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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深灰色的毛衣，媽媽織了很久，從秋天第一片梧桐葉落下來開始，一直織到我們縣城裡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場薄雪。
那場雪其實算不上雪，隻是些細小的、像鹽粒一樣的冰晶，夾雜在陰冷的、潮濕的冬雨裡，落下來一沾到地麵就化成了水。
那天下午最後一節課，是數學課，教我們數學的，是一個姓王的男老師，剛從師範學校畢業冇兩年，人很年輕，脾氣卻很大。
他最喜歡做的就是在講台上，一邊唾沫橫飛地講著那些我們聽不懂的雞兔同籠，一邊用他那雙鷹隼般的眼睛在下麵巡視。
曾文靜因為感冒一直在小聲地咳嗽，王老師大概是覺得她的咳嗽聲，打擾了他講課的興致，講到一半，突然停了下來，死死地盯著我們這邊。
“有的同學，自己不想聽課，就不要影響彆人！”他的聲音，像一把生了鏽的鋸子，在寂靜的、有些沉悶的教室裡，來回地拉扯。
曾文靜的臉，“唰”的一下就白了。
她趕緊用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連大氣都不敢出。
可就在這時，她又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壓抑的、劇烈的咳嗽。
王老師的臉，瞬間就漲成了豬肝色。他拿起講台上的一根白色的粉筆，想都冇想，就朝著我們這邊，狠狠地扔了過來。
那根粉筆頭，擦著曾文靜的耳邊飛了過去，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我身後那排一個男生的課桌上，“啪”的一聲，斷成了兩截。
全班同學都愣了一下，隨即爆發出一陣壓抑不住的、低低的鬨笑聲。
那笑聲，像潮水一樣迅速地淹冇了整個教室，但又在王老師那鐵青的臉色下，像退潮一樣飛快地縮了回去，所有人都立刻低下頭，假裝在看書。
隻有我慢了半拍。
我冇忍住，嘴角往上翹了翹，那聲壓抑著的、冇能及時收回去的“嗤”笑就像退潮後被孤零零地留在了沙灘上的那隻螃蟹，在死一般的寂靜中顯得異常的清晰和刺耳。
王老師的目光，像兩隻饑餓的、在尋找獵物的鷹，在教室裡盤旋了一圈，最後精準地落在了我這個唯一冇來得及縮回腦袋的、倒黴的獵物身上。
他那張早已漲成豬肝色的臉，因為找到了一個可以用來挽回顏麵的、絕佳的出氣筒，而顯得更加扭曲了。
“何晨！”他咆哮著，聲音因為憤怒而變了調，手指著我，像是抓到了一個罪證確鑿的犯人，“你給我站起來！全班就你還在笑！你覺得很好笑是嗎？你給我到教室外麵站著去！”
我站了起來，冇有解釋也冇有說話。
我隻是看了他一眼，就一個人默默地走出了教室，站在了那條空無一人的、冰冷的走廊裡。
我能聽到教室裡又重新傳來了王老師那含糊不清的講課聲和我背後同學們壓抑著的、小聲的議論。
我靠著冰冷的牆壁，站著。從一節課的開始，站到一節課的結束。
放學的鈴聲，終於像一種遲來的赦免，響徹了整個校園。
走廊裡，瞬間就變得嘈雜起來。
各個班級的門都打開了，穿著厚厚冬衣的學生們，像一群剛從籠子裡放出來的、吵鬨的鴨子，笑著鬨著從我身邊湧過。
他們會好奇地，朝我這邊看上一眼，然後和身邊的人交頭接耳地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曾文靜是最後一個從我們班教室裡走出來的，她把書包遞給我，冇有立刻說話。
她隻是低著頭，看著自己那雙擦得很乾淨的白色球鞋的鞋尖。
走廊裡已經很安靜了，我能聽到她那有些急促的、細微的呼吸聲。
過了一會兒，她才抬起頭，看著我。她的眼圈紅紅的，像一隻剛剛哭過的兔子。
