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三年六月朔，一個尋常而又不尋常的清晨。在長安、洛陽兩京，以及周邊數個大州的治所，一種前所未有的物事，悄然出現在各城門口、市集要道、驛站外牆，甚至一些有名的茶樓酒肆的醒目處。
那是一張張用上好楮紙印製、約莫兩張《千字文》大小的紙張，頂端是醒目的三個楷體大字——《大唐報》。其下，分門別類，排列著一篇篇文字，字跡清晰，版麵齊整，在晨光中散發著淡淡的墨香。
起初，隻有零星幾個識字的行人，好奇地駐足觀看。他們低聲念出上麵的文字：
“朝廷旨要：陛下聖體漸安，日覽奏章十數，常於子夜召對宰輔，諮以政事……”
“天後懿德：自春徂夏，天後佐理萬機，每奏章至，披閱至深夜，硃批累牘，未嚐假手他人。洛水瑞石現，天後謙不受賀，但言‘此陛下仁德感天，非妾之功’……”
“邊關軍情：隴右道安西都護府奏報，五月中，吐蕃遊騎數百犯我於闐鎮，守將王方翼率輕騎出塞邀擊，斬首百餘，獲其輜重，餘者潰散。陛下諭：邊將忠勇可嘉，著兵部議功……”
“農桑時訊：江南道蘇州刺史奏，新製龍骨水車，翻車便捷，一車可灌田五十畝，已繪圖呈上。著工部覈查，若果便利，當頒行天下，以利農事……”
“市井百業：洛陽南市，有奸商以次絹充上品，欺行霸市，為河南府所查，枷號示眾，罰沒家產。諭百姓，交易當以誠，勿為奸佞所惑……”
“良吏風範：同州馮翊縣令張柬之，在任三年，勸農興學，平反冤獄，去歲大旱，自捐俸祿設粥廠，全活甚眾。考功評為上上，擢為監察禦史……”
……
圍觀的人漸漸多了起來。識字的士子、商賈、小吏，饒有興致地逐條閱讀，不時低聲議論。不識字的販夫走卒、市井百姓，則圍著報欄，好奇地張望，或拉扯著識字人的衣袖詢問：“那紙上寫的啥？”“官府又出啥新告示了？”
這時，便有早得了吩咐、或臨時被幾個銅錢雇來的識字人（其中不少是科場失意、在街頭替人寫信讀信的窮書生），清清嗓子，開始高聲朗讀，並加以講解：
“各位父老鄉親，這是朝廷新出的《大唐報》！每十天出一期，上麵寫的都是朝廷的新訊息、皇上的旨意、天後的德行、邊疆的勝仗、還有咱老百姓用得上的農事、市價、還有好官壞官的事兒！”
朗讀聲吸引了更多人。人們聚攏過來，伸長脖子聽著。當聽到皇帝身體見好、勤於政事時，不少老人點頭稱善，口誦“陛下保重”。聽到天後批閱奏章到深夜，一些婦人發出嘖嘖驚歎。聽到邊疆打了勝仗，男人們麵露喜色。聽到新式水車和姦商受罰，則與自身息息相關，討論得更加熱烈。
“這《大唐報》好！比那官府的佈告詳細多了！”
“是啊，天後娘娘真是辛苦，日夜操勞。”
“吐蕃人又捱揍了！王將軍威武！”
“這龍骨水車要真那麽好用，咱地裏澆水可省大事了！”
“那奸商活該！就該這麽治他們！”
“張縣令是個好官啊，升禦史了！”
最初的幾期《大唐報》，完全遵循了李瑾定下的基調：絕口不提市井流言，而是用大量正麵、務實、貼近民生的資訊，填滿版麵，搶占輿論空間。報道皇帝龍體安康、勤政，天後夙夜匪懈、謙遜，梁國公忙於邊務（甚至詳細列出了李瑾近日與兵部、將作監官員開會商議軍械更新、覈查各地糧儲的具體日期和事項），用鐵一般的事實日程，無聲地駁斥了“帝後失和”、“天後與梁國公私會”的荒謬謠言。報道邊疆小勝、良吏擢升、新農具推廣、懲處奸商，則滿足了百姓對“國泰民安”、“善惡有報”的基本期待，也展示了朝廷“在做實事”的形象。
