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政殿東暖閣的辯論塵埃落定，但真正的較量，才剛剛轉移到律法條文的具體擬定上。李瑾提出的“四層邊界論”隻是一個原則框架，要將這抽象的原則轉化為可操作、可執行、能平衡各方訴求、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具體律法，其難度不亞於在萬丈懸崖上走鋼絲。武則天欽點，由太子李瑾總領，宰相狄仁傑主持，禮、刑、工三部尚書及禦史中丞、翰林院承旨、國子監祭酒共同參與的“《出版及言論條格》擬定小組”迅速成立，在政事堂旁的一處僻靜院落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起草工作。空氣中彌漫著墨香、茶氣，以及無聲的激烈交鋒。
狄仁傑是實際的主筆和協調者。這位老臣深諳政事堂的平衡藝術，也深知此律法牽一發而動全身。他明白，既要貫徹皇帝和太子“定規矩、明界限、疏堵結合”的意圖，又要安撫以孔穎達為代表的衛道士的恐慌，還要給務實派和新思潮一定的生存空間，更要防止酷吏借法條羅織構陷。他花了好幾天時間，閉門研讀前代律令中關於“妖書妖言”、“誹謗”、“誣告”的條款，翻閱近年來因言論獲罪的案例，並仔細研究了從市麵蒐集來的各種“問題”出版物，試圖從中提煉出最具代表性、也最具爭議的“邊界案例”。
起草的過程，就是各方觀點不斷碰撞、妥協、磨合的過程。每日的會議，往往從清晨持續到深夜。
第一條，關於立法宗旨和適用範圍，就爭論不休。
禮部尚書裴行儉主張開宗明義：“為彰文治，開言路，防奸宄，正人心，特製定本法。”他試圖將“開言路”放在前麵，體現鼓勵的一麵。
刑部尚書徐有功則堅持：“當為肅清妖妄，禁絕誹謗，以靖人心，維綱紀。”他強調的是懲戒和規範。
孔穎達更提出：“應明確‘衛護聖道，尊崇經義’為本法之首務。”
最終，在狄仁傑的斡旋下，第一條定為：“朕紹承天命，撫育烝民，尚文治以開太平，防奸言以正視聽。為彰教化，通下情，杜誹謗，靖人心，特頒此《出版及言論條格》，凡在大唐疆域之內，以文字、圖畫、印刷、抄錄等方式，製作、刊印、發售、傳播、公然講授各種文書、書籍、報刊、告示及其他類似載體者，皆需遵行。”巧妙地融合了各方訴求，將“開文治”與“防奸言”並列，並擴大了適用範圍。
核心的“禁止條款”是爭論的焦點，直接對應李瑾的“四層論”。
第一層“核心禁區”相對容易達成一致。條款明確規定：“凡有謀反、謀叛、謀大逆（指危害社稷、皇帝、皇室），泄露國家機密（具體範圍由兵部、樞密院界定），勾結外敵，傳播妖術邪教（特指以聚眾作亂、危害社稷為目的之符咒、讖緯、邪法）之文字圖畫，主犯處斬，家屬流三千裏，財產沒官。從犯及知情傳播者，視情節輕重，處絞、流、徒刑。刊印、發售、傳播者，同坐。”措辭嚴厲，不留餘地，眾人無異議。
第二層“倫理與秩序紅線”爭議開始出現。對於“詆毀人倫綱常”，孔穎達要求明確列出“非議君臣、父子、夫婦、尊卑之常經，或鼓吹無父無君、悖逆人倫之說”，並主張“一經發現，即行禁毀，作者、刊者流三千裏”。魏元忠等人則認為“非議”一詞過於模糊，易成羅織藉口，建議改為“公然煽動、教唆他人背棄君臣、父子等人倫大義，或撰文係統性否定、詆毀之”，並強調需結合具體情節和後果量刑，不能一概流放。最後折中為：“撰造、刊印、傳播文字圖畫，公然煽動、教唆他人背棄君臣、父子、夫婦等倫常，或蓄意撰文係統性詆毀、否定人倫綱常，足以惑亂人心、敗壞風俗者，視情節輕重，作者、主刊者處徒、流刑。”增加了“蓄意”、“係統性”、“足以惑亂人心”等限定。
關於“誹謗”，徐有功和來俊臣主張采用“所指陳之事，經查無實據，或雖有部分事實而惡意增損、公然侮辱，意圖毀人名譽、煽動仇視者，即為誹謗”，並要求“受害者（包括朝廷、官府、官員、庶民）可告，有司需受理”。魏元忠和裴行儉則擔心這會助長誣告之風，且“惡意”、“意圖”難以判定，建議加入“所涉之事關乎公共利益，或批評物件為朝廷命官、涉及公務者，若批評者能提供部分依據，非純粹捏造，且非以侮辱為唯一目的，可從輕或免於刑罰，但需公開澄清不實部分”。這引發了激烈爭論，衛道者認為這是為“謗君誣上”開脫，開明派則認為這是保護“直諫”。最終，在狄仁傑和李瑾的堅持下，加入了魏、裴建議的但書條款，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有條件保護”，但同時明確規定“批評皇帝、皇室，及無任何依據之惡意誹謗朝廷、重臣，不在此列，從嚴懲處”。