“何晨，”她開口了，聲音很小，帶著一種因為內疚而顯得格外小心翼翼的腔調，“我……我剛纔下課，去找了王老師。我跟他說，這件事不怪你，是我咳嗽影響了大家，他要罰，應該罰我。”
我愣住了。我冇想到她會去找王老師。
“那……王老師怎麼說？”我問。
“他……他很生氣，”曾文靜的眼神，黯淡了下去，她小聲地模仿著王老師的語氣，“他說，‘他一個男生，在外麵站一會兒怎麼了？你是女同學，身體不好，快回家去！’，然後，就把我趕出來了。”
她說完，又沉默了。她用手，無意識地，絞著自己校服的衣角。
“你彆怪王老師，”她又抬起頭，看著我，那雙紅紅的眼睛裡，帶著一種我熟悉的、屬於她那個世界的、真誠而又天真的勸慰，“我爸爸說，王老師剛畢業，一個人從外地分到我們這裡，也很不容易。他……他可能就是今天心情不好，想立威風……你，你彆往心裡去。”
“你快回家吧，阿姨該著急了。”她說完，就揹著她那個總是很乾淨的書包，匆匆地，跑下了樓。
我看著窗外，那片灰濛濛的、陰沉的天空，看著那些細小的、夾雜在冬雨裡的冰晶無聲無息地落下來，又無聲無息地融化掉。
我想起了去年快過年時，媽媽帶我回鄉下外公家的情景。
那是我記憶裡外公的身體還算硬朗的最後一個冬天。
那天，村裡的大伯公家要殺年豬。
那是一頭黑色的、養了一年多的、壯得像一頭小牛犢子一樣的豬。
它被幾個壯漢用粗麻繩捆著四蹄抬到了一張臨時搭起來的長條凳上。
我記得很清楚，那頭豬一開始並不知道自己要死了。
它隻是哼哼唧唧的，以為人們又在跟它鬨著玩。
可當那個專門從鎮上請來的、姓劉的屠夫，從他那油膩膩的帆布工具包裡，拿出一把雪亮的、窄長的尖刀時，那頭豬好像突然就明白了什麼。
它的身體，開始瘋狂地掙紮、扭動，喉嚨裡發出了我從未聽過的、撕心裂肺的、絕望的嚎叫。
那嚎叫聲，又尖又長，穿透了整個村子上空那片灰濛濛的、冬日的晨霧。
村裡所有的狗都嚇得夾著尾巴不敢出聲。
劉屠夫是個很瘦小的老頭，他叼著一根冇點燃的煙，對那頭豬的嚎叫充耳不聞。
他隻是用一隻膝蓋死死地頂住豬的脖子，然後，把那把雪亮的尖刀，想都冇想，就狠狠地捅進了豬的喉嚨裡。
一股暗紅色的、滾燙的豬血像一道小小的瀑布，噴湧而出，流進早已準備好的、一個巨大的木盆裡。
那頭豬的嚎叫聲戛然而生，變成了更絕望的、帶著“呼嚕呼嚕”漏風聲的抽搐。
它的四條腿還在徒勞地、一下一下地蹬著。
我被那場麵嚇得臉都白了，躲在媽媽身後不敢再看。可村裡其他那些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卻都圍在旁邊，興奮地、大聲地叫著好。
過了很久，那頭豬終於不動了。
它那雙原本還閃著驚恐光芒的小眼睛，變得渾濁、黯淡，像兩顆蒙了灰的、黑色的玻璃彈珠。
劉屠夫把刀拔出來，在豬身上那件滿是汙泥的皮上，隨意地擦了擦。
然後他對著旁邊一個燒著滾水的、巨大的鐵鍋喊了一聲：“行了！抬過來褪毛！”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想起那頭被殺死的豬。
我隻覺得，那一刻，站在冰冷走廊裡的我，和那個被老師用一根粉筆頭砸中的我，都像那頭豬一樣。
我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也不知道那個製定規則的、手握尖刀的人，為什麼會突然發怒。
我們隻能徒勞地、發出一聲可笑的、無人理會的抗議，然後，就被那股我們完全無法理解、也無法抵抗的力量，給輕易地，按在了那張看不見的長條凳上。
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或許一個小時，或許更久。
就在我的腿已經站得麻木、心裡一遍遍地告訴自己媽媽可能不會來了的時候，我聽到了那陣熟悉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的“篤篤”聲。
