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忙碌與建設中飛快流逝，轉眼間，日曆已悄然翻過一頁，申城在103集團軍的實際控製下，進入了1938年。
戰爭的創痕，在數以萬計工程兵的晝夜奮戰下，以驚人的速度從這座城市的肌體上消退。
被炮火摧毀的街區廢墟被清理一空，破碎的道路被修復拓寬，損毀的公共設施在來自未來的技術支援和配件供應下，不僅恢復了運轉，效率甚至比戰前更高。
雖然礙於冬季寒冷，大規模的新樓建設尚未啟動，但市民們驚訝地發現，在城市的多個核心區域，一塊塊巨大的空地已被印著103集團軍徽記的墨綠色篷布嚴密地圍擋起來。
篷布後麵，日夜傳出重型機械的轟鳴和施工的聲響，預示著這座城市即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黃浦江兩岸幾座主要造船廠，如今已插上了紅旗。
巨大的龍門吊、數控切割機床、模組化焊接平台等來自現代位麵的大型裝置被悄然運入、安裝。
幾乎每隔幾天，就有巨大的的拖車在武裝護衛下駛入船廠，卸下一個個標註著編號的的鋼鐵模組。
有心人通過高倍望遠鏡觀察得知，這些模組，應該是軍艦的船體分段。
一支屬於未來的鋼鐵艦隊，正在這江邊的船塢中，如同拚裝巨型模型般，悄然成型。
位於時空門基地南幾公裡外的火箭發射基地，儘管戒備森嚴，也難逃記者們“長槍短炮”的窺探。
隨著一枚枚運載火箭刺破蒼穹，將“雷楔”天基平台、新型偵察衛星、通訊中繼衛星送入軌道，基地的存在和頻繁發射活動再也無法保密。
報紙上開始出現模糊但充滿震撼力的長焦照片：
矗立在發射架上的銀色巨箭，騰空時噴薄的烈焰與濃煙。
這些畫麵伴隨著記者們語焉不詳卻又極盡誇張的描述，在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又一輪驚嘆、猜疑和不安的浪潮。
“中國人正在建造通往星空的階梯”之類的標題開始見諸報端。
空軍的活動在完成了對日軍殘留在華北、華東幾處主要前線機場的幾輪精確“點名”式轟炸後，暫時轉入了“靜默”狀態。
麵對這種防不勝防、來自極高空的精確打擊，日軍航空兵損失慘重，剩餘的飛機要麼後撤到更遠的機場，要麼乾脆疏散隱蔽。
那些被炸得坑坑窪窪的跑道，日軍似乎也失去了修復的勇氣和意義，就那樣廢棄在那裏，成了這段不對稱空戰最直觀的遺跡。
現在，每天定時在申城上空巡航的，主要是那架“空警-5000”預警機，監控著方圓數百公裡內的一舉一動。
郎劍平已經向上級打了報告，申請增調至少兩架同型預警機輪換執勤，畢竟隻靠一架高強度使用，不僅飛行員和戰勤組疲勞，裝置可靠性也存在隱患。
申城市內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生活，在經歷了初期的震蕩和適應後快速穩定下來，甚至呈現出一種畸形的、超越戰前的“繁榮”。
市民們很快發現，這支新軍隊雖然軍紀嚴明、管理嚴格，但並未對城市實行死水一潭般的封鎖。
各國商船，隻要通過相對嚴格但流程清晰的海關和檢疫檢查，依然可以自由進出各個港口。
讓商人們又驚又喜的是，以往那些如附骨之疽的、層層疊疊的“吃拿卡要”、“孝敬打點”幾乎一夜之間絕跡了。
海關和港務人員穿著統一的製服，麵無表情進行著高效的工作，任何試圖行賄的行為都會立刻招致嚴厲懲處。
效率的提高和腐敗的清除，帶來了最直接的效果。
進口貨物的物流成本和隱性成本大幅下降，導致市麵上不少洋貨的價格，竟然比戰前還便宜了一些。
這一“意外之喜”迅速引發了連鎖反應，商業活動變得空前活躍，市場供應充足，物價相對平穩。
再加上大規模基建帶來的工作機會和相對公平的報酬，這座剛剛經歷過戰火洗禮的遠東第一大城市，竟以一種難以想像的速度恢復了活力，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比戰前那種被租界割裂、被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雙重壓榨的畸形繁榮，顯得更健康、更有生氣。
虹橋機場綜合樓，五樓，小會議室。
郎劍平揹著手，站在窗前，望著遠處機場跑道上正在滑行的飛機。
