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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冬天似乎格外的漫長，但也終有儘頭。當家屬院窗外那棵高大的香樟樹，重新抽出嫩綠得近乎透明的新芽時，春天終於還是來了。
我的生活，也似乎隨著季節的更替，重新回到了某種固定的軌道上。
媽媽依然忙碌，但那種緊繃得彷彿隨時會斷裂的神經質，似乎被她用一種更強大的、後天習得的平靜給包裹了起來。
她會在深夜裡，一邊聽著複讀機裡流淌出的、舒緩的鋼琴曲，一邊在燈下，一絲不苟地用紅藍兩種顏色的筆修改著那些我看不懂的稅改流程圖。
而我，則重新回到了學校，回到了那個由粉筆灰、課間操的廣播聲和同桌曾文靜身上淡淡的墨水香味所構成的、熟悉的世界裡。
曾文靜的病，在開學後不久終於好了。
但重新回到座位上的她，卻像是被一場大病抽走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她的話變少了，也更少笑了。
以前，她會在自習課上偷偷地在草稿紙上畫小人，或者跟我講她週末又看了什麼有趣的課外書。
但現在，她大部分的時間，都隻是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手裡捧著一本書，一看就是一整節課。
她的眼神，也常常會變得很飄忽。有時候，我跟她說話，她明明看著我，但那目光卻像是穿透了我，落在了某個很遙遠的地方。
有一次，上語文課，老師讓大家用“雖然……但是……”造句。
輪到曾文靜時，她站起來，沉默了很久，然後用一種很輕，但全班同學都能聽見的聲音，說：“我們家那盆茉莉花，雖然每天都澆水，曬太陽，但是……它還是生病了。”
她的聲音裡，帶著一種與年齡不符的、淡淡的憂傷。全班同學都覺得這個句子造得很奇怪，但隻有我知道，她說的可能並不僅僅是那盆花。
放學後，我們一起走出校門。
快到她家樓下時，她會習慣性地放慢腳步。
那棟樓裡，不再傳來激烈的爭吵聲，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令人感到窒息的、死寂般的安靜。
“我爸爸最近，很喜歡喝酒。”有一次，她突然冇頭冇尾地對我說了這麼一句。
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隻能笨拙地說：“喝酒……傷身體。”
“他以前不這樣的，”她低著頭，踢著腳下的一顆小石子，“媽媽說，他是……工作上，不順心。”
我能感覺到，她在用這種小心翼翼的、碎片化的方式，向我這個她唯一能信任的同類，發出一種尋求共鳴的信號。
而我隻能像個無能為力的啞巴一樣，沉默地聽著。
我們倆，就像兩隻過早地感受到了寒意的小動物，下意識地想要湊在一起，互相舔舐傷口，卻又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林海峰，則以一種更徹底的方式從我們的世界裡消失了。
他不再像以前那樣試圖用他那個新世界來吸引或攻擊我們。他徹底地沉浸到了那個由電腦和網絡構築的、我們無法企及的世界裡。
他的座位，被調到了教室的最後一排。
他上課的時候，不再睡覺或搗亂，而是會把一本很厚的、印著奇怪英文和代碼的、名叫《電腦愛好者》的雜誌，夾在課本裡看得津津有味。
課間的時候，他會和幾個同樣家境不錯的男生，圍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討論著一些我完全聽不懂的話題。
“……昨天晚上，我又在石墓陣燒了一夜的豬，爆了一本《半月彎刀》！”
“……真的假的？你現在多少級了？我纔剛學會召喚骷髏……”
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帶著一種屬於成年人的、秘而不宣的驕傲和興奮。
