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一妻一妾三女一兒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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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天幕上那幾乎將那個名字釘在恥辱柱上的彈幕狂潮，萬界之中，不少脾氣急躁或性子剛直的人已是按捺不住。
某處軍營，一位絡腮鬍將軍“砰”地一拳砸在案幾上，震得酒碗亂跳：“就因為這廝胡謅一通，便讓如此一部奇書蒙塵百年，讓真正的著書人身世成謎？荒謬！可恨！”
一位老學究也氣得渾身發抖，“考據考據，考據便是如此罔顧事實、牽強附會麼？見一家敗落，便將書安於其家？那老夫見鄰村有癡兒，豈不可說《周易》是他所著？滑天下之大稽！”
更有人直接罵道：“此等治學，誤人子弟，混淆視聽，實乃學林之恥！”
然而，這些來自萬界的怒罵與斥責，此番卻冇有像往常那樣化作天幕上的彈幕。
似乎有某種力量將這部分聲音“過濾”或“模糊”掉了，天幕上依然隻有後世觀眾的評論在滾動。
但無論如何，經此一番，那所謂的“乾隆成書說”在萬界眾人心中已徹底淪為笑談，其立論根基“曹雪芹乃曹寅之孫，作書於乾隆朝”，在環環相扣的鐵證麵前，脆弱得不堪一擊。
無需天幕再多言，萬界眾人心中已然一片雪亮。
既然那乾隆朝成書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那麼成書時間究竟為何，便可以依據天幕之前揭示的線索與書中內證來推斷。
天幕曾清晰提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甲戌本，其底本所據，乃是“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本子。
甲戌年乃是關鍵的座標。
如果不是乾隆一朝的甲戌年，那就應該往前再倒推一個甲子，也就是上一個甲戌之年。
公元1694年！
這個時間點還處於康熙一朝！
同樣的，這個甲戌年也恰好處於清朝統治已趨穩固，但明遺民猶存，反清情緒暗湧的時代。
眾人立刻想起了天幕此前講述的，關於那位“朱三太子”朱慈炤的命運。
朱慈炤被處死於公元1708年，1694年至1708年，中間相隔整整十四年！
十四年！
而作為著書人的朱慈炤，在離世之前寫完紅樓夢就是完全合理的！
他甚至親眼看到它被傳抄、被評點、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
這個認知，讓許多人心中那口鬱結之氣稍稍紓解了一些。
更有人想起書中開篇的那句話——
“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
“披閱十載……增刪五次……”
這說明成書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經曆了漫長歲月的精心打磨，從初稿到甲戌再評，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創作與修訂時間。
從1694年往前推十年，是公元1684年前後。
而彼時的朱慈炤也不過五十一歲，他的身世、才學、閱曆、心境……無一不合！
而此後至1708年就戮，尚有二十四年可作修訂補充。
所有的線索，在此刻完美地咬合在了一起。
但還有一個問題冇有解決——遺民論。
劉徹先前說得對，那些親身經曆過亡國之痛的人，心中有恨有怨有不甘，所以他們敢寫。
可問題是，朱慈炤作為崇禎皇帝的兒子，從皇宮裡逃出來的時候纔多大？他哪來的錢？哪來的資源？哪來的能力去寫這樣一部煌煌钜著？
他逃出來的時候還是個孩子，他當過和尚，被人出賣過，被抓過，東躲西藏，朝不保夕。
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有精力、有財力、有穩定的環境去寫書？
除非——
“有人在資助他。”朱由檢喃喃道。
天幕畫麵再次切換，回到了王士元案相關記載。
【《呂留良年譜長編》記載：
因查四十五年七月間，浙江張月懷左道惑眾案內，有拿獲奸犯何誠之侄何子奮，現禁在獄。提出訊問，據何子奮自供，伊係何誠之第二子，本姓名朱㞷。何誠即朱三，入贅餘姚胡家。……見緝拿甚緊，婦女陸口，俱行自縊。伊與伍弟何子悌、陸弟何子敬叁人，並其長兄朱堯之子何小孩壹口，當俱被拿。
十月，朱慈煥自湖州董采家逃至洞庭山吳楚山家。十一月，朱慈煥一妻、一妾、三女、一大兒媳因追捕日緊，都自縊身死。】
這段血淋淋的文字再次刺痛了眾人的眼睛。
但這一次有心人關注的細節不同了。
“一妻、一妾、三女、一兒媳……”司馬光捋著鬍鬚，沉吟道，“朱慈炤自崇禎十七年國變時方纔十五歲，此後顛沛流離，隱姓埋名，甚至一度為僧。以他逃亡之身，朝不保夕，如何能維持一妻一妾的家庭，並生育至少三子三女？這絕非一個普通逃難之人所能負擔。”
旁邊一位官員介麵：“司馬公所言極是。娶妻納妾，生兒育女，尤其還要維持一個不算太小的家庭，即便再節儉，也需一定的資財和相對穩定的環境。朱慈炤前半生東躲西藏，後半生即便相對安定些，但也絕無可能單憑己力置辦起這樣的家業。必有外力資助。”
“外力？”狄仁傑看著彈幕，“誰會資助一個前朝皇子，一個被朝廷重點緝拿的朱三太子？尋常富戶避之唯恐不及。敢冒如此天大風險，持續資助其生活，甚至助其娶妻生子、開枝散葉的，隻能是那些心念故國，甘願為此拋頭顱灑熱血的……”
前明遺民！
這個推斷合情合理。
也隻有那些對明朝懷有深厚感情，甚至暗中從事反清活動的遺民士紳，纔會不惜身家性命，去保護接濟這“朱明”最後的血脈。
他們不僅僅是讓他活著，更是在為他創造一個相對安穩的環境，讓他能夠延續香火，甚至……讓他能夠有時間、有精力、有心境，去完成那部曠世奇書。
天幕的畫麵再次變化，另一段記錄被放大，那是趙弘燮第二個摺子所寫的審訊記錄。
這一回，重點落在了朱慈炤本人的供述和他的大兒子的供述上。
【我四十四年三月內到寧波監生張月懷家，因為董載臣與他相與，故此認得了他……後來大兒到來尋董載臣，因董先生死了，也不曾往曹縣去。】
【我本名和兟，後改名王益，字孟發，到山東改了姓張名益，到四十五年董先生有字來叫改做王正，所以連號也改了，叫子則。
自小原在東平州已死張坦洲家住過，張坦洲就是張堻的父親，董載臣是我業師，替我娶過親……住了十餘天又回到李朋來家，才與李朋來家訓蒙。
那周伯章、李賓陽、王教官、石湘皋、石湘佩都微微知道我姓朱，俱不道破，董先生、董琅、俞祥麟是明明知道我父子底裡的。】
這段供詞資訊量極大，尤其是最後一句。
“董先生、董琅、俞祥麟是明明知道我父子底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