為了讓報紙更具可讀性，李瑾還授意加入了少量經過審核的、各地奇聞軼事（如某地瑞麥生雙穗、孝子尋親千裏等），以及一些通俗易懂的勸學、勸善小故事。他甚至親自撰寫了一篇不署名的短評，以“或問”起頭，談論“為政之道，在務實，不在虛文；在利民，不在祥瑞”，雖未點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針對近來愈演愈烈的“祥瑞”虛浮之風，以及藉此攻訐實幹之臣的現象，發出了不同聲音。此文經過政事堂合議時，引起了一些爭議，但因其未直接攻擊“洛水瑞石”，隻是泛論，且在李瑾堅持和皇帝、天後最終首肯下，得以刊出。
《大唐報》的出現，如同一股清流，注入了被“祥瑞”頌歌和汙穢流言攪得有些渾濁的輿論場。對於大多數普通百姓和底層士人而言，這份由朝廷官方發布、內容新鮮實在、與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的報紙，遠比那些玄而又玄的“天啟”和荒誕不經的“宮闈秘聞”更有吸引力，也更具可信度。茶餘飯後，人們開始議論《大唐報》上又說了什麽新鮮事，哪裏的水車好用，哪個貪官被懲處了，邊關又打了什麽勝仗。那些關於“二聖”的齷齪流言，雖然仍未絕跡，但在《大唐報》持續不斷、鋪天蓋地的“事實”麵前，其傳播市場被明顯擠壓，可信度大打折扣。尤其當報紙上不時出現“梁國公今日於兵部與諸將議隴右防秋事宜”、“天後召見戶部侍郎，詢問江淮漕運”這類具體到日期的行程報道時，那些“深夜私會”的謠言，顯得愈發蒼白可笑。
當然，反對的聲音和阻力也隨之而來。
一些守舊官員，對將朝廷政事、官員考評（哪怕是正麵報道）如此“張揚”地刊印出來，公之於眾，深感不安，認為有損朝廷威嚴，易啟“刁·民”議論之端。某位禦史便上疏彈劾，稱《大唐報》“淆亂體製，將廟堂之事播於市井，使胥吏販夫妄議朝政，非國家之福”。
對此，李瑾早有準備。他在朝會上從容應答：“《大唐報》所刊，皆為陛下德政，朝廷善舉，忠良事跡，民生要務。使百姓知朝廷之所為，明陛下之仁德，曉大義之所在，何來淆亂之說？莫非陛下德政、忠良事跡，見不得光，隻宜藏於深宮，不足為百姓道耶？至於妄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以正道資訊導之，猶恐不及，若一味堵塞，反使謠言橫生。今《大唐報》出，市井多議農時、邊功、良吏，豈不比議論那些無根流言要好？”
皇帝李治近來因《大唐報》內容正麵，且其中多有頌揚他“龍體漸安”、“勤政”之語，龍心甚悅，加上武則天也認為此報利於掌控輿論、彰顯治績，故對李瑾多有支援。那禦史的彈劾，最終不了了之。
另一些反對者，則來自許敬宗、李義府陣營內部。他們敏銳地察覺到，《大唐報》的創辦和主導權掌握在李瑾手中，雖然每期關鍵內容需經政事堂合議和帝後禦覽，但日常運作、稿件遴選、版麵安排，皆由李瑾及其選拔的“報局”人員把控。這等於在官方輿論場中，開辟了一個不完全受他們掌控的渠道。李瑾那篇“務實虛文”的短評，更讓他們嗅到了不同的味道。於是，他們也開始嚐試向《大唐報》滲透，或推薦“自己人”進入報局，或試圖施加影響，要求在報上多刊載頌揚“洛水瑞石”、“聖母臨人”的文章，甚至隱晦地攻擊一些他們不喜歡的大臣。
對此，李瑾的策略是，在原則問題上不退讓，在次要問題上可妥協。對於要求大量、直接頌揚“聖母”的文章，他以“報紙貴在務實，祥瑞之事已有專文頌聖，不必每期重複，以免百姓生厭”為由，適度控製數量和篇幅，更多地將“聖母”的德行與“勤政愛民”的具體事跡結合起來報道。對於試圖塞人進來或幹涉具體編務的，則以“報局初創，人員貴精不貴多，且陛下、天後有旨，編務需由報局據實擬定”為由，委婉而堅決地抵擋迴去。同時，他也不吝在報上刊登許敬宗、李義府等人門下屬下的一些政策建議（隻要確實有益），或他們經辦的某些“政績”，以示合作姿態，維持表麵上的和諧。
