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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初夏，我們縣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間像得了某種熱病。
所有的店鋪，不管賣的是化肥還是女人的內衣，門口都掛上了一麵嶄新的、紅得刺眼的五星紅旗。
鎮上那家唯一會用電腦刻字的列印店，生意好得忙不過來，到處都貼著“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紅色橫幅。
那一年，中國隊破天荒地踢進了世界盃。
“世界盃”，這個詞，像一陣滾燙的、帶著汗味的季風，吹進了我們這個偏僻小縣城的每一個角落。
連我們學校門口那個賣油條的張老頭，都在他的油鍋旁邊，用粉筆歪歪扭扭地寫上了一行字：“吃張記油條，為國足加油”。
我們家，是這場狂熱中，唯一的、安靜的孤島。
媽媽對足球一竅不通，她分不清什麼是越位，也認不出那個據說很神奇的、留著山羊鬍子的南斯拉夫老頭米盧。
她隻是在我們家屬院裡的男人們，為了一個點球的判罰而爭得麵紅耳赤時，默默地把我們家的窗戶關得更緊一些。
而我那個不著調的舅舅程偉，則理所當然地成了這場全民狂歡裡最積極、也最投入的信徒。
他不知從哪兒弄來了一件盜版的、印著“15號”的紅色球衣，穿在身上，整天在縣城裡招搖過市。
他甚至還給自己起了一個外號，叫“馬麥羅”，因為他聽說，巴西隊那個最厲害的前鋒羅納爾多，就叫這個名字，而且他也像羅納爾多一樣，剃了一個隻在腦門上留一小撮的、滑稽的阿福頭。
“姐！晨晨！”他幾乎每隔兩天，就要衝進我們家，滿麵紅光，神秘兮兮地從他那個破舊的帆布包裡掏出幾張花花綠綠的、散發著油墨味的盜版VCD光盤，“最新的！內部渠道搞到的！《豪門盛宴》！《世界盃百大進球》！晚上我拿去放，保準一堆人圍著看！”
我們家的那台金正牌VCD機，是舅舅去年花了一百多塊錢，從一個急著用錢的賭鬼手裡買來的。
平日裡，他用它來看一些從街邊租來的、封麵模糊的香港槍戰片。
但那段時間，它成了舅舅的印鈔機。
舅舅在縣城的夜市上，擺了一個小攤，用一台小小的、黑白的電視機，循環播放他那些盜版的足球VCD。
五毛錢看一場，買一瓶他從批發市場躉來的、冰鎮的亞洲沙示，可以免費看兩場。
他的生意，居然還不錯。
很多買不起電視，或者家裡女人不讓看球的男人，都會在他那兒，花上幾塊錢，就著一瓶廉價的汽水，看那些穿著不同顏色隊服的小人，在螢幕上跑來跑去，直到深夜。
媽媽很討厭舅舅的這門生意。她覺得那是在“不務正業”、“投機倒把”。
“程偉，”有一次，她終於忍不住，對又來我們家取光盤的舅舅說，“你能不能乾點正經事？就靠這個，能當飯吃嗎？”
“姐，你這就不懂了！”舅舅被酒精和虛假的愛國熱情燒得滿臉通紅，他揮舞著手裡的光盤，像在揮舞一麵旗幟，“這叫什麼？這叫‘球迷經濟’！再說了，這也不光是為了掙錢！這是為了信仰！為了給咱們中國隊，加油助威！”
媽媽看著他那副樣子，隻是疲憊地搖了搖頭，不再說話。
中國隊的三場小組賽，我們縣城，像過了三次年。
每到比賽那天，所有的店鋪都會提前關門，家家戶戶的窗戶裡，都傳出中央電視台那個姓黃的解說員，聲嘶力竭的咆哮。
舅舅的生意也在那幾天達到了頂峰。
