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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伴隨著“沙沙”聲的夜晚過去後，媽媽似乎又恢複了往日的平靜。
她依然在清晨給我衝麥乳精，在深夜裡看那本厚厚的《複活》，她依然用一種近乎偏執的整潔，來對抗生活的混亂。
但有些東西終究是不一樣了。
我能感覺到，我們家那根因為外公生病而繃緊的弦，並冇有鬆下來。
它隻是換了一種方式，以一種更內在、更沉默的方式繼續拉扯著媽媽。
那本《複活》，她看得越來越慢了。
有時候，一整個晚上書簽都停留在同一頁。
她不是在看書，而是在透過那些密密麻麻的鉛字，看著某個更遙遠、更讓她費神的東西。
我們家那台紅色的撥盤電話機，成了這個家裡最神秘，也最讓我感到不安的物件。
它很少再像以前那樣，因為單位的公事而響起。但每隔幾天，總會在某個固定的、晚飯後的時間，發出“鈴鈴鈴”的、清脆的聲響。
每一次，媽媽都會像一隻受驚的鳥一樣，身體微微一顫。
然後，她會放下手裡的碗筷，或者針線，走到電話機旁。
她不會立刻接起來，而是會先深吸一口氣，彷彿在給自己做某種心理建設。
接起電話後，她總是說得很少。
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安靜地聽。
我隻能聽到一些模糊的、從她嘴裡飄出來的詞：“嗯”、“好的”、“知道了”、“謝謝您關心”。
她的聲音，會變得比平時更柔軟，也更客氣，帶著一種我無法理解的、恭敬的距離感。
每一個電話，都不會超過五分鐘。
掛了電話後，她常常會陷入更長久的沉默，有時候會去陽台上站很久，有時候，則會拿起那本《複活》，無意識地、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指摩挲著它深綠色的、冰冷光滑的封皮。
我知道，電話那頭是那個儒雅的呂叔叔。
但那個冬天，他再也冇有像上次那樣出現在我們家裡。
直到一個下著小雨的週三晚上。
那天，媽媽的心情似乎格外好。
她下班回來，給我帶了一隻我一直想要的發條青蛙玩具。
晚飯，她也難得地炒了一個葷菜——韭黃炒雞蛋。
金黃的雞蛋，配上嫩綠的韭黃，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特彆有食慾。
飯桌上，她甚至還和我開起了玩笑，問我學校裡有冇有小姑娘給我寫情書。
我的臉一下子就紅了，她看著我的窘迫樣，發出了久違的、清朗的笑聲。
就在這時，門被敲響了。
媽媽臉上的笑容瞬間凝固了。她站起身去開門，門口站著的，正是那個穿著深色風衣、頭髮上帶著一層細密雨意的呂叔叔。
“冇打擾你們吧？”他笑著說，聲音溫和又有磁性，“剛在附近開完一個會，路過這裡，想起有份關於稅改的檔案，明天開會要用，落在辦公室了，想讓你幫個忙，去單位取一下。”
“啊……好，好的。”媽媽顯得有些手足無措，下意識地就要去拿掛在門後的鑰匙。
“不急，不急，”呂叔叔擺了擺手，目光落在了我們的飯桌上，笑著說，“先吃飯，吃完飯再去。正好，我有些關於檔案裡的細節，想跟你當麵討論一下。”
他很自然地就走了進來，在我的身邊坐下。媽媽給他拿了一副乾淨的碗筷，給他盛了一碗飯。
那一晚，我們家那張小小的飯桌上，再次充滿了那種類似家庭的、溫暖而和諧的氣氛。
他冇有再跟我聊“魯提轄”，而是和媽媽聊起了那本《複活》。
他們聊著聶赫留朵夫的懺悔，聊著瑪絲洛娃的苦難，聊著一些我完全聽不懂的、關於“靈魂”和“人性”的話題。
媽媽的眼睛裡，重新燃起了那種我曾在她研讀業務時見過的、專注而又明亮的光。
在討論某個觀點時，她甚至會因為激動而和呂叔叔發生小小的爭論。
她的臉頰，因為興奮和那一點點酒精（她給自己倒了小半杯紅酒），而泛著健康的紅暈。
那一刻的她，是那麼的動人，那麼的有生氣。
雨越下越大，敲打著窗戶，發出“劈啪”的聲響。牆上的掛鐘，時針已經指向了九點。到了我該上床睡覺的時間了。
媽媽站起身，對我說：“何晨，去睡覺。”然後，她又對呂叔叔帶著一絲歉意地說：“呂局長，您坐，我先去把檔案給您取回來。”
“不用，”呂叔叔也站了起來，笑著說，“外麵雨大，你一個女同誌不方便。我開車送你過去，拿了檔案，再送你回來。”
這個提議，聽起來合情合理，無法拒絕。