在他身後，會議室的長條桌上，整整齊齊地碼放著一箱箱剛剛從下麵搬上來的、尚未拆封的紙幣。
這些紙幣，是上個月申城各級稅務機關剛剛收繳上來的稅款，主要是關稅、鹽稅、統稅和部分商業稅。
儘管103集團軍全麵接管了城市，但考慮到行政延續性和基層穩定，除了最上層的首腦和個別臭名昭著的貪官被處理外，原國民政府在申城的大批中下層稅務、海關、工商管理人員被留用，在原崗位繼續工作。
當然，前提是他們必須接受103集團軍政工幹部和監察人員的全程監督，並遵守全新的、更加嚴格和透明的規章製度。
留用的初期，並非一帆風順。
總有那麼一些習慣了“規矩”、或者自恃有背景的人，試圖將舊時代的習氣帶入新時代。
結果就是，在監察部門雷厲風行的調查和證據確鑿的審判下，一批貪汙受賄、欺壓商民、陽奉陰違的“稅吏大佬”被公開逮捕，並經簡短的軍事法庭審判後，執行槍決。
血淋淋的事實，比任何說教都更具威懾力。
自此，整個稅務和海關係統的風氣為之一清，工作效率和廉潔程度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任何觸及既得利益和舊秩序根基的行動，都會引來反噬。
就在那批貪官被處決後不久，幾家在申城設有分社的外國報紙，特別是兩家向來以“批評政府”、“捍衛自由”自居的英美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
抨擊103集團軍“無法無天”、“濫用私刑”、“破壞法製”、“製造恐怖”，並極力渲染那些被處決者的“無辜”和“悲慘”，聲稱這是“野蠻對文明的踐踏”，試圖將此事炒作成一場國際輿論風波，向郎劍平施壓。
對於這種伎倆，郎劍平的回應簡單、直接、粗暴。
他下令，以“陰謀挑動社會叛亂、破壞社會穩定”和“涉嫌為外國間諜活動提供掩護、蒐集傳遞敏感資訊”兩項罪名，將那幾個跳得最歡的外國記者直接從其報社駐地和旅館中逮捕，直接送進了關押日軍戰俘的營地，與其他戰俘“同吃同住”，接受調查。
相關報社在申城的分社被立即查封，勒令停業整頓。
自然有報社不服，其總社通過外交渠道發出抗議，質問郎劍平這兩項罪名“有何法律依據”？是“根據中華民國哪部法律”？
郎劍平的回應是：
查封其在申城的所有資產，驅逐其所有工作人員，並宣佈該報社為“不受歡迎媒體”，永久禁止其在103集團軍控製區內進行任何形式的新聞活動。
沒有引經據典的辯論，沒有外交辭令的周旋，隻有毫不拖泥帶水的實際行動。
此舉瞬間震懾了所有在暗中蠢蠢欲動、試圖用“輿論”和“國際壓力”來挑戰新秩序的勢力。
他們終於清醒地認識到，這位郎主任和他麾下的軍隊，行事邏輯與舊世界的政客和軍閥截然不同，
他們不按常理出牌，不懼任何外部壓力，隻相信手中的力量和自己的判斷。
所謂的“國際公論”和“外交抗議”，在他們眼中，可能還不如一發炮彈有分量。
南都方麵也迅速做出了反應。
發表了一篇義正辭嚴的宣告，強烈“譴責”郎劍平“蠻橫無理”、“踐踏新聞自由”、“破壞友邦關係”的行為，要求其“立即放人”、“恢復報社正常運營”，並“向國際社會做出解釋”。
這篇宣告發表在報紙上的第二天，鄭伯韜就再次出現在了虹橋機場外，臉上掛著比哭還難看的訕笑，對負責接待的軍官解釋：
“誤會，都是誤會。總統發表那個宣告，其實是……其實是做給外國人看的，是策略。
是為郎主任分擔壓力，表明國府的態度，實際上是在為郎主任的行為……
呃，兜底，對，兜底。還請郎主任千萬理解委員長的苦心。”
末了，他又小心翼翼地試探：
“那個……關於之前的委任狀，不知郎主任考慮得如何了？是否……已經簽字？”
負責接待的孫建峰這次連麵都沒露，隻是讓衛兵傳話：
“主任軍務繁忙，無暇接見。委任狀之事，再議。請回吧。”
鄭伯韜坐在車裏，看著後視鏡中越來越遠的機場大門和持槍肅立的衛兵，臉上那擠出來的笑容終於徹底垮掉，隻剩下深深的疲憊、無奈，和一絲恐懼。
他知道，那幾張印製精美的“任官令”，恐怕永遠也等不到填寫姓名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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