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半生
一早醒來，回望半生路，這種時刻的感慨，我懂。
人到中年，回頭看走路，常常是感慨與沉澱摻半。
不知道你們能記得的最早的事，是哪一樁？我記得一歲十二個月的事。搖晃的車鬥裡，我睡著了。再醒來，滿天星鬥，夜涼如水，憋著一泡尿。還記得那五步台階，要出門得先走完，後來才知道那是紅薯窖的入口。還記得大籮筐套著小籮筐，中間填了新泥，砌成灶台，煮著湯圓。
說這些，不過是想顯擺一下我這人“記心”好——我們那邊，記性好，就叫記心。所以下麵的事，你聽聽就好。人的記憶是會竄台的，我以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也許是別人的故事，隻是在我的腦子裡紮得太深，被我認領成了自己的。
所以時間線可能有點亂，但它在。
一、滋你一身
還記得一個夏天，我們一幫小夥伴約著去爬樹。樹有好爬的，也有不好爬的。好爬的樹，誰都搶，但他們總搶不過我，偏偏又死活不肯放棄。
爭的是那棵桑樹——村裡最老的一棵，該有六米來高。枝椏多，桑葚多，結出來的果子也格外甜。誰也不讓誰。小孩子心裡門兒清，哪一枝最好吃、結得最多，個個都清楚。
我搶先上了樹。又不想讓他們占太多便宜，便索性一口氣爬到最高處，解開褲帶，痛痛快快地開了閘。陽光下，那一股清亮的水流劃出一道透亮的弧，滋了底下所有人一臉。
我以為他們會放棄？他們冇有。小孩子的尿，能有多少呢？總有滋完的時候。總還有冇被那古人喚作“童子尿”澆過的桑葚。
可回到家，他們還是鬱了個悶——有路人看見了，跟家裡的大人說了。那一晚，村裡“黃金條”打小孩的聲響和哭聲，此起彼伏。
除了我家。
父親那時在我現在也覺得很遠的地方工作。嘻嘻，冇人打我。
別家的孩子哭嚎著挨“黃金條”，那是被管教、被惦記、被牢牢看住。而我安安靜靜的，不是幸運，是那時候的我，本來就少了那一份在跟前的管束與牽掛。得意是真的，孤單也是真的。
二、人生記憶裡的第一個光頭
還有一年，母親給我五分錢，讓我自己去剪頭髮。
我約了村裡的小夥伴一起去，說好剪完一塊兒回家。到了剃頭匠那兒，我明明記得母親說過是五分錢，可我性格外向，還是忍不住多問了一句，就想顯得自來熟，跟人搭搭話。那剃頭匠人也實在，一五一十地說：小孩光頭兩分，馬桶蓋三分，大人剪頭四分，再加修麵五分，說得明明白白。
我一聽，心裡立馬打起了小算盤——剃光頭隻要兩分，我能省下三分錢買零食吃。於是我想都冇想，當場就大聲喊：“剃光頭！”
剃刀推過去，涼颼颼的，碎髮落了一地。我摸著光溜溜的腦袋，心裡還盤算著那三分錢能買幾顆糖。
結果剪完回家，一路上被村裡的小朋友圍著唱兒歌，嘻嘻哈哈地取笑。“光頭佬，光頭佬，晚上走路不用燈，月亮照著你個光燈泡——”他們編著調子，前前後後地跟著我唱。整整鬨了我好長時間，直到頭上慢慢長出青樁樁的短髮，纔算消停。
那一分錢的小心思、被小夥伴圍追堵截的窘迫，還有揣著省下的錢跑去買零食時的得意，如今想起來，都成了暖烘烘的舊事。
年少時不知自己缺了什麼，中年一回頭，我纔看見那空著的位置。隻是如今回頭再看，那空著的位置上，好像也慢慢長出些什麼來了。是理解，是體諒，是我自己做了父親之後才懂得的那份身不由己。就像頭上那茬青樁樁的短髮，不聲不響，卻紮紮實實地長了出來。
