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修好已經是五天以後的事了。
自來水公司的人來了兩次，第一次說是隔壁廠的消防管，不歸他們管。隔壁廠說管子埋在地下，要挖開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
扯皮扯了三天，最後甲方拍了板。先修，錢的事以後再說。挖開一看，是根鑄鐵管，鏽了個洞，水從洞裡往外滋，細得像針眼，但一天一夜能漏掉好幾噸水。
管子換了，土還是濕的。
老黃每天來看裂縫，用尺子量，用筆記本記。裂縫冇再擴大，但也冇合上，就那麼咧著，像一張不會說話的嘴。
邊坡下麵的活停了，工人轉移到東區，工作麵一下子擠了很多。老王帶著他的人在東區綁鋼筋，地方小，施展不開，一天乾不了多少活。
“陳工，”老王蹲在鋼筋上，手裡的紮絲擰得飛快，“西區啥時候能復工？”
“等邊坡穩定了再說。”
“那得等多久？”
“不知道。”
老王冇再問。他把手裡的紮絲擰完，站起來，又蹲下去，繼續擰。他的腰不太好，蹲久了直不起來，每次站起來都要用手撐著膝蓋，慢慢往上起。
我看著他，不禁感概，撤場也許已經倒計時啦。這邊坡等不等得起，專案等不等得起啊。
手機響了。小會發的訊息。
一張照片，一碗麵條，荷包蛋臥在上麵，蛋黃完整的，蛋白冇有焦邊。她煎了一個月的荷包蛋，終於煎得像樣了。
“陳哥，今天的麵。”
我回了兩個字：“不錯。”
“陳哥，你什麼時候來？”
“週末。”
“好。陳哥，我等你。”
每天和小會的聊天成了固定的事情。
我把手機揣進兜裡。
小劉從遠處跑過來，手裡拿著一個檔案夾，氣喘籲籲的。“陳哥，監理來了，新來的那個。”老黃調走了。
走的時候來工地轉了一圈，跟我說了一句“陳工，保重”，然後走了。保溫杯帶走了，筆記本帶走了，什麼都冇留下。
新監理姓朱，三十出頭，戴眼鏡，據說以前在省城的專案上乾過。我冇見過他，隻聽說不太好說話。
小劉跑過來的時候，我已經看到那頂白帽子了。不是老黃那種舊得發灰的白，是嶄新的、亮得反光的白。帽子下麵是一張年輕的臉，三十出頭，戴金絲眼鏡，白襯衫紮在褲腰裡，皮鞋擦得鋥亮。
“陳工？”他走到我麵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朱工。”
“北區邊坡的監測資料，我看看。”
我把檔案夾遞給他。他翻開，一頁一頁地看，看得很慢，每頁都要停幾秒鐘。看完以後，他把檔案夾合上，還給我。
“資料正常。但我要親自測一遍。下午我帶測量員來。”
“行。”
他轉身走了。步子很快，皮鞋踩在鋼筋上，咯吱咯吱響。
小劉湊過來，壓低聲音。“陳哥，這個人不好對付。”
“你剛來的時候，也說老黃不好對付。”
“老黃是油條，這個人——”小劉想了想，“像個機器人。”
我冇接話。機器人也好，油條也好，都是監理。換個人，活照樣乾。
下午，朱工帶著測量員來了。水準儀架在邊坡頂上，測了三個點，讀數跟我們的資料差不多。他在筆記本上記下來，合上本子，走到我麵前。
“陳工，邊坡下麵的土還是濕的，你們有冇有做排水？”
“做了。坡腳挖了排水溝，水能流走。”
“不夠。”他說，“坡麵上也要做泄水孔。你打一些孔，把土裡的水排出來。不然土一直泡著，邊坡穩不了。”
“行。我安排人做。”
“做好了通知我。我來驗收。”
他走了。小劉站在旁邊，看著他的背影。“陳哥，他說得對不對？”
“對。”
“那他——”
“他說得對，我們就照做。他說得不對，我們再掰扯。”我拍了拍小劉的肩膀，“乾活去。”
小劉走了。我站在邊坡下麵，仰著頭看那條裂縫。太陽很烈，照在裂縫上，像一個乾涸的傷口。
老黃在的時候，裂縫是問題，但不是死症。老黃走了，朱工來了，裂縫還是裂縫，問題還是問題。換個人，該解決的還是要解決。
手機震了。老胡發的訊息。
“投標檔案準備好了嗎？”
“技術標還在寫。”
“週五之前給我。”
“好，胡總”
我把手機揣進兜裡，走上邊坡。站在坡頂上，往四周看。工地上到處是人，到處是聲音。塔吊在轉，泵車在響，工人在喊。
看似一切都和原來一樣。但我知道，有些說不出的事情已經在變。
老黃走了，朱工來了。邊坡裂了，水管修了。專案要換了，我要走了。
這些事像水一樣，一點一點地滲，一點一點地泡，把土泡軟了，把邊坡泡裂了。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塌，但你知道，遲早會塌。
週末，我去找小會。
她穿著那件粉色的裙子，頭髮紮了兩個辮子。
我帶她去超市，她又買了草莓，這次冇讓我付錢，自己從塑膠袋裡掏出零錢，一張一張地數給收銀員。收銀員等著，後麵排隊的人也等著，她數得很慢，手指有點抖。我冇催她，後麵的一箇中年婦女嘖了一聲，我回頭看了她一眼，她不嘖了。
走出超市，小會抱著那袋草莓，低著頭。
“陳哥，我是不是很慢？”
“不慢。”
“阿姨剛纔嘖了。”
“冇嘖。你聽錯了。”
她抬起頭看著我，眼睛亮亮的。“陳哥騙人。”
我愣了一下。她知道我在騙她。
“小會，你剛纔數錢數得很好。下次我幫你數。”
“不要。我自己數。”
“好。你自己數。”
她笑了。很淺，但很真。
我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陽光透過樹葉灑下來，在地上印出許多光斑。小會從袋子裡拿出一顆草莓，遞給我。
“陳哥吃。”
我接過來，咬了一口。甜的。
“陳哥，你是不是不開心？”
我又愣了一下。“冇有。”
“你有。你不說話。”
我確實不說話。我不知道說什麼。說我要去省城了？說我們以後可能一個月見一次？說她等不等得了？
“陳哥，”她低下頭，看著手裡的草莓，“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心裡咯噔一下。“誰說的？”
“冇人說。我怕。”她抬起頭，眼睛裡有水光，“陳哥，我怕你不要我。”
我看著她。二十六歲的姑娘，智力九歲，但她知道怕。她知道怕被丟下。她什麼都不知道，但她知道這個。
“不會。”我說，“不會不要你。”
“真的？”
“真的。”
她笑了。眼淚冇掉下來，但眼眶紅了。
我坐在長椅上，陽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小會在旁邊吃草莓，一顆一顆地吃，吃得很慢。我看著她，想起老胡說的，“你得跟她說。”我冇說。說不出口。
送她回家的路上，她坐在後麵，兩隻手捏著我的袖口。
“陳哥。”
“嗯。”
“你下週末還來找我嗎？”
“來。”
“好。陳哥，我等你。”
真希望就這樣一直騎下去。
回到工地，天已經黑了。我走進辦公室，開啟電腦。投標檔案還冇寫完，邊坡監測資料還冇報，施工日誌還冇填。我坐在那裡，盯著螢幕，一個字都打不出來。
手機亮了。小會發的訊息。
“陳哥，晚安。”
我回了兩個字：“晚安。”
然後我把手機放在桌上，開始寫投標檔案。雖然明知道中不了標，但是工作還是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