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五月，交州，榆林郡。
張才被撤了。
從縣尉到采石場監工，他隻用了不到四個月。
訊息傳回采石場的時候，那些光著膀子搬石頭的工人們互相看了一眼，什麼都沒說，又低下頭繼續乾活。可他們的動作比平時輕快了些，臉上的褶子比平時舒展了些。有人甚至哼起了小曲，哼了兩句覺得不合適，又憋回去了。
張纔回來的那天，整個人像霜打的茄子，蔫頭耷腦地蹲在工地上，看著那些石頭，一言不發。他的縣尉官服被扒了，換回了那身粗布短褐，料子硬得像砂紙，磨得他脖子上一圈紅印。他的馬也沒了，他的佩刀也沒了，他那個可以支使十幾個人的威風也沒了。
什麼都沒了。
他撿起一塊石頭，扔到車上。石頭砸在車板上，發出沉悶的響聲，像他此刻的心情。
事情是怎麼敗露的？他到現在都沒想明白。前麵十幾個都好好的，給錢，封口，完事。那些女人拿了錢，哭一場，罵幾句，也就認了。偏偏最後一個，那個殺千刀的男人，收了錢還敢告，被打了一頓還敢告，像打不死的老鼠一樣，爬也要爬到太守府門口。
三姐偏偏不在。偏偏被他撞上了。
張才又撿起一塊石頭，狠狠砸在車上。石頭碎了，碎屑崩到他臉上，劃了一道口子。他抹了一把血，看著指尖那點紅，忽然想笑。縣尉？連個屁都不是。三姐一句話就擼了他，跟擼一隻螞蟻似的。父王知道了，連句話都沒說。連罵都懶得罵他。
他蹲在那兒，看著滿地碎石，第一次覺得自己可能真的是個廢物。
采石場的日子又開始了。天不亮起來，天黑收工。糙米飯，鹹菜，偶爾一塊咬不動的老臘肉。太陽毒的時候曬得皮開肉綻，下雨的時候渾身濕透。那些工人躲著他走，不是怕他，是嫌他。縣尉的時候他還能支使人，現在連監工都不是了，就是個普通工頭，跟那些搬石頭的沒什麼兩樣。
張纔有時候會想起那些女人。第一個是賣豆腐的寡婦，三十出頭，腰粗屁股大，笑起來露出一顆金牙。他在街上巡邏的時候看見她，心裡就癢了。晚上借著查案的名頭去了她家，她反抗了幾下，也就從了。事後他扔了一吊錢，她收了，第二天見了他還笑，說“大人慢走”。
第二個是打鐵匠的老婆，年輕，瘦，臉上有雀斑，眼睛很大。那鐵匠出去做工了，半夜纔回來。他去的時候天剛黑，她正蹲在院子裡洗衣服。他把她拖進屋裡，她叫了兩聲，他捂住她的嘴，說“你男人在外頭，你叫破了嗓子也沒人來”。她就不叫了。事後他扔了五兩銀子，她沒要，也沒告。
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他記不太清了。有賣菜的，有織布的，有在酒樓跑堂的。有的漂亮，有的不漂亮。有的哭，有的不哭。有的收了錢，有的沒收。他不在乎。他隻要那個過程——把人按在身下的那一刻，他是大人，他是老爺，他是這世上最有力量的人。什麼張瑤，什麼張睿，什麼張梟，都滾一邊去。
然後他遇到了最後一個。
她姓什麼，叫什麼，他不記得了。隻記得她住在城東，門口有一棵歪脖子樹，院子裡養著幾隻雞。她男人是個樵夫，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砍柴，天黑纔回來。她在家帶孩子，一個三歲的丫頭，瘦得像隻貓。
那天他喝了點酒，路過那棵歪脖子樹，看見她在院子裡喂雞。她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衣服，頭發用木簪子挽著，側臉被夕陽照得發紅。他推門進去，她回頭看他，眼神裡有一點驚訝，有一點害怕，但沒有尖叫。他把孩子趕出去，關上門。
她反抗了。不是那種裝模作樣的扭捏，是拚了命的反抗。她咬他的肩膀，踢他的肚子，抓他的臉。他扇了她兩個耳光，她才安靜下來。事後他扔了十兩銀子，她沒拿。他撿起來塞進她手裡，她鬆手讓銀子掉在地上。
他走了。
第二天她男人找來了，不是來鬨事，是來要錢。開口就是一百兩。張才給了。五十兩，不是一百兩。那男人拿了錢，走了。他以為這事就完了。
過了幾天，那男人又來了。這回不是要錢，是告狀。告到太守府。張瑤不在，被手下人攔下了。張才知道後，帶了兩個人，把那男人拖到巷子裡打了一頓。打折了一根棍子，那男人抱著頭縮在牆角，一聲不吭。打完了，扔了十兩銀子在地上，說“再鬨，打死你”。
那男人收了銀子，走了。
又過了幾天，他又來了。這回張瑤回來了。
他跪在太守府門口，背上的傷還沒好，衣服上滲著血。他不哭不鬨，就跪著。張瑤從裡麵出來，低頭看著他，問：“什麼事？”
他說：“太守，草民要告狀。”
告誰？告縣尉張才。告他強暴民女，告他勒索錢財，告他毆打苦主。一條一條，清清楚楚，連時間地點都記得。
張瑤站在那裡，聽完，沉默了很久。然後她說：“我知道了。”
當天，張才的縣尉被撤了。當天，他被送回采石場。
那樵夫後來怎麼樣了？張纔不知道。他隻知道，三姐沒打他沒罵他，甚至沒在父王麵前告他的狀。她隻是把他的官扒了，把他扔回這個破地方，讓他繼續監督搬石頭。這比打他罵他告他的狀都狠。打完了就完了，罵完了就忘了，告完了就了了。可監督搬石頭，一天一天，一月一月，沒完沒了。
他蹲在工地上，看著那堆永遠搬不完的石頭，忽然想起那個穿洗發白衣服的女人。她叫什麼來著？他想了半天，沒想起來。隻記得她家院子裡有幾隻雞，門口有一棵歪脖子樹。
他又撿起一塊石頭，扔到車上。
采石場的日子，還長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