三、池塘裡的童年
七八十年代的農村，六歲以前的孩子，本就冇什麼男女大防的概念。一群小屁孩聚在村口池塘邊，男娃女娃混在一處，個個脫得赤條條，嘻嘻哈哈、連拉帶扯，撲通撲通跳進水裡打鬨。玩夠了就爬上岸，赤條條躺在青石板上，暖烘烘的太陽曬在身上，那是我們不懂卻實實在在享受著的日光浴。
我們這些小小孩哪有什麼正經遊泳老師，我們的教練，常常就是一根長竹子，或是一條牛尾巴。抱著粗竹竿往水裡一趴，手腳亂蹬，慢慢就敢放開手；跟著放牛的娃拽著牛尾巴，讓老牛拖著在塘裡遊，嗆幾口水、撲騰幾回，天生的水性就這麼練了出來。冇有泳圈，冇有章法，全是野路子，一身光溜溜的身子，在水裡、在太陽底下，活成了最無拘無束的模樣。
萬幸的是，那時候的日頭還不算太毒，冇把我曬壞。
但有一件事，我記了很多年。那時候我望著一起曬得黑黝黝的夥伴，心裡偷偷比較過。比誰白，比誰高，比誰跑得快。後來比的東西慢慢變了。我開始擔心他是不是小時候日頭太毒，曬焉了，曬壞了。那擔心是真心的，但真心底下，藏著一層我自己都冇察覺的東西——我擔心他不行，是因為我怕自己也不行。比較這件事，贏了纔有資格擔心別人。
我那時候不懂。我隻知道我贏了。
那點贏了的得意，我藏了很久。久到後來想起來，都分不清是忘了還是不想記。現在寫下來，是第一次。
四、那一針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鄉村，冇有固定的接種點，也冇有規範的流程。防疫全靠鄉醫背著藥箱，沿村路巡迴，挨村接種。
冇有冷鏈，冇有一次性針具。疫苗裝在安瓿裡，針管反覆使用，開水燙過就算消毒。鄉醫走到哪，接種點就在哪——田埂上，曬場邊，村口的石墩旁。
一進村，喊一聲“打預防針”，各家各戶的孩子就被大人拽了出來。哭的、躲的、掙紮的，被死死按住，胳膊一露，針頭紮下。劑量全憑經驗，冇有嚴格覈對，手一抖，藥量就多了幾分。
那時冇人懂減毒與滅活，隻認預防針是防病的。可偏偏有孩子，那一針打過了量，疫苗裡減毒的病原體冇能被身體壓製，預防未成，反倒直接致病。
冇有精密儀器，冇有應急處置。孩子燒起，病倒，大人隻當是命不好。
而我，就是其中一個倒黴孩子。
但這倒黴孩子當時隻是因為在村裡孩子麵前裝勇敢而已——別的孩子哭爹喊娘、扭著屁股想跑，輪到我，我挺起胸膛走過去，袖子一擼，胳膊一伸，眼皮都冇眨一下。鄉醫大概也覺得稀奇，一邊紮針一邊誇：“這娃兒膽子大，將來有出息。”手上那一下，就多停留了幾秒。
再加上我自己的問題——那時候我蹲在地上玩泥巴捏泥人，手臟得跟剛從煤窯裡爬出來似的，指甲縫裡全是黑泥。打完針也冇人想起來要消毒針眼，我抹了一把鼻涕就又蹲回去接著捏我的泥人。
各種原因堆在一起，量多了，傷口感染了，針眼周圍先是發紅，然後發燙，再然後整個人燒起來。
萬幸，當時父親從遠方調出來，在縣城衛生局工作，我才撿回了一條命。
活著的感覺真好。
一條村路，一隻藥箱，一支反覆使用的針管——一段簡陋到粗糙的防疫記憶。那一針多出來的藥量，成了時代裡無聲的傷痕，也成了我這輩子，最真切懂得“活著”二字的一刻。
得意是真的，孤單是真的，痛是真的——活著的感覺真好，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