第三層“爭議模糊地帶”的條款製定最為棘手，也最考驗智慧。狄仁傑提出了“四看原則”（動機、依據、影響、方式）的具體化方案：
?關於政策批評與學術探討：設立專門條款：“士民議論朝廷政令、官員政績，或就經史百家進行學術探討、撰文著說，若出以公心，有所依據，言辭雖激，而無誹謗、煽動之實，有司當予包容，可進行訓誡、引導，或令其公開辯論，一般不輕易施以刑責。但若假借議論、探討之名，行誹謗、攻訐、煽動之實，或所言明顯悖逆常理、有害風俗，經有司與通儒審議認定，仍當依法懲處。”孔穎達對“學術探討”範圍過大表示擔憂，堅持加入了“通儒審議”環節，並規定“對先聖經典之核心要義，不得以探討為名，公然曲解、否定。具體標準由國子監定期議定公佈。”
?關於文學、藝術創作：單列一條：“詩詞歌賦、小說戲曲、圖畫等文藝之作，若含有諷喻、影射，但非直接指斥、無明確煽動作亂意圖、無具體誹謗物件者，一般不以文字論罪。然內容淫穢、極度荒誕、明顯有傷風化者，應予查禁，作者、刊者罰金或杖責。”這為《浮世鏡》一類諷刺小說留下了模糊的生存空間，但也設立了“風化”底線。
?設立審議機構：規定“凡涉及上述爭議條款之案件，地方州縣不得擅斷，需呈報刑部，由刑部會同禮部、禦史台及（必要時）翰林院、國子監，組成‘出版言論審議會’合議裁決。重大或疑難案件，奏請聖裁。”這旨在將裁量權一定程度上收歸中央，避免地方官吏，尤其是酷吏，濫用法律。
第四層“開放鼓勵區”的條款相對順利，一致同意對農桑、水利、醫藥、工藝、算學、地理等實學著作，忠孝節義、教化人心的文藝作品，朝廷準許發行的官報、政令解讀等，予以登記優先、稅收減免（甚至免稅）、優秀者由朝廷或官營印書館資助刊行的鼓勵。狄仁傑特別提議，每年由禮部牽頭，評選“有益教化、利國利民”的優秀出版物，予以表彰獎勵，並建議在國子監內設立“新學書局”，專門負責收集、審定、推廣此類著作。
除了禁止與鼓勵的內容，法律還設立了關鍵的程式性規定：
1.登記備案製：凡刊印、發售、公開設講（超過一定人數）涉及文字圖畫內容者，需向所在地州縣衙門登記，載明編著者（或主講人）、刊印者/講所、主要內容概要（初期可簡單分類）。不登記而擅自刊印傳播，處以罰金，作品沒收。這並非事前審查，而是便於追責和管理。
2.連帶責任：作品違法，作者、編者、主要刊印者、明知違法仍大量發售傳播者，承擔連帶責任。這迫使各個環節都需謹慎。
3.舉報告發與反坐：鼓勵知情者告發違法出版物，查實有獎。但若誣告，反坐其罪，以防濫告。
4.境外流入管理：對從外藩流入的書籍文字，比照此法，由市舶司及邊境州縣負責查驗，違禁者沒收焚毀，相關人員懲處。
最大的爭議之一，在於是否設立“事前審查”（送審製）。以孔穎達、來俊臣為代表的保守和嚴厲派，強烈要求對所有民間出版物實行刊印前送官府審查，合格後方可刊行，認為這樣才能“防患於未然”。而以魏元忠、裴行儉及李瑾為代表的一方，則堅決反對，認為這在實際中不可行（審查量巨大，且會嚴重拖延資訊流通，窒息文化活力），且極易導致權力尋租和思想禁錮。狄仁傑居中調和，最終采取了折中方案：對普通書籍、小報，實行登記備案和事後追懲；但對涉及“核心禁區”和“倫理紅線”中特別敏感內容（如涉及皇室、高層官員、重大軍事、宗教教義爭議）的書籍，或首次登記的新辦報刊，官府有權要求其提交樣本進行“重點檢視”，但需在十日內給出明確意見，否則視為無異議。這實際是一種有限的、有條件的事前幹預，而非普遍審查。
另一個爭議是關於“公藏圖書館”的藏書標準。孔穎達等人要求嚴格審查，凡不符合“正道”的書籍一律不得入藏，甚至要求清理現有“問題”藏書。裴行儉、魏元忠及代表“格物院”參與討論的沈括等人則主張，公藏圖書館應以“廣博收藏，相容並蓄，但分級管理”為原則，可設“公開閱覽區”（放置經史子集、朝廷認可的典籍、有益教化的通俗讀物）和“特許閱覽區”（存放有爭議但有一定學術價值，或涉及專業知識的書籍，需有一定功名、或經特許方可查閱）。最終採納了分級管理方案，但“特許閱覽區”的準入標準製定權，交給了禮部和國子監，這為保守勢力留下了一定控製空間。
曆時近兩個月，草案十易其稿，爭論、妥協、修改，字斟句酌。每一處改動，都牽動著朝野不同派係的神經。草案文字在極小範圍內流傳，引發了各種猜測和暗中的遊說、施壓。
