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耳朵裡的童年
人的記憶是會竄台的。我以為刻在自己身上的過往，或許本是旁人的故事，隻是在我腦海裡紮得太深，便被我悄悄認領，成了獨屬於我的回憶。
可那個聲音，我篤定是親耳聽過、刻進骨血裡的。
每個村裡或者一根電線桿上或一家位置最好的人戶，都掛著一隻小喇叭，灰撲撲的，像隻倒扣的粗瓷碗。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重慶農村，這隻小喇叭，是村裡唯一會唱歌的物件。
我家屋簷下就掛著一隻。因為地勢開闊，一隻便能覆蓋大半個村子，無需多裝，當然一個生產隊也隻分配了一隻而已。再後來，燕子在喇叭底下築了巢，嘰嘰喳喳的，也從不怕那喇叭裡傳出的聲響驚擾。
每天清晨，天剛矇矇亮，喇叭裡便準時響起《東方紅》。那旋律像一根無形的線，從電線桿上垂落，牽著全村人從睡夢中醒來。母親在灶台前生火添柴，父親坐在院壩後麵的沙岩上——他給我親手做的那隻小板凳，穩穩噹噹陪了他許多年。他要打一口岩井，隻為了讓母親不用下山去挑水。
那是他用兩年探親假，一錘一釺鑿出來的深情。
鐵錘砸在鋼釺上，篤、篤、篤，不疾不徐，像一個人沉穩的心跳。沙岩堅硬，每一下都要用儘全力，錘子落下去，震得手臂發麻，碎屑飛濺。父親的手，原是該執針行醫的，此刻卻握著鐵錘，在岩石上一寸一寸地鑿。那雙給人看病時輕巧又穩當的手，磨出了血泡，又磨成了厚繭。他從不說累，隻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身，拎起錘子，一下，又一下。
我揉著惺忪的睡眼坐在門檻上，看父親鑿井。他的背影在晨光裡穩穩坐著，每一聲敲擊都像是要把什麼心事嵌進石頭裡。喇叭裡《東方紅》的旋律飄過來，和這篤篤聲纏在一起，成了獨屬於我家清晨的樂章——冇有樂譜，冇有伴奏，卻比世間任何樂曲都更踏實、更溫柔。
岩井一點點成形。剛開始小小的，我的腦袋探進去就能喝到水。沙岩過濾後的水，清冽甘甜。後來井越鑿越深，越鑿越大，我的記憶也跟著模糊了，總覺得它原本就該在那裡，像山的一部分，像家的一部分。那口井，是父親用兩個夏天的探親假換來的。他回來時鑿，走了便停，下次回來再接著鑿。母親從不催他，隻是每天清晨聽他鑿井的聲音，像聽一首永遠聽不厭的歌。
喇叭裡的歌一首接一首。《太陽出來喜洋洋》響起時，太陽真的破霧而出，照在霧氣氤氳的山坡上，把草葉上的露水曬成裊裊白氣。《劉三姐》的山歌從廣西的山水間飄進我們重慶的丘陵裡，母親在水田裡薅秧，腰彎下去又費力地直起來，嘴裡跟著輕聲哼唱，調子總跑了老遠，可那嗓音混著水田裡的蛙鳴蟲叫，反倒格外動聽。
傍晚收工歸家，喇叭裡便響起《紅梅讚》，調子慢了、柔了，像母親哄我入睡時的輕哼。炊煙從各家屋頂裊裊升起，與歌聲纏纏繞繞，飄向遠山的儘頭。
後來進了城，才知曉那些歌的名字、演唱者，甚至伴奏的樂團。可在鄉下的日子裡，歌就是歌，冇有名頭，冇有出處，從喇叭裡來，從鄉人的嘴裡來，從山野的風裡來，還有父親鑿岩的篤篤聲，藏在歲月深處。
去年回老家給奶奶掃墓，那塊沙岩壁不知是沙化損毀，還是後來的屋主擴建推平，那口岩井早已不見蹤影。可它從未消失。穩穩噹噹，嵌在我記憶最深的地方。
閉上眼睛，還能聽見那篤篤的敲擊聲，從歲月的深處傳回來，一下，又一下。
二、眼睛裡的童年
人的記憶是會竄台的。我以為刻在自己身上的過往，或許本是旁人的故事，隻是在我腦海裡紮得太深，便被我悄悄認領，成了獨屬於我的回憶。
可那個畫麵，我篤定是親眼見過、刻進骨血裡的。
那時冇有電視，冇有網路，一場露天電影，就是全村人的盛大節日。
訊息總是提前一兩天傳開。於是家家戶戶開始盤算：誰家親戚多，得提前去占位置；家裡有冇有瓜子花生可以炒一鍋帶上；孩子們更是興奮得睡不著，掰著手指頭數日子。
我家屋址極好。右手邊過一條田坎，就是一塊傾斜的大石板。平日裡是曬糧曬菜的，可放電影時，便成了天然的觀影地——視野開闊，地勢高，前後左右的村子都隻能匯聚到這裡來看。這讓我從小就對電影多了幾分親近，彷彿那熱鬨，是自家院子裡自然而然長出來的。
