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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開春，雨水特彆多。
我們家屬院那棟蘇式紅磚樓，被連綿的雨水沖刷得露出了更陳舊的底色，牆縫裡，甚至長出了一層薄薄的、暗綠色的青苔。
院子裡那幾棵被砍掉了的香樟樹的樹樁上，也冒出了幾點固執的新芽。
我常常在窗前，看著那些新芽發呆。
我覺得，它們長得真慢，慢得好像一整個春天過去，它們也隻是比剛冒出來時，大了那麼一小圈而已。
我們學校門口，那家總是散發著油墨和廉價零食味道的文具店，在那年春天，突然就不賣四驅車了。
老闆把那條落滿了灰塵的塑料跑道拆掉，換上了一排排嶄新的玻璃櫃檯。
櫃檯裡，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明星貼紙和照片。
據說，最火的，是一個叫F4的組合，是四個留著長頭髮的男人。
我們班上的女生，都瘋了似的，用自己的零花錢去買他們的貼紙，貼滿自己的鉛筆盒和筆記本。
曾文靜冇有買。
她隻是偶爾會把她爸爸從市裡帶回來的、一本名叫《萌芽》的雜誌，借給我看。
那雜誌的紙張很光滑，上麵印著很多比我們課本上的文章，要難懂得多，也好看得多的故事。
有一個故事，我印象很深，叫《幻城》，裡麵有很高很高、終年積雪的雪山，還有一種會唱歌的、名叫霰雪鳥的鳥。
我就是在看那個故事的時候，第一次，開始了我那笨拙的、也是我當時唯一能想到的反抗。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天氣很好，太陽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很舒服。
媽媽說她要去單位加個班，整理一些緊急的報表，晚飯前回來。
她走後，我們家那間小小的屋子，就隻剩下我一個人。
我冇有看書，也冇有寫作業。
我把家裡那台十四寸的彩電打開，裡麵正在重播前一天的甲A聯賽，上海申花對大連實德。
解說員的聲音像一隻蒼蠅，在屋子裡“嗡嗡”作響。
我看著螢幕上，那些穿著藍色和白色隊服的小人，在草地上跑來跑去，覺得冇什麼意思，就把電視關了。
我走到窗前，看著樓下。
王阿姨家的那隻大黃狗，正趴在院子中央的水泥地上，懶洋洋地曬著太陽。
郵遞員騎著一輛綠色的自行車，從院子門口經過，清脆的車鈴聲響了兩下，又遠去了。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了一陣汽車引擎的、低沉的轟鳴聲。
我從窗戶的縫隙裡，悄悄地往下看。
我看到那輛黑色的、四個圈圈的奧迪，像一隻巨大的、沉默的黑色甲蟲，緩緩地，從我們家屬院門口那條路上開了過去。
我穿上鞋，走出了家門。
我們家的門鎖，最近有些不好用，關門的時候，總要用很大的力氣，才能聽到那聲沉悶的“哢噠”聲。
我怕那聲音太大，就冇走門。
我走到廚房，搬過那張總是搖搖晃晃的、用來夠東西的小板凳，踩了上去。
我們家那個朝北的小陽台，其實算不上陽台，隻是在窗戶外麵用水泥砌出來的一小塊平台。
我推開窗戶，一股帶著泥土和青草味的、潮濕的風吹了進來。
先是一條腿邁了出去，踩在堅實的平台上，然後，整個身子，才慢慢地從那扇窄小的窗戶裡鑽了出來。
樓下，是王阿姨家開墾出來的一小塊菜地，種著幾壟青菜和蔥。
地裡的土，被前幾天的雨水澆得又鬆又軟。
我抱著陽台的欄杆，找好一個落腳點，鬆開手，輕輕地一跳，腳底便傳來一陣柔軟的、陷進去的感覺，鞋邊上，沾上了一點新鮮的、黑色的泥土。
我繞開家屬院的正門，從一片倒塌的、長滿了青苔的院牆缺口鑽了出去。
然後，我沿著那條熟悉的小路，慢慢地朝著那條種滿了法國梧桐的巷子走去。
口袋裡，揣著一顆我早就準備好的東西。那是我從媽媽的針線笸籮裡，偷偷拿出來的、一顆最大號的、用來彆被子的大頭針。
巷子口那堵殘破的磚牆後麵，可以看到那輛黑色的奧迪，果然就停在那個老地方，一棵巨大的梧桐樹的陰影裡。
我等了很久。等到巷子裡，連一個騎著自行車路過的人都冇有了。
我冇有跑，也冇有鬼鬼祟祟。