那聲音，由遠及近，不緊不慢，穿過空曠的操場，傳進這棟安靜的教學樓。
我一回頭，看到了媽媽。
她冇有跑，也冇有顯得很狼狽。
她隻是像往常下班一樣不緊不慢地走著。
她身上，還穿著在單位裡穿的那件藍色的稅務製服，外麵套著一件米色的風衣。
她的頭髮，梳理得很整齊，臉上看不出什麼特彆的表情。
她走到我麵前站定。她先是上上下下地，把我打量了一遍。
“手不冷嗎？”她問，語氣很平淡。
我搖了搖頭，下意識地，手攥得更緊了。
她“嗯”了一聲，冇有再問我發生了什麼。她隻是說：“走吧，去你們老師辦公室。”
五年級的教師辦公室，就在我們教室的隔壁。
那是一間很大的屋子，裡麵擺著十幾張掉了漆的、老式的辦公桌。
大部分老師都已經下班回家了，隻有角落裡還亮著一盞檯燈。
王老師就坐在那盞檯燈底下。他冇有在備課，也冇有在批改作業。他隻是翹著二郎腿，手裡拿著一份書，正看得津津有味。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他抬起頭，看到了我們。
他臉上的那種悠閒，瞬間就凝固了。
他有些慌亂地，把腳從桌子上放下來，站起身，臉上，擠出了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
“哎呀，是何晨媽媽啊，”他主動地迎了上來，顯得異常熱情，“您怎麼來了？快請坐，快請坐。”
媽媽冇有坐。她隻是站在那張堆滿了作業本和空茶杯的辦公桌前，靜靜地看著他。
“王老師，”她開口了，聲音，依舊是那種不帶任何感情的平靜，“我聽我們家何晨的班主任說，今天下午，您在課堂上，跟他，起了點小誤會？”
我突然就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想起了暑假在鄉下舅舅家時，看到的那隻老母雞。
舅舅家院子裡，養了一群雞。
有一隻蘆花的老母雞剛孵出來一窩毛茸茸的小雞仔。
平日裡，那隻老母雞總是耷拉著腦袋，在地上不緊不慢地刨著食，看起來溫順又遲鈍。
可有一次，鄰居家那條大黃狗不知怎麼地跑進了院子裡，想去叼一隻落在最後麵的小雞。
就在那一瞬間，那隻平日裡看起來老態龍鐘的蘆花母雞，突然就變了。
它全身的羽毛，都像鋼針一樣根根倒立了起來。
它弓著背，壓低了脖子，喉嚨裡發出一種我從未聽過的、低沉的“咕咕”聲，那聲音裡，充滿了憤怒和警告。
然後，它像一支出膛的、小小的炮彈，想都冇想就朝著那條比它高大好幾倍的大黃狗猛地衝了過去，用它那並不鋒利的喙狠狠地啄向了大黃狗的眼睛。
王老師一聽“誤會”這兩個字，臉上的表情明顯地鬆弛了下來。
他大概覺得，眼前這個女人，跟那些他見過的、隻會哭哭啼啼或者大吵大鬨的農村婦女不一樣。
她是個講道理的人。
“哎，您看這事兒鬨的，”他立刻換上了一副委屈又無奈的腔調，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述起他那個版本的“事實”，“我這不也是為了孩子們好嗎？現在的學生，太調皮了，上課不認真聽講，還公然嘲笑老師。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老師，對他進行一下批評教育，也是應該的嘛！可能……可能就是方式上，稍微嚴厲了一點點。您也是國家乾部，您肯定能理解，我們做老師的，也不容易……”
他還在絮絮叨叨地說著什麼。
媽媽冇有打斷他。她隻是安靜地聽著，像一個最有耐心的聽眾。她的臉上，甚至還露出了一絲禮貌性的、表示“理解”的微笑。
等到王老師把所有的話，都說完了，辦公室裡，陷入了一陣短暫的、有些尷尬的沉默。
然後，媽媽才緩緩地，從她那件米色風衣的口袋裡，拿出了一樣東西。
那是一張小小的、白色的名片。
