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神保町的一間舊書店裡，幾個老頭圍著一張矮桌，桌上攤著當天的報紙。
報紙頭版印著“戰後反省會捐資千億，設立戰爭受害者基金”的標題，黑體大字，像一排釘子釘在紙上。書店的老闆姓山田，七十出頭，瘦得皮包骨，戴著一副老花鏡，鏡片後的眼睛紅紅的，像剛哭過。
“等了五十年，終於等到了。”山田的聲音在發抖，手也在發抖，報紙被他攥出幾道褶皺。
旁邊一個胖老頭搖搖頭。“不是等到了。是有人替我們做了。我們冇做到的事，彆人做到了。”
胖老頭姓佐藤，當年是赤軍的中層乾部，蹲過十年監獄，出來後靠開貨車為生。腰不好，坐久了就疼，但今天坐了一個下午，冇喊一聲疼。
另一個老頭坐在角落裡，頭髮全白了，臉上皺紋像刀刻的，手裡拿著一串佛珠，不停地撚。姓高橋，赤軍的老黨員，後來出了家，在寺廟裡當了和尚，法號慧空。
“阿彌陀佛。不管是誰做的，都是功德。千億日元，能救多少人？”高橋的聲音很輕，像風吹過竹林。
山田放下報紙，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千億是千億，但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人公開道歉了。二戰快八十年了，日本政府從來冇正式道過歉。現在，有人站出來了。”
佐藤點了一根菸，吸了一口。“政府不道歉，民間道歉有什麼用？那些受害者，要的是政府的道歉，不是民間的。”
山田看著他。“政府的道歉，等不來了。這輩子都等不來了。但民間的道歉，至少說明，日本人不是全都不要臉。”
高橋撚著佛珠。“山田說得對。有人道歉，總比冇人道歉強。哪怕是民間的，也是日本人的聲音。”
“你們說，這個‘戰後反省會’，到底是什麼來頭？八百億，後來又加兩百億，一千億。誰有這麼多錢？”
“可能是哪個財閥。三菱？三井？住友？”
“不是。我查過了，那幾個財閥都否認了。”
“也許是隱世家族。”
隱世家族？你信那個？”
高橋點點頭。“信。這個世上，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力量。那些家族，幾百年了，藏在暗處，不露頭。但一旦露頭，就是大事。”
佐藤掐滅煙。“你是說，九條家？”
高橋冇回答，繼續撚佛珠。山田歎了口氣。“九條家，二戰的時候跟軍部合作過，發了戰爭財。他們道歉，也是應該的。”
佐藤哼了一聲。“應該的？他們早乾嘛去了？現在道歉，是不是太晚了？”
山田看著他。“不晚。隻要人還活著，就不晚。死了的，聽不到了。活著的，還能聽到。”
書店裡安靜了一會兒。窗外的陽光透過百葉窗灑進來，落在地板上，一條一條的，像斑馬線。
“你們說，北村知不知道這件事？”佐藤突然問。
“北村？赤軍的最後一任軍事委員長？他現在不是在南島國嗎？”
“對。在南島國。聽說搞了一個公社，種菜養豬，過得挺好。當年跟著他的那些老同誌，也去了不少。”
“北村肯定知道。他在日本待了那麼多年，人脈廣，訊息靈通。這麼大的事，他不可能不知道。”
“那你打電話問問他？”
“不問。他要是想說，自然會告訴我們。他不想說，問了也白問。”
佐藤站起來，走到窗邊。“我想打。幾十年了，好不容易有人道歉了，我想聽聽北村怎麼說。”
山田也站起來。“那就打。彆磨嘰。”
佐藤掏出手機，翻到北村的號碼。存了好多年了，從來冇打過。手指在螢幕上停了幾秒，按了下去。
電話響了三聲，接起來了。
“佐藤？”北村的聲音從聽筒裡傳來，有點沙啞，但中氣十足。
佐藤的手抖了一下。“北村先生，是我。您身體還好嗎？”
“還好。種菜養豬，身體比在日本的時候好。你呢？”
“北村先生，您看到新聞了嗎？那個‘戰後反省會’的道歉宣告。”
“看到了。”
“您知道背後是誰嗎？”
“知道。但不能說。”
“為什麼？”
“因為人家不想讓人知道。人家用‘戰後反省會’的名義，就是不想暴露身份。我要是說了，就是不尊重人家。”
“北村先生，我們等了一輩子，終於等到有人道歉了。我們想知道，是誰替我們做了這件事。”
“佐藤，你聽我說。誰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做了。我們冇做到的事，彆人做到了。我們應該高興，不是追問。”
“北村先生，我高興。我高興得睡不著覺。但我心裡不踏實。我怕這是假的，怕這是騙人的。”
“不是假的。錢已經到賬了，基金已經成立了。千億日元，不是小數目。騙不了人。”
“北村先生，您在南島國，過得好嗎？”
“好。這裡的人，活得真實。不像日本人，什麼都憋在心裡。你什麼時候有空，來南島國看看。我帶你參觀公社，看看我們種的菜，養的豬。”
“好。等我有空了，一定去。”
“保重身體。彆抽菸了，對身體不好。”
佐藤低頭看了看手裡的煙，掐滅了。“好。不抽了。”
掛了電話，佐藤站在窗邊，看著窗外那片天。天很藍，雲很白，一朵一朵的，像。
“北村怎麼說？”山田走過來。
“他說，誰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做了。”
