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落雁坳到深圳，我走了三天兩夜。
第一天淩晨四點，我從鎮上坐上了去縣城的中巴車。中巴車是那種破得不能再破的老式客車，車身鏽跡斑斑，座椅上的皮革裂開了口子，露出裏麵發黃的海綿。車裏塞了二十多個人，過道上堆滿了編織袋和蛇皮口袋，空氣裏彌漫著汗味、煙味和暈車藥的味道。
中巴車在盤山公路上搖搖晃晃地開了六個小時。每過一個彎，車身就嘎吱嘎吱地響，像是隨時要散架。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穿著一件皺巴巴的西裝，手裏拎著一個公文包，一路上都在打電話——“貨發了嗎？”“款到了沒有？”“我跟你說，這個單子一定要拿下！”——說的都是我聽不懂的話。一路上搖的昏昏欲睡，肚裏翻江倒海。
下午兩點，中巴車到了縣城。縣城叫辰溪，坐落在沅江邊上，比落雁坳大了不知多少倍。我沒有時間多看，直接去了火車站。
辰溪火車站很小，隻有兩個站台，候車廳裏擠滿了人。大多數人都跟我一樣——背著編織袋，穿著舊衣服，臉上帶著一種既期待又茫然的表情。他們是去外地打工的。去廣東、去浙江、去江蘇。去工廠、去工地、去餐廳。
這是2000年代最後幾年的事。打工潮正猛，村裏稍微年輕一點的都出去了。留在家裏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
我買了一張去廣州的火車票。沒有座，站票。六十七塊錢。我把錢遞進售票視窗的時候，手抖了一下——這幾乎是我全部家當的三分之一。
火車是晚上七點的。我提前兩個小時進了站，在候車廳裏找了個角落蹲著。編織袋放在地上，當凳子坐。周圍全是人，說話聲、哭鬧聲、廣播聲混在一起，我靜靜地像別人一樣，慢慢的直接躺在地上眯會兒。什麽髒不髒的無所謂了。
七點整，火車進站了。
人群像潮水一樣湧向站台。我被裹挾在中間，腳不沾地地往前移動。到了車門前，我才知道什麽叫“擠”——不是走上去的，是被人推上去的。前麵的往裏擠，後麵的往前推，中間的被夾成肉餅。
車廂裏更擠。過道上站滿了人，廁所門口也站滿了人，連座位底下都躺著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角落，把編織袋往地上一放，靠著車門坐了下來。
火車開動了。
窗外的夜景慢慢往後退——縣城的燈光、村莊的燈火、然後是黑漆漆的山影。我內心像更多人一樣，有些期待，更多是對明天的迷茫。
這一夜，我幾乎沒有睡著。
車廂裏太吵了。有打呼嚕的，有說夢話的，有打牌的，有哭的，有笑的。一個四川口音的女人在打電話，聲音很大，斷斷續續地傳到我的耳朵裏——“媽，我到了……嗯，車上擠得很……沒事，我能吃苦……錢我下個月寄迴來……”
我閉上眼睛，腦子裏全是爺爺的樣子。他坐在竹椅上曬太陽的樣子，他抽煙袋的樣子，他教我認羅盤的樣子。想著想著，眼眶就熱了。但我沒有哭。爺爺說過，男人不能哭。哭了，就是認輸了。
第二天早上，火車到了長沙。又上來了一大批人，車廂裏更擠了。我站起來，把位置讓給了一個抱著孩子的女人。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用帶著濃重口音的普通話說：“謝謝啊，老弟。”
我笑了笑，往車廂連線處挪了挪。
從長沙到廣州，又開了十幾個小時。火車經過衡陽、郴州、韶關，一路向南。窗外的景色在慢慢變化——山變矮了，樹變密了，田地變多了。偶爾能看到一些工廠的煙囪，冒著白煙或者黑煙。
下午四點，火車到了廣州站。
我隨著人流走出車站，站在廣場上，第一次看到了大城市的樣子。
廣州站很大，比辰溪的火車站大了一百倍都不止。廣場上人來人往，拖著行李箱的、背著包的、舉著牌子的、吆喝著拉客的。廣場對麵是一排高樓，玻璃幕牆在陽光下閃著光，刺得我眼睛發酸。一切對我來說是那麽稀奇。
但我沒有時間在廣州停留。我要去的是深圳。
我問了幾個路人，重於過天橋找到了長途汽車站，買了一張去深圳的車票。四十五塊錢。大巴是那種豪華大巴，有空調，有電視，座椅軟得跟沙發一樣。我坐上去的時候，小心翼翼地，生怕把座椅弄髒了。望著車窗外這片神奇炎熱的土地。不敢想象以後得日子，爺爺走後，我的心彷彿是空落落的。