終於，在一個雪後初晴的早晨，最終定稿的《神都律·出版及言論條格》（為彰顯權威，並入《神都律》體係）草案，連同詳細的立法說明和爭議焦點備忘，被呈送到了武則天的禦案前。
紫宸殿內，炭火融融。武則天仔細翻閱著這部厚達數十頁的律法草案。她的目光掠過那些嚴謹乃至苛刻的禁止條款，也審視著那些為“學術探討”、“文藝創作”、“實學傳播”留下的狹窄縫隙和複雜但書。她看到了狄仁傑竭力維持的平衡，看到了李瑾試圖引導的方向，也看到了條文背後各方勢力的角力痕跡。
“狄卿辛苦了。”武則天放下草案，緩緩道，“此律法，可謂寬嚴相濟，疏堵並舉。既有雷霆手段，以儆效尤；亦存菩薩心腸，網開一麵。然，”她話鋒一轉，鳳目看向垂手肅立的李瑾和狄仁傑，“法之貴，在行。此律條文繁複，界限雖有，然‘公然’、‘蓄意’、‘足以’、‘四看’等詞，皆存裁量空間。‘審議會’之組成、‘特許閱覽’之標準，皆關乎權柄。若用之得當，可收規範引導之效；若用之偏頗，或成黨同伐異之器，或為因循守舊之盾。”
“母後聖明。”李瑾躬身道，“兒臣與狄相、諸公亦慮及此。故在草案之外，另擬《施行細則》及《審議會章程》，對關鍵術語做進一步解釋，明確審議會成員需來自不同衙署、具備不同背景，並定下任期與迴避製度。然，終究需賴執法之人公正廉明，心懷朝廷大局，而非一己之私或門戶之見。”
武則天微微頷首：“法乃死物，人乃活源。此律頒布，天下矚目。執行之初，尤須謹慎。可先在兩京、洛陽、揚州、益都、廣州等文風昌盛、印刷繁茂之地試行半年，觀其效，察其弊，再行修訂，推廣天下。刑部、禦史台需精選幹員，熟稔律條，持中而斷。翰林院之‘官報’，國子監之《正學粹言》，需盡快辦出成效，搶占輿論先機。至於那些仍在觀望、或心懷僥幸的民間書商、報人、作者……”她目光變得深邃，“以此律明示之，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朝廷既有包容之量，亦有雷霆之威。是福是禍，在他們自己選擇。”
“兒臣（臣）遵旨。”
垂拱四年冬，臘月，《神都律·出版及言論條格》正式頒布天下。朝廷動用了新式的機器印刷，大量印製律法全文及通俗解說，張貼於各州縣衙門前、城門、市集、學宮、公藏閣，並責令各地官吏組織宣講。與之配套的，還有對“登記備案”具體流程的佈告，以及對“官報”創刊和《正學粹言》編纂的預告。
律法的頒布，如同在沸騰的輿論油鍋中，投入了一塊巨大的、刻滿符咒的鎮石。一時間，天下為之矚目，議論紛紛。
衛道者們仔細研讀著那些嚴厲的禁止條款和“維護綱常”的字句，尤其是“詆毀人倫”、“誹謗朝廷”的重罰，以及“通儒審議”、“國子監定標準”的授權，感到些許安慰，認為朝廷終究沒有放棄“道統”，他們捍衛“正道”有了法律武器。
民間的小報發行人、地下書坊主、以及那些激進的作者們，則懷著忐忑的心情逐條審視。他們看到了高壓線，也看到了那些模糊的、但可能存在的縫隙。“學術探討”、“文藝創作”、“出以公心”、“有所依據”……這些詞匯，在有心人眼中，成了在夾縫中求生存、甚至繼續發聲的可能依據。登記備案製雖然帶來了約束，但也某種程度上給予了“合法”身份（隻要不觸犯禁條）。一些膽子大、頭腦活的書商，已經開始琢磨如何在不越界的前提下，繼續吸引讀者。
更多的士人和普通民眾，則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明確訊號：朝廷承認了民間出版和議論的既成事實，並試圖將其納入管理。未來，筆下的文字，將不再僅僅受製於模糊的道德禁忌和官府的喜怒，而是有了一部相對明晰（盡管仍有許多模糊地帶）的成文律法作為準則。這是一種約束，也未嚐不是一種保護（至少理論上如此）。
《出版法》的頒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轉折。它試圖為因技術爆炸而失控的言論野馬套上籠頭，劃定跑道。它既是規範，也是承認；既是限製，也是引導。它能否真正實現“疏堵結合、寬嚴相濟”的初衷，取決於執行者的智慧，更取決於未來朝堂與民間、新舊思想之間，那永無止息的碰撞與博弈。法律已經落下，但關於言論邊界的試探、挑戰、衝突與重新定義，才剛剛開始。而所有人都隱約感覺到，這部律法所試圖規範的，遠不止是白紙黑字，更是這個帝國在劇變時代，那躁動不安的思想與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