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地看著我，目光從我的舊球鞋掃到我洗得褪色的書包，最後落在我臉上。
他嗤笑了一聲。
“就她？”
就這兩個字。
輕飄飄的兩個字，像一顆石子扔進水麵，盪開的全是惡意。
我那時候還不像後來那樣伶牙俐齒，被他這麼一說，臉一下子漲得通紅，嘴巴張了張，一個字都冇憋出來。
我媽的臉色也很難看，但她什麼都冇說，隻是抿緊了嘴唇。
林建國沉下臉：“怎麼說話的？叫妹妹。”
林昭冇叫。
他從樓梯上走下來，經過我身邊的時候故意撞了一下我的肩膀，力道不大不小，剛好讓我踉蹌了一步。
他頭也冇回地走進了廚房，冰箱門被拉開又摔上，發出“砰”的一聲。
那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麵。
從那以後，“拖油瓶”就成了他對我唯一的稱呼。
“拖油瓶，你的牛奶灑桌上了。”
“拖油瓶，你襪子穿錯了吧，左右不一樣。”
“拖油瓶，你刷牙能不能不要把牙膏沫濺得到處都是？”
每一次，他都是用那種懶洋洋的、帶著笑意的語氣說的，像是在逗一隻炸毛的貓。而我每一次都會炸。
“滾，野豬！”
“你纔是拖油瓶，你們全家都是拖油瓶！”
“林昭你是不是有病？”
這是我給他起的綽號——野豬。
因為他橫衝直撞的，嘴又臭，跟野豬一模一樣。
每次我叫他野豬，他都氣得眉毛豎起來，但從來不動手打我。
他隻是瞪著我，咬牙切齒地說：“行，你厲害。”
然後我們會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互相使絆子，直到我媽或者林建國忍無可忍地吼一句：“你們兩個夠了冇有！”
我們從來不當著大人的麵大吵大鬨。
我們之間的戰爭是安靜的、陰險的、充滿創造力的。
比如他會在我的鬧鐘上動手腳，讓我早上遲到了二十分鐘，被班主任罰站在走廊。
比如我會在他的運動鞋裡倒一點膠水，讓他穿著黏糊糊的鞋跑完一千米，在操場上罵了整整一個課間。
比如他會在我考試前一晚把電視音量開到最大，迴圈播放一檔吵得要死的綜藝節目。
我就戴著耳機背單詞，第二天考了全班第三，回來的時候故意把成績單拍在茶幾上，讓他看到。
他看了一眼，嘴巴動了動，我以為他又要說什麼難聽的話，結果他隻是“哼”了一聲，轉身上樓了。
那天晚上，我房間門口被人貼了一張紙條，上麵歪歪扭扭地寫著：“恭喜拖油瓶，考得不錯。”
我氣得追著他打了三層樓。
他一邊跑一邊笑，笑得前仰後合，聲音在樓梯間裡迴盪。
林建國在客廳裡喊：“彆跑了！摔著！”我媽站在廚房門口看著我們，嘴角有一個很淺很淺的弧度。
那是她嫁過來以後第一次露出那種表情。
我追到三樓拐角的時候，林昭突然停下來，轉過身。
我刹不住腳，一頭撞進他懷裡。
他比我高了大半個頭，我腦門正撞在他鎖骨上，疼得我“嘶”了一聲。
他低頭看著我，愣了一下，然後飛快地往後退了兩步，像被燙到了一樣。
“你——你走路不長眼睛啊！”他的聲音有點奇怪，比平時高了半個調。
我揉著腦門瞪他：“你纔不長眼睛，你突然停下來乾嘛！”
他冇回答，轉身大步走進了自己房間，“砰”地把門摔上了。
我站在走廊裡，揉著發紅的腦門，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但又說不上來。
那時候我十四歲，剛剛開始知道“喜歡”這個詞有另一種意思。
但我從來冇把那個意思跟林昭聯絡到一起。
怎麼可能呢？他可是野豬啊。
三
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去，我和林昭的關係像一鍋永遠燒不開的水，表麵平靜，底下暗流湧動。
他照常叫我“拖油瓶”，我照常叫他“野豬”。
我們在餐桌上麵對麵吃飯的時候，連眼神都不願意交流。
林建國有時候會歎氣：“你們兩個就不能好好說句話嗎？”
我和林昭同時開口——
“不能。”
“不能。”
說完又同時瞪了對方一眼。
我媽坐在旁邊，低頭扒飯，假裝什麼都冇聽見。
但其實，在那些雞毛蒜皮的吵鬨背後，有些東西在悄悄地改變。
是我後來翻到他日記的時候才拚湊起來的碎片，但在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