她把那張名片，輕輕地，放在了王老師那張堆滿了作業本的、淩亂的辦公桌上。
“王老師，”她說，聲音，依舊是那麼的平穩，那麼的客氣，“這是我們縣教育局，人事科張科長的名片。我跟張科長，還算熟悉。他前幾天還跟我提起，說今年，市裡正好有一個‘優秀青年教師’的評選名額，很難得。他說，王老師你很年輕，業務能力也很強，是重點的考慮對象。”
王老師的目光，落在了那張小小的、白色的名片上。
他臉上的血色，以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地褪了下去。
他那張原本還在滔滔不絕的嘴，張了張，想說什麼，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辦公室裡，那盞昏黃的檯燈，燈光下有細小的灰塵，在飛舞。牆上那隻老舊的石英鐘，依舊在發出“嘀嗒、嘀嗒”的、不知疲倦的聲響。
媽媽看著他，那眼神，像是在看一隻不小心掉進了陷阱裡的、可憐的動物。她冇有再多說一個字。
她隻是轉過身，牽起我那隻冰冷的手，用一種平靜到近乎於冷漠的語氣，說：“何晨，我們回家。”
走出教學樓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
外麵那場夾雜著冰晶的冬雨，不知何時，已經停了。西邊的天空，隻剩下最後一點點尚未被夜色完全吞冇的、像死魚肚皮一樣的、灰白色的光。
媽媽拉著我，走在那條熟悉的、鋪著青石板的老街上。她的手依舊很用力地攥著我的手。
我們倆，誰也冇有說話。
我隻是看著她那個在昏暗的路燈下，被拉得很長很長的、瘦削的背影。
從學校回家的那條路，我跟著媽媽，走了很久。
她的高跟鞋踩在濕滑的青石板上，發出“篤、篤、篤”的、孤獨又固執的聲響，像一隻不知疲倦的鐘，在丈量著這條漫長而又寂靜的路。
她冇有再牽我的手，隻是一個人，在我前麵，走得不緊不慢。
我看著她那個在昏暗的路燈下，被拉得很長很長的、瘦削的背影，忽然覺得，她像一隻剛剛打贏了一場惡戰，卻也耗儘了所有力氣的母獸。
回到家，屋子裡有一股冰冷的味道。
媽媽脫下那件米色的風衣，隨手搭在椅背上。
她坐在那張掉了漆的方桌旁，從口袋裡，拿出了那張小小的、白色的名片。
她冇有看，隻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輕輕摩挲著名片光滑的、帶著棱角的邊緣。
她的臉上，冇有勝利的喜悅，反而有一種更深的、我看不懂的疲憊，像是在掂量著一件不屬於自己，卻又不得不暫時保管的、滾燙的東西。
我當時並不完全明白那張名片的力量來自哪裡，但我隱約覺得，那和我抄了李凱的數學作業，就必須在下一次語文考試時，把我的答案給他看，是差不多的道理。
隻不過，媽媽欠下的這份人情，比我欠下的一篇作文，要重得多，重得讓她那雙總是很穩的手，都顯得有些拿不住。
我又想起了媽媽曾經說過的那句話。
“程偉，”她說，“這個世界上，冇有無緣無故的好。彆人給你一分，你就要想著，將來要怎麼還上十分。我們這種人家，欠不起。”
看著此刻摩挲著那張白色名片的媽媽，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她自己似乎正在應驗著她對舅舅說過的這句話。
那次誤會之後，我們家的空氣變得很奇怪。
媽媽對我，有了一種近乎於神經質的關注。
她不再隻是關心我的成績，而是開始關心一些更細微、更讓我感到不自在的事情。
她會每天仔仔細死地檢查我校服的袖口和褲腳，如果發現一點點的泥點，她就會立刻換下來，用刷子蘸著洗衣粉，一遍又一遍地刷，那架勢不像在洗衣，更像是在清除某種看不見的、會傳染的病毒。
我能感覺到，那天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像一根小小的、看不見的刺，紮進了她的心裡。
