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四年五月二十，沈墨上任戶部尚書的第五天。
這幾天他幾乎沒怎麼睡覺。戶部的賬冊堆了半屋子，蘇轍帶著三個書吏日夜覈算，算盤珠子劈裡啪啦響了五天，總算把近三年的糊塗賬理出了一個大概。結果比預想的還要糟——國庫虧空不是五百萬兩，而是六百萬兩。多出來的一百萬兩，是錢端禮之前“忘記”上報的幾筆壞賬，包括三年前黃河決口時借的二十萬兩救災款至今未還，以及應天府幾個縣的賦稅連續兩年顆粒無收。
沈墨看著蘇轍遞上來的匯總清單，沉默了很久。窗外的知了聲嘶力竭地叫著，像是在給這個炎熱的夏天火上澆油。
“子由，把人都叫來。”沈墨放下清單，“今天不做別的，就坐著聊聊天。”
蘇轍一愣：“聊天？”
“對，聊天。”沈墨站起來，走到牆邊，把那幅仁宗親筆寫的“量入為出”取下來，反過來掛在牆上，背麵是空白的。他拿起一塊炭筆，在紙上畫了一個圓圈，“今天咱們不談賬冊，不談數字，就談談這塊餅。”
半個時辰後，人陸續到齊了。王安石是從祥符縣趕回來的，褲腿上還沾著泥點，蘇轍告訴他有重要議事，他直接從青苗法樣板田裡拔腿就走，連鞋上的泥都沒來得及擦。司馬光抱著一摞從國子監借來的古籍，鼻樑上的眼鏡歪歪斜斜地掛著，一看就是從書堆裡被拽出來的。蘇軾倒是來得最早，因為他聽說今天王老實蒸了新麥餅，提前半個時辰就蹲在戶部衙門口等著了。曾鞏、程顥、張載也陸續趕到，不大的公房裡擠了七八個人，桌上擺著王老實剛送來的麥餅，熱氣裊裊。
沈墨站在那塊反掛的字匾前，指著上麵畫的那個圓餅，對眾人說：“諸位，今天咱們來分餅。”
蘇軾第一個沒忍住：“沈兄，你這餅畫得也忒圓了，是不是用碗扣著畫的？”
沈墨沒理他，用炭筆在圓餅上畫了一道線，切出一小塊：“這一小塊，是大宋每年的財政收入裡，真正能收上來的賦稅——不到四成。剩下的六成，有三成被地方截留，有兩成被胥吏貪墨，還有一成，在各種名目的‘損耗’中憑空消失了。也就是說，朝廷名義上每年應該收入五千萬貫，實際上能進國庫的，不到兩千萬貫。”
公房裡安靜了。
沈墨又在圓餅的另一邊畫了一道線：“這是朝廷每年的固定支出——官員俸祿、宗室供養、驛站維持、河防水利、災荒賑濟，至少需要兩千五百萬貫。收兩千萬，花兩千五百萬，每年凈虧五百萬。窟窿就是這麼來的。”
王安石皺起眉頭：“沈墨老弟，你說的這些數字，下官在地方上也深有體會。但問題的根源在哪兒？”
沈墨用炭筆在圓餅的中心點了一下：“根源在這兒——大宋的財政，是‘死’的。”
司馬光推了推眼鏡：“什麼叫‘死’的？”
沈墨解釋道：“大宋的財政，收的是土地稅和人頭稅，花的是固定支出。土地不會增加，人口不會暴漲，所以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也是固定的，甚至每年都在漲——宗室人口在增加，官員數量在膨脹，邊防壓力在加大。收的永遠那麼多，花的永遠在漲，這就是‘死財政’。不管你怎麼省，窟窿隻會越來越大，因為支出的增長是不可逆的。”
曾鞏若有所思：“沈兄，你的意思是，光靠省錢填不了這個窟窿？”
“對。”沈墨用炭筆在圓餅外麵又畫了一個更大的圓圈，“省錢的極限，就是把這塊餅上所有的‘損耗’都堵住，最多能讓收入從兩千萬貫漲到三千萬貫。但支出已經到了兩千五百萬貫，而且每年還在漲。再過五年，就算一分錢的‘損耗’都沒有，窟窿還是會重新出現。所以，光省錢不行，得把餅做大。”
王安石的眼睛亮了：“怎麼做大？”
沈墨在圓餅的外圍畫了幾個箭頭，每個箭頭指向餅的外圈：“讓錢流動起來。現在的錢，大部分被窖藏了——地主把銅錢埋在地下，富商把銀子鎖在庫房裡，老百姓把銅板串起來掛在房樑上。錢不流動，就是一堆死物。錢流動起來，每一文錢都能創造新的財富，朝廷的稅收自然會增加。”
蘇軾撓撓頭：“沈兄，你說的這個‘錢流動起來’，我聽著有點耳熟。是不是跟那個‘鹽業債券’一個道理？”
“對。”沈墨點頭，“鹽業債券的本質，就是把老百姓窖藏的銀子挖出來，借給朝廷用，朝廷用這筆錢去收購鹽、穩定鹽價、賺取利潤，然後把利潤的一部分還給老百姓。老百姓的銀子沒有少，朝廷賺到了錢，鹽價穩住了，鹽場有了銷路——這就是‘錢流動起來’的好處。”
蘇轍拿出小本本，飛快地記著，記完了抬起頭：“沈兄，鹽業債券是讓老百姓的銀子流動起來，但那是借債，是要還的。你說的‘把餅做大’，應該不隻是借債吧？”
沈墨在圓餅的外圍畫了幾個小圈，分別標註：“第一，讓土地流動起來。現在的地主，田產傳子孫，子孫再傳子孫，一塊田幾百年不換手。田不換手，就沒有交易；沒有交易，就沒有契稅；沒有契稅，朝廷就少了一大筆收入。如果能鼓勵土地交易，讓田地從不會種田的人手裡，流轉到會種田的人手裡，既能增加契稅，又能提高糧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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