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華夷之辨！（打賞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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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刺痛了所有人的眼。
董載臣、董琅、俞祥麟，還有那些“微微知道我姓朱，俱不道破”的周伯章、李賓陽、王教官、石湘皋、石湘佩……
他們分明知道朱慈炤的真實身份！
他們不僅知道，還幫他娶親，幫他安家，幫他改姓換名，幫他在這茫茫人海中藏身！
劉徹眯起了眼睛，“這個董載臣……他能做前朝皇子長子的業師，能為其操辦婚事，並且是明明知道底裡的核心人物之一。此人文才、膽識、以及在遺民圈子中的地位，恐怕都不低。”
天幕適時地亮起，關於董載臣的資料緩緩浮現。
【董載臣，少時即才華出眾，詩文書畫俱佳，尤以古文辭見長，早年入當世大儒呂留良門下，成為其得意門生，深得呂氏器重。
其文以曾鞏為宗，詩學陸遊，書法宗黃庭堅，他深受師門影響，一生不仕清朝，以隱士自居，遊曆四方，與名士交遊，晚年行醫於金陵，醫術高明，頗有名氣。
著有《西塘感證》《方論質疑》等醫書。】
“大儒的得意門生！”朱元璋連連點頭，“那這董載臣，學問根基、人脈關係、以及在社會上的地位肯定都不同尋常。由他來做咱那後代的授業之師，確實是綽綽有餘。”
“如此一來，隻需理清董載臣的關係網，”馬皇後低聲道，“就能知道這個……遺民的核心圈子，究竟都有誰了。”
畢竟師承關係，是舊時士人最牢固的紐帶之一。
呂留良既是董載臣之師，而董載臣又是朱慈炤長子的老師，這樣一來，這一條線就完全串聯了起來。
通過董載臣，就可以獲得呂留良的交往圈、思想圈、乃至隱藏的反清活動圈裡的一切資源！
天幕彷彿在迴應她的推測，將畫麵的中心轉向了董載臣的老師。
呂留良。
【呂留良，是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學者。
明清鼎革後，他誓不仕清，削髮爲僧，隱居講學。
其學術博大，於程朱理學尤有深研，但使其名震天下的是其激烈而徹底的“華夷之辨”思想！】
“華夷之辨”！
這四個字在萬界各朝各代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這不僅僅是一個明清之際的思想概念，更是深深烙印在華夏文明血脈深處的古老命題。
嬴政摩挲著玉璽。
華夷之辨？他掃滅六國，北逐匈奴，南平百越，將廣闊土地納入版圖，那些北方的戎狄在他眼中不過是尚未開化的蠻族，終將臣服於大秦的法度之下。
所以這華夷之辨，他自然再熟悉不過。
劉徹也下意識地坐直了身體。
他北擊匈奴，開疆拓土，所依仗的，正是這份華夏高於夷狄的自信與驕傲。
管仲尊王攘夷，孔聖微言大義，到他這裡，便是“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
這華夷之辨，是他武功赫赫的精神根基。
李世民則與群臣交換了一個眼神。
大唐相容幷包，但這並不意味著華夷之辨的消失，而是將用夏變夷推行到了極致。
四夷賓服，尊稱天可汗，正是華夏文明強大輻射力的體現，這背後的邏輯依舊是華夷之辨的另一種表達。
【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防，其觀念源遠流長，可追溯至西周時期。
那時，居於中原的華夏族便已形成了清晰的自我認同，將周邊各族稱為夷、狄、戎、蠻，並以禮樂文明為標準，區分“我者”與“他者”。】
畫麵流轉，展現出西周分封的疆域圖，以及禮樂製度的象征性畫麵。
【至春秋，禮崩樂壞，四夷交侵，華夏文明麵臨嚴峻挑戰。
在此背景下，孔子作《春秋》，其核心思想之一，便是尊王攘夷，嚴夷夏之防。】
天幕上，孔子的形象一閃而過，隨即出現了一段振聾發聵的文字：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這句話一出，無數人心中凜然。
“被髮左衽”——那是蠻夷的髮式和衣襟方向！是文明倒退為野蠻的標誌！
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再明白不過：若不是管仲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保衛華夏文明，華夏諸國恐怕早已被夷狄同化，淪為披頭散髮、衣襟左掩的落後部族了！
這“被髮左衽”，正是華夏士人眼中最大的恥辱，象征著文明的倒退與淪喪。
“被髮左衽……”劉邦下意識摸了摸自己的髮髻和衣襟，嘀咕道，“那可不行！乃公這身打扮多體麵！”
劉徹也握緊了拳頭。
他征伐匈奴，拓土開疆，為的不就是讓華夏子孫永不被“被髮左衽”嗎？
曹操的眼神也變得深沉。
他一生征戰，雖有過屠城之舉，但在麵對北方異族時，從未有過絲毫退讓。
他心中，始終有一道文明的底線。
【至戰國，亞聖孟子更進一步，明確提出：“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用夏變夷——用華夏的文明去同化、改造夷狄，這是天經地義的！
變於夷——被夷狄所同化，那是絕不允許的！是文明的恥辱和倒退！
孟子這句話，將華夏文明的自信心和優越感推向了極致，也劃下了一條絕不可逾越的紅線。
同時也確立了華夏文明與夷狄關係的根本原則，這是單向不可逆的文明優越性。
【此後兩千餘年，“華夷之辨”的思想不斷深化，成為華夏民族自我認同的核心支柱之一。
它不僅僅是一種種族或地域的區分，更是一種文明等級、文化禮儀的界定。
凡接受華夏衣冠、禮儀、製度者，皆可進於華夏；凡背離此道者，則淪為夷狄。
至漢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尊王攘夷”，進一步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強化了華夏的中心地位與夷狄的邊緣性。
西晉末年，“五胡亂華”，中原士族南渡，痛定思痛，“華夷之辨”成為維繫南朝政權法統與士族精神認同的重要支柱。
江統著《徙戎論》，即是此思想的集中體現。
唐代國力強盛，胡漢交融，但“華夷之辨”作為一種文化心理依然存在，韓愈在《原道》中強調“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看似靈活，實則仍以華夏禮法為標準。
宋代，麵對遼、夏、金、元的持續壓力，“華夷之辨”空前強化。歐陽修修《新五代史》，首創“正統論”，嚴辨華夷；南宋朱熹等理學家，更將“華夷之辨”與“天理”掛鉤，使之具有了形而上的絕對性。
嶽飛“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陸遊“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皆是此思想在情感與行動上的激烈表達。
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時，更是以“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為號召，重新恢複了舊山河，天下重歸漢人統治。】
這條線，華夏君臣守了幾千年。
這條線，也是他們心中最後一道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