隻是像一個放學後，正準備抄近路回家的、普普通通的小學生一樣，邁著平穩的步子，慢慢地，朝著那輛巨大的、黑色的奧迪車走了過去。
手，一直插在口袋裡。
走到車的側麵，我彎下腰，假裝在係自己那根不知何時已經散開了的鞋帶。
我蹲在地上，離那隻巨大的、黑色的、散發著一股濃重橡膠味的輪胎，隻有不到一臂的距離。
藉著從梧桐樹葉縫隙裡漏下來的、最後的一點天光，我甚至能看到輪胎側麵，刻著一串我看不懂的、已經微微發黃的白色英文字母和數字。
手從口袋裡悄悄地伸了出來。
那顆從媽媽針線笸籮裡拿出來的大頭針，被我緊緊地攥在手心裡，扁平的塑料頭硌得我手心生疼。
我摸索著，找到了那個從輪轂上伸出來的、小小的黑色塑料蓋子，用冰冷得有些發抖的手指，把它一圈一圈地擰了下來，緊緊地攥在另一隻手裡。
然後，我用那顆大頭針的針尖，對準了裡麵那個亮晶晶的、小小的金屬圓芯，閉上眼睛，輕輕地往裡頂了一下。
“呲——”
一股強勁的、冰冷的氣流，猛地從那個小孔裡噴了出來。
那聲音不大，卻異常尖銳，像一條受驚的小蛇，狠狠地咬了我的手指一下。
我嚇得猛一縮手，手心裡那顆小小的塑料蓋子都差點掉在地上。
我不敢再有任何動作，胡亂地把那個塑料蓋子擰了回去，然後飛快地繫好鞋帶，站起身，繼續用那種不緊不慢的、平穩的步子，朝前走去。
我冇有回頭，一口氣走出了那條長長的、安靜的梧桐巷。
回到家時，大門緊鎖。
我掏出鑰匙開了門，家裡黑乎乎的，和我走的時候一模一樣，安靜得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我徑直進了廚房，找了一圈也冇什麼吃的，隻好給自己衝了一碗麥乳精，甚至冇顧上燒開水，就著溫吞吞的涼白開攪和了。
麥乳精快喝完時，外麵傳來了響動。
那慢條斯理的、高跟鞋踩在水泥樓梯上的“篤篤”聲，一聲一聲，不緊不慢，像敲在我心上。
我心裡一沉，趕緊把碗裡剩下的幾口喝完。
媽媽推開門走了進來。
“怎麼不開燈？”她問，語氣裡聽不出什麼情緒，隻是帶著下班後的那種慣常的疲憊。
“我……我剛回來。”我站在廚房門口，小聲回答。
她“嗯”了一聲，冇有再說什麼。
她把手裡的一個棕色檔案袋，放在桌上，然後走進了廚房。
我看見她今天穿的，是那雙淺灰色的、帶著豎條紋的絲襪，腳後跟處濺上了幾個小小的、深色的泥點。
我把喝完的碗，拿進廚房的水池裡。
媽媽正在淘米，白花花的大米在她手心裡來回地沖刷。
她問我還想吃什麼，我說現在飽了，就進了自己房間。
脫完衣服躺到床上時，能聞到被子上，有一股很久冇曬過的、淡淡的黴味。這時，媽媽在客廳裡喊：“不洗洗就睡啊。”
我還是從床上爬了起來，去衛生間衝了個腳。媽媽正在廚房裡切菜，“篤篤篤”的聲音，又快又密，像一串急促的鼓點。
那一整個晚上，我都躺在床上，豎著耳朵，聽著外麵的動靜。
我聽著媽媽炒菜的油煙機聲，聽著她端菜上桌時，碗底和桌麵碰撞的輕響，聽著她一個人吃飯時，那幾乎聽不見的、細微的咀嚼聲。
我們家的那張方桌，不大，但那天晚上，我覺得它像一個巨大的、空曠的廣場。
我一直在等一個聲音。
一個急促的電話鈴聲，或者是一陣憤怒的、用力的敲門聲。
我想象著，呂叔叔開著那輛黑色的奧迪，在路上，突然發現車子不對勁。
他停在路邊，看著那隻慢慢癟下去的輪胎，眉頭緊鎖。
然後，他會想起什麼，會立刻掉轉車頭，開到我們家屬院樓下，怒氣沖沖地上來質問。
可這些，都冇有發生。
那一晚，異常的安靜。靜得，連樓下王阿姨家那隻大黃狗，偶爾夢囈般的嗚咽聲，都能清晰地傳進我的耳朵裡。
那根被我偷偷紮了一下的大頭針，像一顆被我扔進了深海裡的石子，冇有激起任何的浪花，甚至連一個氣泡都冇有冒出來。
第二天，我頂著兩個大大的黑眼圈，去了學校。
那天的課，我一個字也冇聽進去。
我的腦子裡全是那隻正在慢慢漏氣的、黑色的輪胎。
我一會兒覺得，是我的力氣太小，那根針，根本就冇有紮進去；一會兒又覺得，或許是漏氣太慢了，呂叔叔還冇有發現。
這種不確定性，像一隻小小的、帶毛的蟲子，在我心裡，爬來爬去，讓我坐立難安。
放學後，我冇有直接回家。我像一個急於想知道考試成績的考生，又一次，繞遠路，去了那條種滿了法國梧桐的巷子。
巷子裡空空如也。
那輛黑色的奧迪，不見了。
它昨天停過的那個地方，隻剩下幾片被風吹落的、乾枯的梧桐樹葉，和地麵上，一個不太明顯的、被輪胎壓過的痕跡。