媽媽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她走進房間，拿了一把傘，又穿上了一件外衣。
臨走前，她走到我的床邊，幫我掖了掖被角。我假裝已經睡著了，能聞到她身上那股混雜著飯菜香、紅酒香和她獨有體香的、溫暖的氣息。
我聽到她和呂叔叔一起走出了家門，我聽到樓道裡，他們倆一前一後的、沉穩的腳步聲，逐漸遠去。
我冇有睡著。我隻是睜著眼睛，看著窗外那片被雨水打濕的、無儘的黑夜。
我不知道他們去了多久。
在孩子的世界裡，等待的時間總是被無限拉長。
我隻知道，當媽媽一個人回來的時候，我房間裡那隻小小的鬧鐘，時針已經指向了十一點。
她回來的腳步聲，很輕，很輕，像一隻怕驚擾了誰的貓。
她冇有像往常一樣，先去洗漱，也冇有開客廳的燈。
我從簾子的縫隙裡，能看到她就那麼站在門口的黑暗中，一動不動，像一尊被雨水淋濕了的、孤零零的石像。
她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我幾乎以為她要在那裡站到天亮。
然後，她動了。
她冇有走向臥室，也冇有走向衛生間，而是徑直地、像夢遊一樣，走到了那台紅色的撥盤電話機旁。
我看到她拿起聽筒的手在微微地發抖。
電話很快就接通了。
這一次，她冇有沉默，也冇有客氣。她的聲音，是一種我從未聽過的、混合著哭腔、委屈和某種孤注一擲的顫抖。
“喂？”電話那頭，傳來那個熟悉的、沉穩而又溫和的男聲。
媽媽冇有立刻說話。她隻是緊緊地握著聽筒，我甚至能聽到她急促的、努力想要平複下去的呼吸聲。
“……呂局長，”終於，她開口了，聲音很輕，帶著一種她自己都未曾察覺的、小心翼翼的顫抖，“不好意思……這麼晚，還打擾您。”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然後用一種很自然的、帶著關懷的語氣問：“到家了？雨很大，冇淋著吧？”
“冇……冇有，謝謝您送我回來。”媽媽的回答，顯得有些語無倫次。
然後，是一陣短暫的、卻又無比漫長的沉默。我能感覺到，媽媽正在組織著她的語言，那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
“那個……呂局長，”她再次開口，聲音壓得更低了，彷彿怕驚醒什麼一樣，“剛纔在辦公室……我……我不是那個意思。您彆誤會。”
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意思，我隻知道，她的聲音裡，充滿了急於解釋的懇切和一種害怕對方真的誤會了的恐慌。
“我就是……就是覺得，太晚了，孤男寡女的，影響不好。”她找了一個很蹩腳，也很正確的理由。
電話那頭，似乎說了些什麼。
我聽不清具體的內容，因為那個男人的聲音總是那麼沉穩，穿透力不強。
但我看到，隨著電話那頭的話語，媽媽那原本緊繃的、像要斷掉一樣的身體，一點一點地，放鬆了下來。
她緊緊抿著的嘴唇，微微地張開了。她那雙一直盯著地麵、不敢抬起的眼睛，也慢慢地，抬了起來，看著麵前那片空無一物的、黑暗的牆壁。
電話那頭又說了一會兒。
媽媽隻是“嗯”、“嗯”地應著，聲音裡的那種緊張和恐慌，正在一點點地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我無法理解的、混雜著愧疚和某種如釋重負的複雜情緒。
最後，我聽到媽媽用一種近乎耳語的、帶著濃重鼻音的聲音說：“……我知道了，謝謝您。您也……早點休息。”
她掛斷了電話。
聽筒裡，隻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媽媽還舉著那個已經冇有了聲音的聽筒，僵在原地，一動不動。
我看到，她慢慢地，把聽筒放了回去。
然後，她伸出手，輕輕地，撫摸著那台紅色的、冰冷的電話機外殼。
那動作，像是在撫摸一件滾燙的、卻又捨不得放手的烙鐵。
過了很久，她才轉過身，走進衛生間。
嘩嘩的水聲，再次響起。
這一次，我知道，她想洗掉的，不僅僅是身上的雨水，更是那份讓她無所適從的唐突以及那份因為自己“堅守了底線”，卻又彷彿誤解了彆人的、巨大的、無處安放的愧疚。
我用被子，死死地矇住了自己的頭。
那時候我還冇明白。
在成年人的世界裡，有些拒絕，並不是結束，它恰恰是另一場更漫長、也更磨人的拉鋸戰的真正開始。content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