大巴從廣州出發，走廣深高速。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那麽寬，那麽平，車跑得那麽快。窗外的風景飛速往後退，像是有人按了快進鍵。
兩個小時後，大巴到了深圳。
我在羅湖汽車站下的車。
站在出口的那一刻，我整個人傻了。
我從來沒見過這麽多高樓。
它們像一根根巨大的柱子，插進灰濛濛的天空裏。夕陽的餘暉照在玻璃幕牆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我仰著頭數了數，一棟、兩棟、三棟……數到十幾棟的時候就數不清了。它們太高了，高到我要把脖子仰到極限才能看到頂。
最高的那一棟，頂上有兩根天線，直直地指著天空。我下意識地想起了爺爺教過我的東西——那是“文昌塔”的格局。高樓為筆，天線為鋒，主文運、主功名。能在城市中心建這麽一棟樓的人，一定請過高人看過風水。
馬路上車流如織，喇叭聲此起彼伏。小汽車、公交車、計程車、大貨車，一輛接一輛，幾乎沒有縫隙。我在落雁坳見過的最大的車就是拖拉機和農用車，一下子看到這麽多車，腦子嗡嗡的。
人行道上的人走得飛快。每個人都行色匆匆，沒有人多看任何人一眼。穿西裝的、穿工服的、穿裙子的、穿拖鞋的，各種打扮的人混在一起，像一條流動的河。
空氣裏有一種奇怪的味道。不是山裏的草木味，也不是村裏的炊煙味，而是一種混合了汽油、灰塵、食物和汗水的味道。說不上難聞，但讓人鼻子發癢。
我站在出口處，背著編織袋，穿著一雙沾滿泥巴的解放鞋，跟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有人從我身邊走過，瞥了我一眼，那眼神裏有好奇、有嫌棄、也有漠不關心。
爺爺說，城市是風水的極致體現。自然山水是天地生的，而城市是人造的山水。樓是山，路是水，人是氣。城市風水比自然風水複雜一萬倍，因為人心複雜。
我當時不太懂。但站在羅湖汽車站門口的那一刻，我似乎有點明白了。
這麽多樓，這麽多車，這麽多人，這麽多**——這股“氣”該有多亂？
我找了個公用電話亭，給我爹打了個電話。
電話亭是那種透明的玻璃亭子，裏麵有一台紅色的電話機，旁邊貼著一張紙，上麵寫著“市內電話0.5元/分鍾，國內長途1元/分鍾”。我掏出一把硬幣，數了數，有一塊五。
電話響了很久才接。
“喂？”那邊很吵，有機器的轟鳴聲，還有人在喊“這個貨放那邊”。
“爹，是我，元良。”
“……啥？你說啥？大聲點！”
“是我！元良！我到深圳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好幾秒。然後我爹的聲音變了調，又驚又急：“你說什麽？！”
“我到深圳了！在羅湖汽車站！”
“你……你……你來深圳幹啥？！”
“爺爺死了。我來找你。”
又是沉默。這次沉默的時間更長。我聽到電話那頭有人在叫我爹的名字——“陳德厚！線頭接好了沒有！”“來了來了！”他應了一聲，然後對著話筒說：“你在羅湖汽車站別動！我請假來接你！別亂跑！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
“別跟任何人說話！就在那等著！”
“好。”
電話掛了。我看了看手裏的硬幣，一塊五還沒用完。我把話筒放迴去，走出電話亭，在台階上坐了下來。
深圳的黃昏來得比湘西晚。太陽已經落到高樓後麵去了，但天還是亮的，是一種灰濛濛的亮。路燈亮了，霓虹燈也亮了，紅的綠的藍的黃的，把整條街照得五光十色。
我等了兩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裏，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
一個女人牽著一條狗從麵前走過。那條狗比我在村裏見過的任何一條狗都大，毛白白的，蓬蓬的，像一團棉花。女人穿著一身運動服，耳朵裏塞著白色的耳機，目不斜視地走了過去。