他們有屬於自己的黑話，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榮耀。
那個世界，將我和曾文靜，以及教室裡絕大多數的同學都徹底地排斥在外。
這種無視，遠比他之前任何一次挑釁，都更讓我感到那道鴻溝的巨大和冰冷。
我們三個人，就像三條行駛在不同航道上的小船，雖然還同處於一間教室裡，卻已經漸行漸遠，駛向了各自完全不同的、由家庭所鋪就的未來。
那道已經存在的裂痕，是在期中考試之後以一種近乎於羞辱的方式，被徹底地撕開的。
那次考試，我考得很差。因為外公生病，因為家裡發生的種種變故，我落下了很多功課。我的數學第一次冇有及格。
曾文靜，依然是班裡無可爭議的第一名。她的名字，被紅紙寫在光榮榜的第一行，貼在教學樓最顯眼的位置。
而林海峰，則考了全班倒數第三。他的試卷被老師用紅筆畫滿了叉，慘不忍睹。
但在考試成績公佈後的第二週，一件讓我們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林海峰的爸爸，豐泰集團的林老闆，以公司慈善的名義，向我們學校捐贈了一個全新的電腦教室。
二十台嶄新的、白色的聯想電腦，整整齊齊地擺放在一間新裝修的教室裡，螢幕上還貼著藍色的保護膜。
在那個週一的升旗儀式上，校長用一種極其激動和高亢的語調，在國旗下，對林老闆的“慷慨義舉”和“對教育事業的無私奉獻”，表示了最衷心的感謝。
然後，在全校師生的注視下，林海峰，這個全班倒數第三的差生，作為“捐贈方的學生代表”被請上了主席台。
他穿著一身嶄新的、明顯是新買的名牌運動服，從校長的手裡接過了一張寫著“捐資助學，情繫教育”的、巨大的紅色獎狀。
那一刻，陽光照在他的臉上，照在他那副因為尷尬和不知所措而顯得有些僵硬的笑容上。
台下，他的父親林老闆，那個總是叼著雪茄、滿臉橫肉的胖男人，正站在一群校領導的簇擁中，滿麵紅光地為他鼓著掌。
我站在隊伍裡，看著主席台上那個與周圍一切都格格不入的林海峰，又看了看站在我身旁，那個因為考了第一名，本應上台領取獎狀，此刻卻隻能和我一樣，站在台下鼓掌的曾文靜。
我看到曾文靜那張總是很文靜的臉上，第一次露出了和我一樣的、充滿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
我忽然覺得，我們平日裡在課堂上學的那些，關於“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誠實和努力的道理，在主席台上那張巨大的、刺眼的紅色獎狀麵前顯得那麼的蒼白，那麼的可笑。
那天，我開始對這個看似公平的、用分數來衡量一切的世界，產生了懷疑。
而這種懷疑的種子，一旦種下，就再也無法拔除了。
那個充滿了困惑和茫然的春天，最終還是在日益聒噪的蟬鳴聲中，滑向了夏天。
期末考試的成績單，像一張早已註定好命運的判決書，發到了每個人的手裡。
曾文靜依然是第一，我勉強擠進了中遊，而林海峰，則毫無懸念地繼續在榜單的末尾徘徊。
那張寫著“捐資助學”的巨大獎狀，在學校的宣傳欄裡被曬得微微褪了色。
但它所帶來的那場無聲的地震，其餘波卻還在我們這些孩子的心裡久久迴盪。
暑假如期而至。
媽媽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忙碌。局裡要搞一個關於稅改的、全省性質的成果展覽，她是主要的籌備人之一。
那段時間，她幾乎是以單位為家，每天都帶著一身疲憊和滿身的油墨味回來。她冇有時間，也冇有精力再管我。
就在這時，舅舅程偉又一次恰好地出現在了我們家。
他這次來，不再是兩手空空，而是提著一個印著娃哈哈字樣的、紅色的鐵皮禮盒，裡麵裝著幾瓶八寶粥和一些餅乾。
他滿麵紅光，看起來精神煥發，像是遇到了什麼天大的喜事。
“姐！晨晨！”他一進門就咋咋呼呼地嚷道，“告訴你們一個好訊息！你弟我，要出人頭地了！”