真正的較量，發生在對具體事件和人物的報道上。一期《大唐報》在“良吏風範”欄目，報道了洛陽縣尉袁恕己不畏強權、秉公處置一宗涉及某關隴世家子弟的傷人案。報道本身客觀平實，隻是陳述事實。但見報後，該世家通過關係向報局施壓，要求“更正”，稱報道“有損世家清譽”。報局負責人（李瑾提拔的一位剛直不阿的禦史）據理力爭，堅持報道屬實，不予更改。事情鬧到李瑾這裏。李瑾仔細覈查後，確認報道無誤，便頂住壓力，不予理會，並在下一期報紙的“市井百業”欄目，不點名地批評了某些“豪強仗勢，幹預訟獄”的現象。此舉雖未明指，但明眼人心知肚明，等於變相支援了袁恕己和那篇報道，也震懾了其他想幹涉報紙的勢力。此事傳開，一些正直官員和百姓對《大唐報》的信任度大增，認為其“敢言”。
最微妙的一次交鋒，是關於太子李弘的報道。太子仁孝，在士林中口碑甚佳。但東宮屬官中，有人對天後掌權、對《大唐報》頗多微詞。李瑾指示報局，在報道皇室活動時，給予太子適當的正麵篇幅，如太子視學、祭孔、體恤民間疾苦等，報道務必客觀公允，不刻意拔高，也不刻意冷落。既尊重太子地位，也避免給人留下《大唐報》是東宮喉舌或與東宮對立的印象。這種平衡的報道策略，起初讓東宮一些人不滿，認為不夠“尊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大唐報》對天後的報道也同樣秉持“重實績”的原則，且並未如某些流言所說，刻意打壓太子，不滿之聲才漸漸平息。
武則天對《大唐報》的關注，遠比外界看到的要深入和複雜。每期報紙的樣刊，都會在第一時間呈送她的案頭。她看得很仔細，不僅看那些頌揚她的文章，更看邊關軍情，看農桑時訊，看良吏事跡，看市井百態，甚至仔細揣摩李瑾那篇“務實虛文”的短評。她欣賞這份報紙帶來的正麵輿論效果，欣賞它巧妙化解流言的方式，也敏銳地意識到李瑾通過這份報紙，在無形中倡導著一種“重實績、輕虛文”的價值觀，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她依靠“祥瑞”和佛教理論來構建權威的路徑，並不完全一致。
但她並未出手幹預或爭奪控製權。至少目前沒有。因為她清楚地看到，《大唐報》在鞏固朝廷權威、打擊反對派流言、展示“二聖”治下“盛世”氣象方麵，作用巨大。李瑾把握的分寸很好，始終將皇帝的權威、她的“賢德”置於正麵報道的核心，對“洛水瑞石”和“聖母”雖未大肆渲染，但也給予了符合禮製的尊崇。更重要的是，《大唐報》的成功運作，使得官方在輿論場上不再被動，她可以利用這個平台，做更多事情。比如，她授意許敬宗，以“弘揚聖母仁德”為名，在報上連續刊登了幾篇描述她早年事跡、突出其“慈愛”、“英明”、“輔佐陛下”的文章，文筆優美，情節感人，效果頗佳。她也默許甚至鼓勵報紙報道一些她提拔的“北門學士”的政見和成績。
這更像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合作與博弈。李瑾掌握了報紙的日常運營和內容基調的主導權，武則天則通過最終審定和asional的“命題作文”，確保報紙不偏離“大方向”，並為其所用。雙方在“鞏固現有統治、打擊反對流言”這個大目標下，暫時達成了默契。
