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哀公十五年，孔子另一得意門生子路死於衛國內亂，而且還被剁成肉醬。經過這一係列打擊後，孔子知道自己時日不多。
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子貢來見孔子，孔子柱杖依於門前遙遙相望。他責問子貢為何那麽晚來見自己。於是歎息說泰山將要坍塌了，梁柱將要腐朽折斷了，哲人將要如同草木一樣枯萎腐爛了。孔子流下了眼淚，說：“天下無道已經很久很久了，沒有人肯採納自己的主張。自己的主張不可能實現了。夏朝的人死時在東階殯殮，周朝的人死時在西階殯殮，殷商的人死時在兩個楹柱之間。昨天黃昏夢見自己坐在兩楹之間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終年七十三歲，葬於魯城北泗水岸邊。
孔子卒後，不少弟子為之守墓三年，唯獨子貢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魯國人從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裏。孔子的故居改為廟堂，受到人們的奉祀。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華夏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華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係：在個體層麵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係是以性善論為基礎，以立人極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為方**的完足思想體係。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準則。“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製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製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製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華夏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嚴格遵循等級製，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為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製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曆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在大同的世界裏，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
孔子主張的較低政治目標是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係列的典章製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製”產生後的階級社會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後來不同曆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鬥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
身處亂世的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於傑出政治家的稱號。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個複雜而又完整的體係。孔子之後，孟軻和荀況分別繼承和發揚了孔子思想的仁政德治和禮治思想，進而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龐大係統。孔子的政治思想經過後世繼承和發揚，成了華夏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深刻地影響了華夏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華夏民族的政治觀念。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範，“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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