隻是好位置，常被自私的鄉人早早占了。有人天不亮就扛著板凳去，拿繩子、揹簍圈出一塊地；有人拖家帶口從幾裡外趕來，隻為挨著銀幕近些。我那時還小，擠不過大人，也搶不過別人家的孩子。但我不急，那時哥哥還在，父親囑咐他帶我去，他便不得不應。
我記憶裡最早的一場電影，是一個顛倒的世界。
那時我大概三四歲，哥哥被父親吩咐著揹我過田坎。他走得匆匆，腳步算不上穩，腳下一滑，我整個人往後仰去，倒掛在他背上。他慌忙扶住我，冇讓我摔在田埂的泥水裡，我卻趁機借著這顛倒的角度，看見了另一個天地——
火把像星星，一串串的，從四麵八方聚過來，又散開去，像銀河落到了地上，落在田埂上，落在水田裡，落在每個人回家的路上。
我忘了那晚放的是什麼電影，隻記得那滿地的火把，和倒著看世界的驚奇。
後來電影散場時，我已經困得睜不開眼，父親又讓他揹我回去。他沉默地蹲下身，我趴在他僵硬的背上，迷迷糊糊地看著身後的火把越來越遠，像一條遊動的火龍，在山間緩緩遊走。彼此間冇有半句言語。
他背著我，走了很長很長的路。我不知道他有冇有回頭看過那些火把，有冇有覺得那個趴在他背上的弟弟很沉。我隻記得，他的背很硬，硌得我胸口疼，可我冇有說。我們兄弟之間，好像從來不需要說這些。
後來長大些，我再也不用依仗他帶我，便自己跟著人群跑，反倒覺得自在許多。太陽還冇落山，家家戶戶就開始忙活——扛板凳的，背孩子的，提火把的，從各條田埂上匯過來，像溪流奔進池塘。銀幕在兩根竹竿間撐開，白生生的，在暮色裡格外顯眼。
天徹底黑下來，放映機吱呀吱呀地轉起來，一束光射出去，銀幕上便有了人影。那一瞬間，全場驟然安靜。人們屏住呼吸，看著那個方方正正的光影世界，像看著另一個遙遠又鮮活的時空。
電影多是戰鬥片，《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翻來覆去就那幾部，可每回看都像頭一回。台詞被我們背得滾瓜爛熟，第二天在田埂上碰到，總要學上幾句，彷彿自己也是電影裡保家衛國的戰士。
有時候膠片會斷，銀幕上一片空白，放映員開啟燈，手忙腳亂地接。人群便嗡嗡地議論起來，有人著急，有人嘆氣，可冇人捨得走。發電機也有冇油的時候，喇叭裡的聲音慢慢低下去，最後啞了。人們還是不走，就那麼在黑地裡等著、聊著，好像隻要銀幕還在，這場熱鬨就冇散場。
最讓我著迷的，是電影裡的音樂。那是田間地頭冇有的聲音——衝鋒號嘹亮刺耳，插曲婉轉深情，有時候是軟軟的女聲獨唱，從銀幕裡飄出來，鑽進耳朵裡，癢癢的。
電影散場時，是最壯觀的。人們點燃帶來的竹火把，一個接一個，火苗竄起來，在夜色裡連成一條長長的火龍。火龍在山間小路上遊動，蜿蜒著，緩緩地，向四麵八方散開。我站在田埂上看著，總覺得那是天上的星河，被人間借了來，綴滿了回家的路。
後來我進了城，在電影院裡看過無數大片，銀幕比曬場還大，音響比喇叭還響。可我再也冇看過那樣的電影——銀幕是白布撐在兩根竹竿間，座位是田坎或石板，頭頂是滿天星鬥，腳下是軟泥青草。觀眾們一邊看一邊嗑瓜子，看到精彩處齊聲叫好，看到傷心處有人抹淚，煙火氣裹著光影，暖得人心頭髮燙。
前些年回老家，聽人說哥哥去了外地，很多年冇回來。我冇有問為什麼，就像小時候趴在他背上，不問疼不疼，不說謝謝。我們兄弟之間，好像從來不需要說這些。
可我還是常常想起那個晚上——他背著我，走很長的路，火把在身後明明滅滅。他大概不知道，那個倒著看世界的孩子，把那一夜記了一輩子。
那些光影，我確定是我親眼見過的。它們和爆米花的甜香、草木灰的苦澀、夜空裡的星子、喇叭裡飄來的歌聲一道，被歲月釀成了糖，又硬又甜，含在嘴裡，久久化不開。
每每想起，眼前便亮起一片火把，像星星，像銀河，落在田埂上，落在漫山遍野、盛滿溫柔的童年裡。
他背著我，走了很長很長的路。火把在身後明明滅滅。我不知道他有冇有回頭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