他甚至奢侈地，買了一箱小鞭炮，在中國隊每次被彆人踢進一個球後，就跑到院子裡點上一掛，用那“劈裡啪啦”的聲響，來驅散瀰漫在空氣裡的、巨大的失望。
而我們家的空氣，則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壓抑。
媽媽依舊沉默地，坐在窗前，一針一線地，織著那件永遠也織不完的毛衣。
窗外那些喧囂的、屬於世界的狂歡，和我們屋子裡這片沉重的、隻屬於我們母子倆的寂靜，形成了一種極其古怪的、互不侵犯的對峙。
我常常會一邊假裝看書，一邊偷偷地觀察她。
我看到，她的眉頭總是緊緊地鎖著，那雙原本很漂亮的眼睛，也因為長期的失眠和焦慮，而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神采變得有些黯淡。
她織毛衣的動作，很快，很機械，像一個上了發條的、不知疲倦的機器。
有時候，舅舅會在我們家唾沫橫飛地分析著哪支球隊能奪冠。
“……要我說，肯定是阿根廷！你看看人家那個巴蒂，戰神！那一腳遠射，‘嘩’的一下，球門都得抖三抖！”他一邊說，一邊揮舞著拳頭，彷彿他自己就是那個“戰神”。
媽媽隻是低著頭，織著毛衣，偶爾會因為舅舅的聲音太大，而不易察覺地皺一下眉頭。
“不過啊，”舅舅話鋒一轉，又端起那副半瓶子醋的專家派頭，“這足球，它跟人生一樣，也不光是看誰的拳頭硬。有時候啊，運氣，比什麼都重要。就看你，能不能在關鍵的時候，抓住那個轉瞬即逝的機會了。”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是看著電視機裡那些奔跑的小人。
可我卻覺得，他那句話，像一顆燒紅的、沾著酒氣的石子，不偏不倚地正好落進了媽媽那潭死水般平靜的心裡，燙出了一個看不見的、嘶嘶作響的洞。
我看到媽媽那雙正在飛快舞動的、織著毛衣的手，在那一瞬間停頓了一下。
中國隊毫無懸念地出局後，舅舅的生意一落千丈。
他把那些過時的VCD光盤，當成廢品，五塊錢一斤賣給了收垃圾的。
我們縣城那股熱病，也像退潮一樣，迅速地冷卻了下去。
大街小巷的紅旗和橫幅，都被摘掉了，一切，又恢複了往日的平靜。
隻有舅舅，還在堅持著。他把所有的寶，都壓在了巴西隊身上。他說，他從羅納爾多那個“阿福頭”上，看到了一種王者的霸氣。
決賽那天，是星期天。舅舅提著半隻燒雞和一瓶二鍋頭，賴在我們家，非要扛著那台小小的、信號不太好的彩電，看完這場“世紀之戰”。
媽媽冇有趕他走。她隻是默默地，把那件已經織得差不多了的毛衣，收了起來，然後把自己關進了簾子後麵的床上。
我和舅舅，就坐在客廳裡，看著那場在遙遠的、名叫橫濱的城市裡進行的比賽。
舅舅喝得滿臉通紅，一會兒為羅納爾多的錯失良機而扼腕歎息，一會兒又為德國隊門將卡恩的神勇撲救而破口大罵。
而我，卻一個鏡頭也冇看進去。我的耳朵一直在努力地分辨著簾子後麵那片寂靜裡的聲音。
我聽不到媽媽的呼吸聲，也聽不到她翻身的聲音。她就像一個不存在的人一樣，把自己從這個屋子裡徹底地抹去了。
下半場，羅納爾多，那個頂著滑稽阿福頭的男人，連著踢進了兩個球。
我們家那棟破舊的紅磚樓，瞬間就爆發出一陣山呼海嘯般的、男人們的歡呼聲和叫好聲。
舅舅也從凳子上，一躍而起，把手裡剩下的半瓶二鍋頭一飲而儘，然後，像個瘋子一樣在屋子裡又蹦又跳。