原來，他所在的那個半死不活的土產公司，終於要進行改製，準備和一個香港來的老闆合資搞一個農副產品深加工的工廠。
而舅舅，憑藉著他那三寸不爛之舌，以及常年在棋牌室裡練就的、察言觀色的本領，居然提前巴結上了港商派來的一個經理，被許諾在新工廠裡當一個管倉庫的小頭頭。
“姐，你彆看這官不大，”他得意洋洋地對我媽說，“這可是合資企業！以後我就是白領了！跟那些泥腿子可不一樣了！”
他這次來，除了炫耀，還有一個目的。
他看我一個人在家冇人管，便自告奮勇地提出要帶我去鄉下體驗生活，讓他這個未來的“白領”舅舅，好好地帶我見見世麵。
媽媽大概是忙得實在分身乏術，也或許是覺得鄉下空氣好，有助於我散心。在舅舅再三保證會把我照顧得白白胖胖之後，她居然同意了。
於是，我就坐上了舅舅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其他零件哪兒都響的鳳凰二八大杠，一路顛簸著，去往那個我隻在外公生病前偶爾纔會去的、遙遠的鄉下。
鄉下的夏天，和縣城裡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
這裡冇有高樓，冇有汽車的喇叭聲。
隻有一望無際的、綠油油的稻田，和被太陽曬得滾燙的、蜿蜒的田埂。
空氣裡，充滿了青草、泥土和牲畜糞便混合在一起的、濃烈而又充滿生命力的味道。
巨大的、不知名的蝴蝶，在野花叢中翩翩起舞。
蜻蜓低低地飛著，翅膀在陽光下，像一層透明的玻璃紙。
舅舅的土產公司，就在鎮子的入口處。
那是一排低矮的、灰色的平房，牆皮已經大麵積地剝落，露出裡麵斑駁的紅磚。
院子裡堆滿了各種積壓多年的、已經看不出本來麵貌的農產品，散發著一股陳舊的、發了黴的味道。
這裡就是舅舅即將“出人頭地”的地方。
我的暑假生活，就在這個破敗的院子裡，以一種極其緩慢的、近乎於停滯的節奏展開了。
舅舅每天都忙著和他那些未來的“同僚”們，喝酒、打牌，商量著新工廠成立後，如何“大展宏圖”，根本冇時間管我。
而我則找到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安靜的避難所。
土產公司的隔壁，是鎮子上的衛生院。
衛生院後麵，有一排老舊的、青磚黛瓦的教職工宿舍，據說以前是給老中醫和家屬們住的，現在大多已經空置了。
隻有一個院子還住著人。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個院子，是因為它門口那棵巨大的、幾乎遮蔽了半個天空的黃桷樹。那棵樹，比我們家屬院裡的香樟樹，還要老，還要大。
而那個女孩，就坐在那棵巨大的黃桷樹下。
她看起來比我大幾歲，大概十三四歲的樣子。
她很白，是那種因為不常出門曬太陽而顯得有些蒼白的、不健康的白。
她很安靜，甚至比曾文靜還要安靜，但那種安靜，不是文靜，而是一種超乎年齡的、彷彿對周遭一切都漠不關心的冷靜。
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襯衫和一條灰色的褲子，腳上是一雙最普通的塑料涼鞋。
她就坐在一張小小的竹凳上，手裡捧著一本很厚很厚的、連封皮都磨損了的、磚頭一樣的書。
她看得那麼專注，彷彿整個世界都隻剩下她和那本書。連我這個陌生人在她院子門口站了很久，她都冇有抬一下頭。
她，就是鄭文清。
我是在後來偷聽舅舅和鎮上的人聊天時，才知道她的名字和她那令人唏噓的身世。
她是跟著外公住在這裡的。
她的外公，是衛生院那個退休了的、德高望重的老中醫。
而她的父母，據說，原本都是東北撫口那邊，一個大工廠裡的大人物——一個是總工程師，一個是廠辦的乾部。
後來不知道犯了什麼事，父親被抓進去了，母親則在一個雪夜裡跳了樓。
於是，她就成了孤兒，被外公從千裡之外的東北，接到了這個南方的、偏僻的小鎮上。
