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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念頭一旦產生，便像藤蔓一樣纏繞生長。
王建國意識到，要救出劉守一他們，正麵求情、強調貢獻已經無效。
或許，唯一的出路，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用戴立春最擅長、最推崇的“曆史審查”和“政治關聯”邏輯，去審視戴立春自己及其關聯者。
這不是出於私人恩怨的報複，而是一種絕望下的戰術反擊，一種試圖在對方製定的遊戲規則中，找到扭轉局麵的籌碼。
在王建國理解的部委裡，一直有句老話，隻要你開團，自然就會有人跟！
他不動聲色地開始了工作。
利用在京城開會時積累的人脈，通過一些可靠的非正式渠道，非常謹慎地打聽關於戴立春和李啟德的背景資訊。
這個過程必須極度小心，任何打草驚蛇都可能招致更嚴厲的打擊。
他打著瞭解“兄弟單位領導風格以便更好配合工作”的旗號，或者藉著討論“乾部曆史問題審查標準”的由頭，一點一滴地蒐集碎片。
資訊緩慢地彙聚。
戴立春，出身舊式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曾在北洋zhengfu某部門任職，後轉入教育界。
戴立春本人早年就讀於教會學校，後留學日本，這一點讓王建國心中一凜，張鐵氈的“日占時期經曆”與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學的是經濟學。
回國後，他並未立即投身革命，而是在國民zhengfu的經濟部門工作過一段時間，直到解放前夕，才通過某種渠道進入解放區，隨後被吸收進新生政權機構。
他的晉升速度不慢，尤其擅長文書和政策研究，以“原則性強”、“政治嗅覺敏銳”著稱。
而關於李啟德家中那位“老婦人”的資訊則更為隱晦，隻有一些零碎的傳聞：
她似乎是李啟德丈母孃，早年曾與某位後來成為民主人士、但在曆史某些階段立場搖擺的知名文化人有過交往，李啟德對其頗為敬畏，家中事務乃至某些工作決策，偶爾會受其影響。
這些資訊，單看起來似乎也冇什麼大不了的。
舊家庭出身、留日經曆、舊zhengfu工作經曆，在解放初期的乾部中並不罕見，關鍵在於“交代清楚”和“現實表現”。
而那位“老婦人”的傳聞更是捕風捉影。
但如果……如果將這些資訊，按照戴立春審查劉守一、陳經緯他們的那種“深挖”和“聯想”方式去處理呢？
王建國的大腦飛速運轉。
戴立春的父親在北洋zhengfu任職，具體是什麼職務？
有無不清白的曆史？
戴立春的教會學校背景，與海外勢力有無更深聯絡？他的留日經曆，在戰爭期間，有無可能接觸到敏感人物或資訊？
他在國民zhengfu經濟部門的具體工作內容是什麼？
有無經手可能損害人民利益的事務？他解放前夕“投奔”革命的途徑和介紹人，是否完全可靠？
最重要的是，他與李啟德的關係，是否僅僅限於工作？李啟德那位背景複雜的“姨母”，戴立春是否認識？有無往來？
李啟德在骨膠事件中試圖掩蓋問題，是否受到了這位“丈母孃”或其他人（的影響？
這些問題，每一個都可以被放大，每一個都足以引發一場“嚴肅的、深入的覈查”。
戴立春可以用“疑點”帶走劉守一，那麼，按照同樣的邏輯，這些關於戴立春本人的“疑點”，是否也值得組織上“重視”？
王建國冇有證據，他也不需要確鑿的證據。
他需要的，隻是按照戴立春設定的遊戲規則，提出“合理的疑問”。
他精心起草了一份材料。
這份材料冇有指控，隻有“反映情況”和“提請組織注意”。
他特向組織反映，以供組織上在全麵瞭解乾部時參考。
材料中，他客觀地羅列了打聽到的關於戴立春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留日經曆、舊zhengfu工作經曆等資訊，並“順便”提及了李啟德副廠長與一位“社會關係較為複雜”的遠親過往甚密，且該李副廠長曾在工作中有過試圖隱瞞問題的行為，不知戴立春同誌作為上級領導，對此是否知情，以及戴、李二人除工作關係外，有無其他值得關注的關聯。
材料的措辭極其謹慎，引用資訊都註明是“聽說”、“據傳”、“有待覈實”，完全模仿了戴立春那份公函的風格——提出疑點，但不做結論，把“深入覈查”的責任推給組織。
最後，他懇切地寫道：“以上情況，因來源瑣碎，未必準確，本不應煩擾組織。唯當前‘肅反’運動深入，要求對乾部曆史情況嚴格審查，不留死角。考慮到戴立春同誌身居要職，責任重大，任何曆史關節的疑點都不應忽視，故冒昧反映。相信組織會本著對乾部負責、對革命事業負責的態度，予以必要的覈實。”
寫完最後一個字，王建國放下筆，感到一陣虛脫，手心全是冷汗。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是在玩火，是在用最危險的方式進行反擊。
一旦失敗，或者被戴立春察覺是他所為，後果不堪設想，不僅救不了人，自己也會萬劫不複。
但看著窗外沉寂的夜色，想著劉守一他們此刻可能正在承受的審查壓力，想著戴立春那種冷漠而精準的打擊方式，那股冰冷的憤怒再次支撐起他。
他冇有彆的選擇。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放手一搏，至少，要把水攪渾，要把同樣的審查邏輯，引向它的製定者。
材料通過絕對可靠的秘密渠道，直接遞送到了他認為可能對戴立春並不完全欣賞、且級彆足以處理此事的更高層領導那裡。
他冇有署名，但相信以對方的政治智慧，不難猜到來源。
這是一場dubo。
材料送出去後，便是焦灼的等待。
王建國加倍努力地維持著指揮部的運轉，同時密切關注著京城的動向。
他不再試圖去打聽劉守一他們的具體情況，那隻會徒增風險。
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應對技術缺口和生產壓力上，用高強度的工作麻痹自己，也向外界展示指揮部的“穩定”。
他不知道的是，他投出的那顆石子，正在京城某個圈層裡，激起遠比他預想更大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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