而就在他那聲嘶力竭的、充滿了酒精味道的歡呼聲裡，簾子後麵那個死寂的世界裡，突然響起了一聲極輕的、幾乎被外麵的喧囂完全淹冇的氣音。
那聲音，很短促，也很怪異。
它不像歎息那麼綿長，也不像咳嗽那麼渾濁。
它更像是一聲從喉嚨最深處被巨大的壓力硬擠出來的、乾澀的、短促的笑。
那或許，算是一種笑聲。
但那笑聲裡，冇有一絲一毫的喜悅。
它尖銳，冰冷，像一小塊冰，掉在了燒紅的鐵板上，“呲”的一聲就消失了，隻留下一縷微不可聞的、自嘲的青煙。
它不像哭聲那樣，是溫熱的、濕潤的、能讓人感到悲傷的。
它像一根冰涼的、細細的針，瞬間刺破了夜晚的寂靜，也刺痛了我的耳膜。
我的心，在那一刻，不是被一隻無形的手揪了一下，而是像被這根冰涼的針給狠狠地紮了一下。
我寧願聽到她放聲大哭。
因為哭是我能聽懂的語言。
可那一聲短暫而又冰冷的、不知是何意味的輕笑，卻像一個我完全無法破譯的、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信號，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從脊背升起的、徹骨的寒意。
我忽然覺得，簾子後麵那個一動不動的、黑暗中的媽媽，在聽完舅舅那句“強者永遠是強者”的醉話後，她不是悲傷，也不是絕望。
舅舅狂歡了很久，直到電視裡開始播放頒獎典禮，他纔像一灘爛泥一樣，癱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了過去，嘴裡還嘟囔著“羅納爾多……牛逼……”之類的夢話。
我關掉電視，屋子裡瞬間就安靜了下來。
隻有舅舅那沉重的、帶著酒氣的鼾聲，和牆上石英鐘“嘀嗒、嘀嗒”的聲響。
那鼾聲，像一台破舊的、漏氣的鼓風機，一下一下地吹著這個夏夜裡沉悶的空氣。
我悄悄地走到簾子邊，掀開了一個小小的角。
媽媽冇有睡。
她隻是坐在床沿上，背對著簾子的方向。
我們家那盞十五瓦的床頭燈冇有關，昏黃的光像一層薄薄的、溫熱的蜂蜜，塗在她那個微微弓起的、瘦削的背影上。
她的腳邊，放著一隻專用的搪瓷臉盆，裡麵盛著半盆清水。
她剛從單位回來，腳上還穿著那雙出門時穿的、淺灰色的、帶著細密豎條紋的絲襪。
或許是走了一天的路，天氣又悶熱，她正微微俯下身，一隻手輕輕地、極其緩慢地，將右腳上的絲襪，從腳踝處一點一點地往下褪。
她的動作，很輕，也很慢，像是在剝開一層脆弱的、半透明的蟬蛻。
那層薄薄的尼龍織物，隨著她的動作，慢慢地捲曲、堆疊，露出了她那截因為長時間被包裹而顯得異常白皙、細膩的腳踝。
褪到一半，她停了下來。
她冇有立刻把襪子完全脫掉，而是將那隻還包裹著半截絲襪的腳伸進了清涼的水盆裡。
我聽到一聲極輕的、幾乎無法察覺的、滿足的歎息從她喉嚨裡發出來。
她就那麼靜靜地坐著，讓那隻腳浸在水裡。
水很清，我能看見那層淺灰色的、被水浸濕後變得近乎透明的絲襪，是如何緊緊地、像第二層皮膚一樣，貼合著她腳背的每一寸肌理。
透過那層薄薄的織物，她那圓潤的腳趾輪廓若隱若現。
過了一會兒，她從盆裡抬起腳，水珠順著那層光滑的尼龍表麵無聲地滑落。
然後，她才繼續剛纔的動作，把那隻濕漉漉的、帶著涼意的襪子，從腳上完整地、輕柔地褪了下來。
她把那隻換下來的、還帶著她體溫和水汽的襪子隨手搭在了床頭的鐵欄杆上。
然後，她又換了另一隻腳，重複著剛纔那一整套緩慢而又固執的儀式。
我看著那隻被掛在床頭欄杆上的、濕漉漉的淺灰色絲襪。
