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義”“利”兩者的關係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麵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後取”，即隻有符合“義”，然後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並非不要“利”。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幹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雲一樣，不屑於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在他的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隻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裏仁》中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批評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
由於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因此對待經濟製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眾若不富足，國君就不會富足。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眾有利的事情纔去做。另一方麵，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於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裏麵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於經濟領域。
孔子在華夏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
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範，“仁”為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方麵，他提出樹立誌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於改過等方法。
“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於社會實踐。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方**，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複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啟發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並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
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瞭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征，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麵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範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係非常融洽。他是華夏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眾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華夏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
孔子的史學思想以及他對史籍的整理，存在著積極因素，值得借鑒和重視。孔子有濃重的曆史意識和淵博的學識，這為他創立史學思想奠定了基礎。
孔子強調治史要十分慎重。他認為研究曆史一定要先掌握大量的史料，即言必有征。如“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杞、宋儲存的夏、殷的文獻太少，不足以詳實夏、殷的曆史。如果史料不足，寧可存疑也不能妄言。又如《論語·堯曰》中就征引了《尚書》所記，具體形象地說出了自堯、舜至周以來的曆史情況，並不言及堯、舜以上，因為在那個時代，他掌握的有關堯、舜以前的曆史資料十分匱缺，即使有也多屬口耳相傳的故事，而且當時並不具備考古發掘資料的條件，因而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所以，孔子這種治史的態度是十分慎重的。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說“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說明他支援孔子所持的這種慎重態度。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曆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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