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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次詳細列舉了這六人在各自崗位上的不可替代性和已取得的重大貢獻，但這次，他不再強調“在使用中考察”，而是以近乎懇切的語氣寫道：
“……上述六位同誌的技術能力和工作態度，指揮部全體有目共睹，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為國家建設做出了紮實貢獻。我們堅決擁護組織對其曆史問題進行審查的決定，也相信組織會實事求是、弄清情況、作出正確結論。
唯當前專案建設正處於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技術骨乾驟然缺失已對工程進度和安全質量構成現實威脅。懇請上級在審查過程中，能充分考慮國家建設之急需，儘可能加快審查進度，或酌情考慮在確保審查前提下，讓有關同誌以適當方式繼續承擔部分緊迫的技術指導工作，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這封報告，是他能做的最後努力，是明知可能收效甚微，卻不得不發出的呐喊。
他知道，在戴司長主導的審查邏輯下，這份報告很可能被視作“強調困難”、“為有問題的人說話”的表現。
但他必須寫，必須報。
這不僅是為了專案，也是為了那六位同誌，更是為了他心中那點尚未完全熄滅的、認為建設事業和政治運動應當找到更合理平衡點的信念。
報告發出後，便是漫長的、煎熬的等待。
指揮部的工作在勉力維持，但效率明顯下降，氛圍壓抑。
王建國白天奔波於各個工點和車間，處理層出不窮的技術替代難題和人心浮動問題，晚上則常常失眠，腦子裡反覆回放著那六個人被帶走的場景，思考著他們正在經曆什麼，戴司長下一步還會有什麼動作，自己這個“領導不力”、“界限不清”的負責人，又將麵臨怎樣的問責。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和壓力。
技術難關尚可攻克，但這種來自體係內部、以“革命”和“純潔”名義進行的精準打擊，卻讓他無處著力，防不勝防。
他開始更深切地理解，建設一個新國家，不僅僅需要技術和熱情，還需要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生態中，具備一種更堅韌、更智慧、有時甚至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生存和發展能力。
而這條路上，他剛剛經曆了一次沉重的挫敗，代價是他精心組建的技術核心團隊，瞬間分崩離析。
“他孃的，不能這麼等死！戴立春既然你對我動手，那就彆怪我反擊了！”
王建國心中一橫，武器誰不會用？
……
吉普車捲起的煙塵早已散儘，指揮部大院恢複了表麵的平靜，但一種更深沉、更粘稠的壓抑感，卻像夏日揮之不去的濕霧，籠罩在每個人心頭。
蛋白腖生產線仍在運轉，明膠廠房的工地仍有敲打聲，但王建國知道，某種核心的東西被抽走了。
技術會議上的爭論少了鋒芒，車間裡的研討缺了主心骨，連空氣都彷彿沉悶了幾分。
他派去打聽訊息的人帶回的隻言片語，更加重了這種窒息感：
劉守一他們被安排在市區某處招待所“學習”、“談話”，行動受限，不得隨意與外界聯絡。
王建國白天強打精神，處理著因骨乾缺失而層出不窮的問題：製冷係統一個引數不穩，徒弟不敢決斷；流水線某個部件設計卡殼，助手束手無策；結構計算一處關鍵節點存疑，外請的工程師需要更多時間……
每一個問題都需要他親自過問、協調、決策，精力被急劇消耗。
而更消耗他的，是那種眼睜睜看著同伴陷入囹圄、自己卻無能為力的愧疚和憤怒。深夜，他獨自坐在辦公室，菸灰缸裡堆滿菸蒂，腦海中反覆回放著趙副主任那公事公辦、不容置喙的臉，以及戴司長那張隱藏在檔案背後的、彷彿永遠冷靜、永遠正確的麵孔。
“技術重要，政治純潔更重要。”趙副主任的話像一根冰冷的針，刺穿著王建國試圖堅守的信念。
難道為了那虛無縹緲、被無限上綱的“政治純潔”，就可以無視這些人用智慧和汗水創造出的、實實在在的“外彙”？
就可以罔顧國家建設的緊迫需要？
戴立春……
他默唸著這個名字。
這位戴副司長，從骨膠標準之爭開始，似乎就對他的“技術至上”路線不以為然，後來在“肅反”人員處理意見上，更是精準地抓住了他的“軟肋”。
這不是簡單的意見分歧或工作方法不同，這是一種基於不同邏輯體係的、根本性的排斥。
在戴立春的詞典裡，“曆史疑點”優先於“現實貢獻”，“政治出身”重於“技術能力”，“寧左勿右”的安全感勝過一切建設風險。
憤怒如同地火，在無能為力的灰燼下奔湧、積蓄。
王建國並非衝動之人，多年的技術工作和行政管理磨礪了他的耐心和策略。
他知道，正麵衝突、情緒化的對抗毫無意義，隻會讓自己也陷入被動。
戴立春手握“肅反”的尚方寶劍，占據著政治正確的高地。
要破局，必須找到對方邏輯體係內的弱點，或者，找到能動搖其地位根基的東西。
他開始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像分析一個複雜的技術難題一樣，分析戴立春這個人。
戴立春為何如此執著於“深挖”指揮部這些技術骨乾？僅僅是原則性強？還是另有緣由？
他想起之前的一些細節：戴立春對他“重現實表現”報告的不滿，似乎超出一般工作分歧；那份列舉疑點的公函，精準得過分，像是有內部資訊來源；還有，戴立春對“曆史問題”異乎尋常的敏感和執著……
一個模糊的想法開始成形。
如果戴立春如此信奉“曆史審查”，如此看重“政治純潔”，那麼，他自己呢？
他的曆史是否就無懈可擊？
他身邊的人呢？
特彆是，那位曾經在骨膠危機中試圖“捂蓋子”、後來被調離的原京城肉聯廠副廠長李啟德，他和戴立春之間，是否有什麼更深層次的關係？
李啟德家中那位據說頗有來曆、能影響李啟德決策的“神秘老婦人”，又是何方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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