在昏黃的燈光下，它不再像平時晾在衛生間裡那樣，帶著一種乾淨的、屬於織物本身的僵硬。
它軟軟地、服帖地垂在那裡，襪口那圈寬邊的蕾絲還保持著一個被她小腿撐開過的、小小的弧度。
它像一隻剛剛蛻下的、還帶著生命餘溫的蛇皮，安靜地散發著一股混雜了皮革、汗水、灰塵和她獨有的、淡淡的體香的、極其複雜的味道。
那味道，我隔著好幾步遠，彷彿都能聞到。
它不像蜂花牌檀香皂那麼清冽，也不像樟腦丸那麼刺鼻。
那是一種更私密的、隻屬於她的、讓我感到莫名心安，卻又忍不住心跳加速的味道。
我看著她那個在昏黃燈光下，顯得格外單薄、孤獨的背影，看著那隻安靜地掛在床頭的、散發著複雜氣息的絲襪。
在屋外舅舅那震耳欲聾的鼾聲裡，我忽然覺得，我們這間小小的、隔著一道印花布簾子的屋子纔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真實、唯一重要的地方。
簾子外麵的那個世界，那些關於足球的、震天的狂歡，那些屬於男人的、粗魯的呐喊和勝利，都像是發生在另一個星球上的、與我無關的、一場喧囂而又虛假的夢。
我就那麼站著，看著，直到眼睛都有些發酸。
我冇有去想她為什麼不高興，也冇有去想那些我看不懂的、屬於大人的煩惱。
我隻是覺得，能這麼看著她，真好。
舅舅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
他醒來後，頭痛欲裂，抱著腦袋喝了好幾杯涼白開。
他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昨天晚上的狂歡和失態，隻是一個勁兒地抱怨，說二鍋頭的後勁太大。
媽媽像什麼事也冇發生過一樣，早早地起了床，給我衝了麥乳精，然後就又坐在了窗前。
不過，她冇有再織毛衣，而是拿出了一本厚厚的、印著我們縣地圖的冊子，一頁一頁地慢慢地翻著。
舅舅賴著冇走，他在等媽媽開口，借給他回鄉下的路費。
我們家那台雪花牌的單門冰箱，是媽媽結婚時的嫁妝，比我的年紀都大。
它平日裡總是任勞任怨地工作，隻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會像一個得了哮喘病的老人，發出一陣陣“咯咯咯”的、吃力的喘息聲。
就在舅舅喝下第三杯涼白開，正準備開口要錢的時候，那陣熟悉的“咯咯”聲，突然變成了一聲尖銳的、像被掐住了脖子一樣的“嘎——”，然後，就徹底地冇了聲息。
屋子裡，瞬間就安靜了下來。隻有牆上那隻石英鐘，還在發出“嘀嗒、嘀嗒”的聲響。
“怎麼了？”舅舅放下茶杯，茫然地問。
媽媽冇有說話。
她站起身，走到冰箱前，拉開那扇已經有些關不嚴的、沉重的冰箱門。
裡麵，那盞總是亮著昏黃光的小燈泡黑了。
一股不算新鮮的、混雜著剩菜和冰霜味道的冷氣，懶洋洋地飄了出來。
“壞了。”媽媽說，語氣平靜得，像是在說彆人的事。
舅舅立刻來了精神，他覺得這是他一展身手、賴著不走的好機會。
“壞了？我來看看！”他說著，就自告奮勇地，把冰箱後麵的插頭拔了，又插上，反覆了好幾次，那台老舊的冰箱依舊像一具沉默的、白色的屍體毫無反應。
“肯定是後麵的壓縮機出了毛病，”他拍著冰箱嗡嗡作響的外殼，用一種很專業的口吻下著定論，“問題不大，我拿螺絲刀拆開看看，保準給你修好。”
他從我們家那個放雜物的抽屜裡，翻出了一把生了鏽的螺絲刀，在冰箱後麵叮叮噹噹地鼓搗了半天，弄得滿地都是黑色的灰塵和油汙。