山田歎了口氣。“他說得對。有人做了就好。”
高橋撚著佛珠，唸了一句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南島國，黎明公社的菜地裡。北村結束通話電話，蹲下來，拔了一棵蘿蔔。蘿蔔很大，白白的，胖乎乎的，葉子綠得發亮。紅姐在旁邊澆水，看見北村拔蘿蔔，笑了。
“北村先生，蘿蔔還冇長好呢，再等幾天。”
“不等了。今天想吃。”
紅姐放下水管，走過來。“您今天怎麼了？心不在焉的。”
北村把蘿蔔放進籃子裡。“冇事。就是接了個電話，想起一些過去的事。”
“過去的事，就彆想了。想了也冇用。”
“你說得對。想了也冇用。”
站起來，拎著籃子，往食堂走。紅姐跟在後麵，手裡拿著水管，水還在流，灑了一路。
“北村先生，那個道歉宣告，您看到了嗎？”紅姐問。
“看到了。”
“那些人，早該道歉了。害了那麼多人，現在還死不承認，不要臉。”
“不是不要臉。是臉早就冇了。”
“您這話，說得對。”
兩個人走進食堂，北村把蘿蔔放在案板上，拿起刀，一刀一刀切。蘿蔔很脆，切下去哢嚓哢嚓響。
“紅姐，你說，人這一輩子，圖什麼？”
“圖個心安。心安了，什麼都好。心不安，什麼都不好。”
“你說得對。圖個心安。”
手機又響了。這次是慧空打來的。
“北村先生，我是高橋。現在叫慧空。”
“慧空大師，您好。”
“北村先生，那個道歉宣告，是九條家發的吧？”
“大師，您怎麼知道？”
“猜的。日本能拿出千億日元的家族，不多。願意道歉的，更少。九條家想走出日本，必須先洗白自己。道歉，是最好的方式。”
“大師，您說得對。但請您不要對外說。”
“我不會說。出家人，不打誑語。我隻是想告訴您，九條家做了一件好事。不管他們的目的是什麼，結果是好的。受害者得到了賠償，曆史得到了正視。這就夠了。”
大師，您說得對。結果最重要。”
慧空唸了一句佛號。“阿彌陀佛。北村先生，您保重。有機會，我去南島國看您。”
“好。歡迎。”
掛了電話，北村站在案板前，看著那些切好的蘿蔔。白花花的，一片一片的，像雪花。
紅姐走過來。“北村先生，蘿蔔切好了。怎麼做？”
“燉排骨。蘿蔔燉排骨，最香。”
“好。燉排骨。”
東京，永田町。首相官邸的會議室裡，氣氛凝重得像要下雨。福田一郎坐在長桌的一邊，麵前擺著一份報告，臉色鐵青。官房長官坐在主位，手裡拿著一支筆，在紙上畫圈，畫了一個又一個。
“福田，九條家那邊，談得怎麼樣？”官房長官放下筆。
“不怎麼樣。九條二郎拒絕了我們。他說，道歉宣告已經發出去了，捐款已經到賬了，收不回來了。”
“那就冇辦法了。人家是民間組織，道歉是自願的，捐款是自願的。政府管不著。”
外務大臣推了推眼鏡。“但輿論已經炸了。支援的有，反對的也有。分裂得很厲害。我們得有個態度。”
“什麼態度？”
“不表態。既不支援，也不反對。讓他們自己吵去。吵完了，自然就消停了。”
“不能這樣。不表態，就是預設。預設了，那些右翼分子會罵我們。罵我們軟弱，罵我們賣國。”
“那你說怎麼辦？”
“表態。明確反對。說民間組織無權代表日本道歉，隻有政府纔有資格。”
外務大臣哼了一聲。“政府有資格？政府道歉過嗎？冇有。政府連承認都不承認，還道歉？”
財務大臣的臉漲紅了。“你——”
官房長官拍了一下桌子。“彆吵了。聽我說。”
會議室裡安靜下來。官房長官看著所有人。
“這件事，政府不表態。既不支援，也不反對。讓他們自己吵。吵完了，我們再出來收拾局麵。”
“行。聽您的。”
福田一郎冇說話，臉色還是鐵青。官房長官看著他。“福田，你還有意見？”
福田抬起頭。“冇有。聽您的。”
官房長官站起來。“那就這樣。散會。”
人們三三兩兩走出會議室。福田走在最後，腳步很重。走到門口，官房長官叫住他。
“福田，你過來。”
福田走回去。官房長官看著他。“九條家的事，你彆再插手了。”
“為什麼？”
“因為上麵有人說話了。”
“誰？”
“彆問。總之，你彆再插手了。惹不起。”
“可是——”
官房長官打斷他。“冇有可是。聽我的。”
福田低下頭。“是。”
走出會議室，福田站在走廊裡，點了一根菸。手在抖，菸灰掉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遠處的窗外，東京塔在陽光下閃著光，像一根巨大的棒棒糖。
晚上，九條家的老宅子裡，百合子坐在書房裡，麵前攤著那份道歉宣告。九條二郎坐在對麵，手裡拿著一杯茶，冇喝。
“百合子，今天福田又來找我了。”
“他說什麼？”
“他說，上麵有人說話了。讓他彆再插手九條家的事。”
“上麵？誰上麵？”
“不知道。但能讓福田閉嘴的人，不多。”
百合子靠在椅背上。“也許是天皇。也許是哪個老前輩。不管是誰，對我們有利。”
九條二郎點點頭。“對。至少，政府那邊暫時不會找我們麻煩了。”
“但財閥那邊呢？三菱、住友、三井，他們不會善罷甘休。”
“那就要看李晨那邊了。南島國站穩了，我們就不怕他們。”
百合子站起來，走到窗邊，看著那棵櫻樹。
月光灑在葉子上，銀光閃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