隨著《大唐報》一期期發行，其影響力從兩京迅速向周邊州縣擴散。地方官員發現，這份來自朝廷的報紙，不僅是瞭解中樞動態的視窗，其上的政策解讀、良吏榜樣、甚至懲處案例，都對治理地方有參考價值，於是也主動組織人手謄抄、宣讀。一些偏遠州縣的士子商賈，甚至願意花高價購買、傳閱過期的大唐報，視為瞭解朝政、增長見識的途徑。
而市井間關於天後與梁國公的汙穢流言，雖然仍未絕跡，但聲勢已大不如前。當人們茶餘飯後更熱衷於討論安西又打了勝仗、新式水車何時能推廣到自己家鄉、哪個貪官被報紙曝光倒了黴時，那些翻來覆去、又缺乏實據的宮闈秘聞，便漸漸失去了吸引力。更關鍵的是，《大唐報》通過持續不斷的正麵資訊轟炸，在大多數人心中構建起了一個勤政的皇帝、賢德的天後、忠勇的梁國公和蒸蒸日上的大唐盛世形象。這個形象越牢固，那些陰暗的流言就越顯得荒謬、可笑，甚至“不愛國”、“不盼朝廷好”。
這一日，李瑾在報局審閱新一期稿件。窗外傳來市井的喧鬧聲，間或能聽到報童清脆的叫賣聲和路人聚在報欄前的議論聲。他放下朱筆，揉了揉眉心。短短數月，《大唐報》從無到有，在波譎雲詭的輿論場中站穩了腳跟，殊為不易。這不僅僅是文字的勝利，更是資訊的力量，是“事實”對“謠言”的壓製，是公開對隱秘的挑戰。
然而，他心中並無太多輕鬆。他知道，反對者不會就此罷休。流言或許會暫時偃旗息鼓，但更隱蔽、更高階的攻擊手段，可能正在醞釀。而《大唐報》本身，也成了一麵鏡子，照出了朝堂上下、宮廷內外的各方勢力和他們的訴求。如何在這麵鏡子中，既反映真實，又不至於引發難以承受的折射；如何在帝後、太子、權臣、清流、世家之間把握平衡；如何讓這份報紙不僅僅是歌功頌德的工具，也能承載一些真正的諫言和不同的聲音，哪怕極其有限……這些都是比應對流言更複雜、更長期的挑戰。
“國公，這期的‘駁訛正謬’欄，有一篇來稿，是國子監一位司業撰寫的，辨析‘牝雞司晨’之說的荒謬，引經據典，文采斐然，但……言辭頗為犀利，直接駁斥了一些古板儒生的論調。”報局主編，那位剛直的禦史，拿著一份文稿，有些猶豫地呈上。
李瑾接過，快速瀏覽。文章寫得確實不錯，邏輯清晰，論據有力，直指那些以“婦人幹政”為由攻擊武則天的言論。但這篇文章一旦刊出，必然會在士林引起軒然大波，支援者拍手稱快，反對者則會視《大唐報》為天後張目的急先鋒，攻擊的矛頭可能直接從流言轉向報紙本身，甚至波及到他。
是刊，還是不刊？
李瑾沉吟片刻。這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風險。直接為天後執政的合法性進行理論辯護，這比報道具體事跡更進一步，是意識形態層麵的主動出擊。但時機是否成熟？《大唐報》的根基是否穩固到足以承受隨之而來的攻訐？
“文章先留下。”李瑾將文稿放在案頭，“此事，需從長計議。或許，不必如此直白。可以約請幾位大儒，撰文探討‘賢內助’於國於家之重要性，或論‘才德’與‘性別’之本末，潤物細無聲，效果或更佳。”
他需要更謹慎地衡量。輿論的陣地已經開辟，但如何鞏固，如何拓展，如何在這陣地之上，既捍衛他想捍衛的，也播下他期望的種子，這需要智慧，更需要耐心和時機。
《大唐報》的墨香，已經開始在帝國的空氣中彌漫。它能否真的“文章定是非”，尚需時間檢驗。但至少，它讓一種不同於“天啟”神諭和汙言穢語的聲音，得以發出，並被越來越多的人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