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章老子講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
老子所說的“正”，就是“道”的本質：質樸純正！即以誠相待，順其自然，不搞心機。
可以這樣說，以道治國即以正治國！以區別於“以智治國”。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就是說治國要用“正道”，用兵得靠“奇謀”。平定天下靠的是不滋擾人民（即“無事”）。
所謂“正道”，即“道”之本質，如樹以樹幹為正。
雖說萬事萬物皆有陰陽兩麵性，但陽為正，陰為負。
即陽主導陰。
這就好比陰影的移動是由陽光的移動來決定的一樣。
所以，謀略上也講究個陽謀，陽謀其實就是正大光明地創造了充足的條件，事物就會必然向那方向發展。比如著名的《論持久戰》就是陽謀，縱使敵人知道也無解。
當然，相對應的就是“陰謀”了，是背著針對物件創造一些條件，抓住一些偶然機會而使被針對物件陷於不利環境。
“以奇用兵”其實說的就是用兵要多用陰謀，這在兵法上而言就叫“兵乃詭道”。
老子此處僅提了下“以奇用兵”用以對仗“以正治國”而己，並沒有深入地去說如何用兵。
即便如此，“以奇用兵”也成為了兵法上金科玉律一樣的名言。可見，《道德經》真不愧為萬經之王！
“以無事取天下”則是老子一貫主張。
他在前麵第四十八章就說過“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不擾民，讓人民順其自然自由發展，自然而然地就能實現民富而國強。這即老子緊接著所列舉的聖人之言“我無事，而民自富”。
道家這種治國理念，到後來被一些有識之儒家人士稱之為“予民休生養息”。
當然，他們的目的並不似道家那麽純粹，所以做法上也不徹底。
簡而言之，老子此處提的“以正治國”就是要以誠待民，真正地做到一切都是為了發展民生，而不是去算計、奴役老百姓。
老子接著從正反兩方麵對此進行了論述。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這是從反麵上論證不以正治國而造成的社會不安寧狀況。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中的“忌諱”不是簡單的一些言行上的忌諱，而是統治者限製老百姓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即限製命令太多，人民不能自由地生產與生活，那老百姓就會越發地貧困。
這其實就是希望統治者能有開放的態度，不要囿民！
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中國才終於享受到了這一觀唸的巨大益處。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則是說春秋未期的社會現實了。
那時國家沒有管控武器。民間狩獵也好，自衛也好，製些刀劍弓箭之類的備用也正常。包括為服兵役而自備的武器裝備。因為那時相當於實行的是府兵製，戰時家家戶戶派人服兵役，自帶裝備。這在《木蘭詩》中有所反映。
但若這些利器成了家家戶戶都必備之物並且多了，就說明一個家庭要經常多人服兵役，或用以民間械鬥之類的。這就可想而知社會多不安寧，政治多麽昏暗。
當然，這種情況就催生了墨家。
墨家的根本出發點就是地方保護主義。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起到了保護民眾、穩定地方社會秩序的作用的。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這點老子本著實用主義，對藝術進行了否認。
道家講究樸素，物以致用是他們的起碼價值觀，所以他們對精神文明方麵是有所忽略了的。
“伎巧”本應指歌舞一類的能力，當然也包括某些特技（如雜技之類的出眾之能）。伎，表演者。
老子以此來概括他心目中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事物，包括藝術品創作。
老子認為，人們花費大量的精力與時間去弄這些，不過是為了迎合統治者的喜好、弄些奢侈品（如玉珮）之類供賞玩的東西出來罷了，反而會助長“貴難得之物”的浮華風氣。
誠然，老子不重視藝術甚至有點兒反對藝術創作。但他也看到了一點：社會過於熱衷文藝，造成世風浮華也是不好的。
就好比當今明星大腕些被捧上了天，民眾出現追星狂潮，也終究算是不良影響吧？對社會價值觀唸的引導也是個問題。
但胡寄窗說老子反對工藝技巧而視之為社會禍亂的原因，則是擴大化了。
老子肯定不會反對有實用價值的發明創造！不然他何以會以“大器晚成”及“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之類的話來作論據說明一些道理？他隻是想強調“聖人為腹不為目”而已。
人無完人，老子有一定侷限性也正常的。
至於“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如此。
老子主張“行不言之教”而使社會自然安寧純樸。他並不認為老百姓是靠統治者的嚴刑峻法管乖的，他那時代也不可能具有依法治國的概念。
在老子以及之前的古聖人或許都認為法律僅是用來協調人們的生活而已，並不指望靠法律來管理好社會。
當然，若真達到“聖人之治”那樣教化好了民眾，的確再完備的法律也是虛設。
但沒達到那種程度，總得要有法可依來懲治奸惡之徒才行。
不過，老子此處隻是想用“滋彰”來顯示一下統治之無能而已。
即不以正治國，就沒有抓住治理社會的根本，民不聊生。再怎麽強製嚴令，盜賊也會越來越多。
這說的其實就如“逼上梁山”一個道理。
亂世用重典，許多統治者都這麽做的。但他們想以此來掩蓋自己無能改造亂世成為安寧和祥之世，往往隻能適得其反！
而朱元章挺不錯，他就雙管齊下。大力發展民生之時又嚴懲貪官。但值得說明的是，他的重典，沒有針對老百姓，故明初不像秦未。
“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就是說：
所以聖人說:“我不去想我要建立啥子功績，就那麽順其自然領導下人民，而這麽樣就使老百姓自覺歸於教化了；我好靜不喜搞出些擾民的事來，老百姓就自然地純正了；我不擾民生事，民眾自由自在地生存與發展，他們就自然而然過上了富足日子；我沒貪欲，不與民爭利，老百姓也就不爭利，自然地變樸實了。”
這是老子直接引用聖人之言來正麵論證“以正治國”了。
聖人之言肯定是老子學習曆史所得來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無為而治的觀念也並非老子所創立或提出的，而是聖人所說。
故《道德經》可以認為是老子對“聖人之治”的深入闡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