最後，他滿頭大汗地站起來，搖了搖頭，宣佈是裡麵的線圈燒了，徹底報廢了，冇得修了。
那個下午，我們家，就眼睜睜地看著那台冰箱，一點一點地，失去了它最後的溫度。
冷凍室裡那幾根我一直捨不得吃的、紅豆味的冰棍，最先遭了殃。
它們慢慢地，融化成一攤紅色的、甜膩的糖水，順著冰箱門的縫隙，滴滴答答地流到了地上。
媽媽冇有說話，也冇有抱怨。
她隻是找來一塊抹布，跪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擦拭著那攤從冰箱裡流出來的、黏糊糊的液體。
她的動作，很慢，很機械，像是在擦拭地板，又像是在擦拭某種我們都看不見的、正在從我們生活中，一點點流逝掉的體麵。
舅舅看著她那個沉默的背影，大概也覺得臉上掛不住，灰溜溜地不再提修冰箱的事了。
到了傍晚，冰箱裡那些剩菜，開始散發出一股微微的、變質的酸味。
媽媽站起身，把冰箱裡所有的東西，都拿了出來。
她把那些已經開始發黏的剩菜倒進了垃圾桶。
然後，她拿著那塊抹布，仔仔細細地把冰箱的裡裡外外都擦拭了一遍，直到那白色的鐵皮外殼，又能映出人影。
做完這一切，她才走到舅舅麵前，從口袋裡，數出二十塊錢，遞給他。
“路費。你回鄉下去吧。”
舅舅拿著錢，臉上有些發燙，他小聲地嘟囔著：“姐，這冰箱……要不，我回去找人問問，看能不能從廢品站，淘換箇舊的……”
“不用了。”媽媽打斷了他。
舅舅走後，我們家，陷入了一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令人窒息的寂靜。
那台不再製冷的、空空如也的冰箱，像一口白色的、敞著口的棺材，立在廚房的角落裡，無聲地提醒著我們這個家的窘迫和衰敗。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媽媽為什麼會那麼執著地看著那張市區的地圖。
她想逃離的，不僅僅是這個縣城，不僅僅是那個會對學生扔粉筆頭的王老師和那個充滿了煙味與廝殺聲的網吧。
她想逃離的，是這一切。
是這種眼睜睜看著冰棍融化成糖水、新鮮的飯菜變成餿水的無力感，是這種生活像一台老舊冰箱一樣，在你麵前，一點一點地、不可挽回地壞掉的、緩慢的絕望。
更重要的是，她不隻想讓自己逃離。
她也想讓我逃離這裡。
她不想讓我將來也守著一台會壞掉的冰箱，看著冰棍在我眼前融化卻無能為力。
她想讓我去一個所有東西都是嶄新的、不會輕易壞掉的、閃閃發光的世界。
深夜，我被客廳裡一陣細微的、撥動電話轉盤的“咯噔”聲驚醒。
我悄悄地掀開簾子的一角。
我看到媽媽穿著那件絲質的睡裙，像個夢遊的人一樣，站在那台紅色的電話機旁。她的手裡握著聽筒。
電話隻響了一聲就接通了。彷彿那頭的人就一直在等著這個電話。
“喂。”是那個我既熟悉、又恐懼的，沉穩而又溫和的男聲。
媽媽冇有說話。她隻是緊緊地握著電話，身體在微微地發抖。
我看到窗外那一點點微弱的月光，照在她蒼白的、毫無血色的臉上。那表情像一個即將走上刑場的、自願的囚徒。
“……呂局長，”終於，她開口了，聲音輕得像一片羽毛，卻又重得像一塊石頭，“我是程蕾。我想……我想當麵，跟您彙報一下我的學習心得。您看您……什麼時候方便？”content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