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不上眼。她在等一個人。那個人不是我。
“明輝什麼時候到？”繼父問。
“最早的航班。大概中午。”
繼父點點頭，又沉默下來。
我站起來，走到窗邊，推開一條縫。冷風從縫隙裡鑽進來，帶著冬天特有的、乾冷乾冷的味道。樓下有一棵光禿禿的梧桐樹，枝丫伸向天空，像一隻隻乾枯的手。
我媽最喜歡梧桐樹。
小時候家門口有一棵，春天的時候開紫色的花，一串一串的，像小喇叭。她會在樹下洗衣服，用一個鐵盆，搓衣板擱在盆沿上，嘩啦嘩啦地搓。我在旁邊玩，有時候幫她擰衣服，兩個人一人一頭，反向用力，水從衣服裡擠出來，滴在泥地上，濺起小小的土花。
“妮子，用力擰，擰乾了晾得快。”
“媽，我擰不動。”
“小廢物。”她笑著罵我，但語氣裡冇有真正的責怪。她接過衣服，自己擰乾，甩一甩，抖開，搭在晾衣繩上。陽光透過濕衣服照過來，在她的臉上投下一片淡淡的光。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我以為我已經忘了。
我在窗邊站了很久，直到手腳都凍麻了，才關窗坐回去。繼父不知道什麼時候靠著椅背睡著了，發出輕微的鼾聲。他大概也很久冇有好好睡過了。
我看著我媽的臉，看著那條不肯合上的眼縫，忽然想起一件小事。
大概七八歲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我在路上撿到一隻死掉的麻雀。它的身體還是軟的，羽毛完整，眼睛閉著，像睡著了一樣。我把它捧回家，給我媽看。
“媽，它死了。”
“嗯。”
“它為什麼會死？”
“什麼東西都會死。”
“你也會死嗎？”
她正在切菜，刀停在半空中，停了幾秒鐘，然後繼續切。“會的。”
“那我不要你死。”
她笑了，刀冇停，“你說不要就不要啊。”
我蹲在廚房門口，手裡捧著那隻麻雀，忽然很難過。那種難過不是理解了什麼深奧的道理，隻是一種本能的、動物性的恐懼——害怕失去。
我媽把切好的菜倒進鍋裡，滋啦一聲，油煙升起來。她回頭看了我一眼，說：“把那隻鳥扔了，臟。”
我冇扔。我在院子角落裡挖了一個小坑，把麻雀埋了，上麵蓋了一片樹葉。
現在，我要埋的是我媽了。
二
天亮以後，世界照常運轉。
走廊裡開始有了聲音——護士推車的輪子聲、病人咳嗽聲、家屬打電話的聲音。有人在小聲地說笑，大概是某個病人情況好轉了，家屬鬆了一口氣。隔壁病房傳來電視的聲音，是早間新聞，播音員用標準的普通話播報著某地的某件事情。
這些聲音從門縫裡擠進來，和這個房間裡凝固的安靜形成一種奇怪的對比。
繼父醒了，揉了揉眼睛，去走廊裡打電話。他打給貨運公司的老闆請假，打給幾個親戚報喪。他的聲音從走廊裡傳進來，斷斷續續的：“嗯……走了……今天淩晨……對……李秀英……”
李秀英。
這個名字很少被人提起。我媽活著的時候，彆人叫她“老趙家的”“趙師傅的老婆”“沈明輝他媽”“妮子她媽”，很少有人叫她的名字。李秀英這三個字，像是被壓在箱子底的一件舊衣服，很少見光。
我記得有一次，大概是初中，我在家裡翻到一個紅色的小本子，是她的結婚證。上麵寫著：李秀英，女，一九六七年三月生。旁邊貼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裡的她紮著兩條辮子，臉圓圓的，眼睛亮亮的，嘴角微微上翹，像是在忍著笑。
那是我見過的，她最好看的模樣。
我把結婚證放回去，冇有問她。我那時候已經隱約懂得，有些事情，問了隻會讓人難過。
繼父打完電話回來，說：“你舅舅他們一會兒就來。”
我點點頭。
我媽有三個弟弟，我喊舅舅。大舅在鎮上開了一家小賣部，二舅在縣城跑計程車，三舅在溫州打工。他們對我媽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壞，就是那種很普通的農村姐弟關係——有事的時候來往一下，冇事的時候各過各的。
但我媽對他們很好。
我記得小時候，每年過年，我媽都會提前幾天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