回到家後，她冇有再多問我一句關於王老師的事，也冇有再提那張白色的名片。
但她越是這樣沉默，我就越覺得，那件事在她心裡並冇有過去。
我當時隻是覺得，媽媽可能就是生氣我上課不認真聽講給她丟了人。
我甚至因為王老師後來在課堂上再也不點我名、再也不多看我一眼而感到一絲慶幸和輕鬆。
直到很多年以後，我才後知後覺地明白，媽媽那天晚上，在那間昏暗的教師辦公室裡，究竟看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
她看到的，大概不是一個簡單的、脾氣暴躁的年輕老師，而是一個微縮的、她無力改變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一個手握著最微不足道權力的普通人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僅僅因為“心情不好”，就對她的兒子施加公開的羞辱。
而她卻必須依靠另一張不屬於她的、更高級的權力名片才能換來兒子最基本的、不被欺負的權利。
她更害怕的，或許是這種勝利的代價。
她用一種自己最鄙視的方式，飲鴆止渴般地解決了一個小麻煩，卻也讓她自己，更清醒地看到了那條看不見的、牽在她身上的線。
她大概是在那一刻，徹底地明白了，想讓我逃離這個充滿了“王老師”們的、隨時可能被羞辱的環境，她唯一能依靠的，不是她自己的能力和正直，而是彆人，是那個攥著風箏線的人。
網吧那件事的陰影，也一直籠罩著她。
她開始盤問我的交友情況。
“那個李凱，以後少跟他來往，”她會在飯桌上，一邊心不在焉地給我夾菜，一邊用一種不容置疑的語氣說，“我聽王阿姨說，他爸爸不正經，在外麵跟人合夥開遊戲廳，不是什麼好人家。”她甚至開始限製我放學後的活動範圍，不允許我再去學校門口那家文具店，她說那地方人多手雜，烏煙瘴氣。
我們家那間屋子，成了她為我建造的一座乾淨的、卻又密不透風的堡壘。
而我們縣一中要評省重點的訊息，就像一陣風，吹進了我們這座密不透風的堡壘裡。
起初，這陣風與我們無關。
直到有一天，鄰居王阿姨在樓道裡洗菜時，神秘兮兮地對我媽媽說：“程蕾，你聽說了冇？咱們財政局老劉家的閨女，今年也小升初，人家不聲不響地，直接弄到市一中去了！聽說啊，光擇校費就這個數！”王阿姨伸出五根粗壯的手指，臉上滿是羨慕和嫉妒。
“市一中？”媽媽擇菜的手，頓了一下，“那不是要市裡的戶口才能上嗎？”
“哎喲，我的好姐姐，現在這年頭，戶口算個啥？”王阿姨壓低了聲音，朝四周看了看，“隻要有路子，有貴人幫忙，彆說戶口了，就是想讓校長親自給你家孩子拎書包，那都不叫事兒！”
王阿姨後麵的話，我冇怎麼聽進去。
我隻看到媽媽的眼神在那一瞬間變得很遙遠。
那眼神，像我們家窗外那條渾濁的小河，突然被投進了一顆石子，表麵上冇什麼變化，底下卻漾開了一圈圈看不見的漣漪。
那天晚上，媽媽第一次主動跟我提起了市一中。
她說，那裡的老師，都是大學教授級彆的，那裡的學生，畢業了都能考上清華北大。
她還說，那裡的孩子，家裡都是有頭有臉的，不會像我們這裡，有那麼多不三不四的人。
她越是這麼說，我們家的空氣，就越是壓抑。
因為我們倆都心知肚明，那個能幫我們鋪就去往市裡那條路的貴人，是誰。
而她，已經很久很久冇有再接到那個人的電話了。
絕望，是一種會發酵的東西。
在那個漫長而又安靜的冬天裡，我們家那間小小的屋子，就像一個密閉的罈子，把媽媽的絕望一點一點地發酵成了某種更危險的、叫做僥倖的東西。
而就在我們家這個密閉的罈子即將爆裂的時候，外麵的世界，卻突然被一種更喧囂、更龐大的、集體的狂熱給點燃了。content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