我知道這些的時候，心裡像是被什麼東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再去看她時，眼神裡，就多了一絲我自己也說不清的、混雜著同情和某種同類辨認的情緒。
我們的第一次交談，發生在一個下著雷陣雨的午後。
我被舅舅差遣去隔壁衛生院的小賣部買醬油，回來的路上，雨突然就大了。
我抱著醬油瓶，狼狽地衝到那棵巨大的黃桷樹下躲雨。
鄭文清就坐在屋簷下的竹凳上，依然在看那本厚厚的書。
她看到我被淋得像隻落湯雞，冇有笑，也冇有說話。她隻是默默地站起身，走進屋裡，再出來時，手裡多了一塊乾淨的、洗得發白的舊毛巾。
她把毛巾遞給我，說：“擦擦吧。”
她的聲音，很清脆，帶著一點點北方人特有的、平直的腔調，和我們南方人軟糯的口音完全不同。但很好聽。
“謝謝。”我接過毛巾，小聲說。
我們就那麼一個站著，一個坐著，在屋簷下，聽著外麵“嘩啦啦”的雨聲，誰也冇有再說話。
過了一會兒，我忍不住，好奇地問她：“你在看什麼書啊？”
她把書的封麵亮給我看。那上麵，印著兩個遒勁有力的大字——《辭海》。
我愣住了。我無法想象，會有一個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女孩，把一本這麼枯燥的、像字典一樣的大部頭看得津津有味。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淡淡地解釋了一句：“外公說，人可以不識字，但不能不識理。這書裡，什麼理都有。”
那句話，我當時聽不懂。但我卻被她那種超越年齡的、一本正經的滄桑感，給深深地鎮住了。
那一刻，我忽然覺得，她和我，曾文靜，林海峰，我們所有人，都不一樣。她不屬於我們那個由分數、電腦和新衣服構成的、孩子的世界。
她像一個從成年人的世界裡，不小心走錯了片場的、小小的靈魂。
雨停了。我把毛巾還給她，抱著醬油瓶回了那個破敗的土產公司。
從那以後，我每天下午，都會有意無意地，溜達到她家門口。
有時候，我會看到她在院子裡，幫她那個步履蹣跚的外公晾曬草藥。
有時候，我會看到她踩著一張小板凳，吃力地修補著屋簷上漏雨的瓦片。
她做這些事的時候，神情總是那麼的平靜，那麼的專注，彷彿在做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情。
那個瞬間，那種與年齡不符的、承擔起家庭重擔的成熟，像一道閃電，擊中了我。
暑假結束的前一天，我要回縣城了。
我鼓起我所有的勇氣，把媽媽給我買的那隻還冇怎麼玩過的、嶄新的鐵皮發條青蛙，用一張報紙包好，送到了她家門口。
她收下了。冇有說謝謝，也冇有說不要。
她隻是轉身回屋，再出來時，手裡多了一個小小的、用手帕包著的東西。
她把手帕打開，裡麵是幾塊晶瑩剔透的、琥珀色的東西。
“這是冰糖。”她說，“我外公自己熬的，潤肺。送給你。”
我接過那幾塊還帶著她手心溫度的冰糖，心裡像是被什麼東西填得滿滿的。
那個暑假，和鄭文清的相遇，就像一場冇有對白的、深刻的電影。
它冇有讓我感到輕鬆，反而讓我對生活這兩個字，有了一種更沉重、更早熟的理解。
當舅舅騎著他那輛破自行車，把我重新帶回那個熟悉的、充滿了壓抑氣息的縣城時，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夜之間長大了不少。
我推開家門，看到媽媽正站在客廳裡。
她瘦了更多，但精神卻很好。
她穿著一身嶄新的、剪裁合體的深藍色套裝，腳上是一雙半高跟的皮鞋。
她的頭髮，精心打理過，臉上，還化著我看不懂，但感覺很職業的淡妝。
她不再是那個隻屬於我的、穿著家居服的媽媽了。她看起來，像一個即將奔赴戰場的、陌生的女戰士。
“晨晨，回來了？”她對我笑了笑，“快收拾東西，媽媽明天，要去市裡，參加一個月的培訓。”
她的笑容裡，帶著一絲我熟悉的疲憊和一種我從未見過的、義無反顧的決然。content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