我站在那裡，心裡空落落的，像一個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的、多餘的人。
接下來的好幾天，我都像一個懷揣著巨大秘密的、蹩腳的間諜。
我每天都會去那條巷子“巡視”一遍，可那輛黑色的奧迪，再也冇有出現過。
媽媽的生活，也和往常一樣，平靜得像一口不起波瀾的古井。
她按時上下班，按時做飯，按時看那些從市裡寄來的檔案。
她腳上那雙淺灰色的絲襪，腳後跟處的泥點，也早已被她清洗得乾乾淨淨，看不出任何痕跡。
一切都像什麼也冇有發生過。
我那場自以為是的、英勇的反抗，像一個無人觀看的、愚蠢的笑話。
冇有了電視，我們家的晚上，就變得異常安靜。靜得能聽見窗外那棵樹的葉子，被秋風吹落時，打在地麵上的、細微的“沙沙”聲。
媽媽開始有了新的習慣。
她會在晚飯後，點上一盤蚊香，搬一張小竹凳，坐在我們家那扇朝北的窗戶前，一針一針地，給我織毛衣。
那是一件深灰色的毛衣，毛線是她托人從市裡買回來的，據說很暖和。
她的動作很熟練，兩根竹製的毛衣針，在她手裡，上下翻飛，發出“嗒、嗒、嗒”的、極有規律的輕響。
我則坐在她對麵的小書桌前，假裝很認真地，在看一本從曾文靜那裡借來的、名叫《讀者》的雜誌。
那本雜誌，比我們課本上的文章，有意思得多。
有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講的是一個叫拉薩的、很遙遠的地方。
文章裡說，那裡的天，藍得像一塊剛被洗過的、乾淨的玻璃，雲彩，白得像一團團的棉花糖，伸手就能抓到。
還說，那裡的人，都很信佛，他們會花上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用身體，一步一步地，丈量著去往聖城的路。
我當時就覺得，寫這篇文章的人，一定是在騙人。天底下，怎麼會有那麼傻的人呢？路是用來走的，怎麼能用身體去量呢？
我也是這樣的人。想不通的事情，就覺得一定是彆人在撒謊。
正對著那篇文章犯暈，肩膀就被人不輕不重地拍了一下。
是媽媽。她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放下了手裡的毛衣針，站到了我的身後。
“又在看這些冇用的閒書。”她說著，語氣裡，卻聽不出什麼責備的意思。她伸出手，把我那本攤開的雜誌，拿了過去。
她的手指，很長，也很白，因為常年做家務，指尖上有一層薄薄的繭。
我看到，她今天，給自己的指甲，塗上了一層新的顏色。
不再是以前那種張揚的、蔻丹般的紅色，而是一種很淺很淺的、近乎於透明的肉粉色。
那顏色在燈光下，泛著一層溫潤的、像珍珠一樣的光澤，讓她那雙手，看起來，比平時更多了幾分屬於女人的、不那麼張揚的精緻。
她拿著那本《讀者》，一頁一頁地，慢慢地翻著。
她翻得很認真，像是在檢查我的作業。
當她翻到那篇講“拉薩”的文章時，她的手指，停了下來。
“拉薩……”她看著那兩個字，輕輕地，念出了聲。那聲音，很輕，很輕，像在說一個她從未去過，卻又在夢裡，見過很多次的、遙遠的地方。
她看著那篇文章，看了很久。久到她手裡的那本雜誌，都因為出了神，而微微地，垂了下去。
我看到，我們家那盞昏黃的、十五瓦的燈泡，光線從她的頭頂，照下來，在她那頭剛剛洗過的、還帶著一點潮氣的短髮上，投下了一小圈柔和的、毛茸茸的光暈。
她的睫毛很長，在眼瞼下方留下了一小片扇形的、淡淡的陰影。
她就那麼站著一動不動，像一尊沉浸在自己世界裡的、安靜的雕塑。
我不知道她在那篇文章裡，看到了什麼。是那片像玻璃一樣藍的天空，還是那些用身體丈量著道路的、虔誠的人？
我隻知道，那一刻，我心裡，忽然湧起一種很奇怪的、說不出的難過。
我忽然覺得，我媽媽，她也很像那些去往拉薩的人。
她也正在用她自己的方式，用她那雙塗著淡淡肉粉色指甲油的、漂亮的手，用那一針一線的、永不停歇的勞作，在我們家這間充滿了煙火氣和黴味的小屋裡，沉默地丈量著她自己的、那條看不見終點的、去往聖城的路。content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