作禮樂，依據周製，參酌殷禮，製定了田製、管製、祿製、樂製、法製、溢製、畿服製、嫡長子繼承製等，形成了相當完備的典章製度，世稱周禮或曰周公之典。周公曾作大誥、康誥、酒誥、周官、立政諸篇，倡導天命不僭、天命靡常之思想，張揚敬德保民、明德慎罰、孝養父母、以德輔天之言行。孔子於周禮嚮往不已，曾有吾從周之誓言。孔子於周公膜拜頂禮，為久矣，曾曰，吾不複夢見周公而長歎。為閱周公之典，訪元聖之跡，孔子於周景王年間，攜弟子南宮敬叔入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周公及三代禮樂，乃後起儒學之先導。洛邑成周，乃中國儒學之祖庭。
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認為，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儒之名蓋出於需。需者，雲上於天，而儒亦知天文，識旱潦。儒是指一種以宗教為生的職業，負責治喪、祭神等 各種宗教儀式。他說：“儒本求雨之師，故衍化為術士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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