一個老頭推著一輛小車，車上放著一堆礦泉水瓶子，叮叮當當地響。他穿著一件破舊的軍大衣，頭發亂糟糟的，臉上黑一道白一道。他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笑，露出幾顆黃牙。
一群年輕人從我麵前走過，有男有女，都穿著一樣的t恤，上麵印著“華為”兩個字。他們說說笑笑，聲音很大，說的是我聽不懂的話——不是英語，是粵語。
還有一對情侶，手牽著手，從我麵前慢慢地走過去。女孩子把頭靠在男孩子的肩膀上，男孩子低頭在她耳邊說了什麽，女孩子咯咯地笑了起來。
我看著他們，突然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裏。
不是“還沒融入”的那種不屬於，而是從根本上、骨子裏的不屬於。他們的衣服、他們的鞋子、他們說話的方式、他們走路的姿態，都跟我不一樣。我像是一個從另一個世界掉進來的人，跟這裏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解放鞋。鞋上還沾著落雁坳的紅泥巴，幹成了硬塊，怎麽摳都摳不掉。
“元良！”
一個聲音從人群中擠了出來。
我抬頭，看到一個瘦削的中年男人從人群中跑過來。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服，胸口印著“鑫達電子”四個字。工服的袖口磨破了，線頭拖在外麵。他的頭發亂糟糟的，臉上全是汗，眼窩深陷，顴骨突出，比去年過年時又瘦了不少。
是我爹，陳德厚。
他跑到我麵前，站住了。大口大口地喘著氣，胸口一起一伏的。他看著我，我也看著他。
一年沒見，他又老了不少。眼角的皺紋多了幾道，鬢角的白發也多了一些。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紙，指甲縫裏嵌著黑乎乎的油汙。
“你……”他張了張嘴，眼圈突然紅了。
他沒有說完那句話，蹲了下來，雙手捂住了臉。
我站在他麵前，不知道該說什麽。從小到大，我跟爹就不親。他一年迴來一次，待幾天就走。我們之間的話很少，少到一隻手就能數過來。他不是不想跟我說話，是不知道該說什麽。我也不知道該跟他說什麽。
“爺爺……什麽時候的事？”他悶聲問，聲音從指縫裏漏出來。
“半個月前。”
“怎麽不早打電話？”
“村裏沒電話。我走到鎮上纔打的。”
他點了點頭，站起來，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腳邊的編織袋。
“就帶了這些？”
“嗯。”
他從我肩上接過編織袋，拎了拎，皺了皺眉頭：“這麽輕？沒帶別的？”
“帶不了那麽多。”
“走吧，”他說，“先迴我住的地方。”
他轉身走在前麵。我跟在後麵，看著他佝僂的背影。
他比我矮了半個頭。我記得小時候，他很高，我要仰著頭才能看到他的臉。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他變矮了。或者說，是我長高了。
我們坐上了一輛公交車。
車是那種兩節車廂連在一起的“通道車”，中間有一段像手風琴一樣的褶皺。我從沒見過這種車，上車的時候愣了一下，不知道從哪裏上。我爹拉了我一把，從後門上去了。
車上人很多，沒有座位。我爹把編織袋放在地上，讓我扶著杆子站好。他自己站在我旁邊，一隻手抓著吊環，一隻手護著編織袋，像是在護著一樣怕碎的東西。
公交車開動了。我透過車窗往外看，深圳的夜景在窗外一幀一幀地掠過。
高樓、商場、寫字樓、酒店、餐廳、銀行、超市——一個接一個地從眼前閃過。霓虹燈、led屏、路燈、車燈、樓宇的輪廓燈——各種顏色的光混在一起，把夜空照得亮堂堂的。
我從來沒見過這麽亮的夜晚。
在落雁坳，到了晚上，除了月亮和星星，什麽都看不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要打著火把才能走路。但在深圳，晚上比白天還亮。亮到不需要路燈也能看清路邊的招牌。
我爹站在我旁邊，一直沒有說話。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不是那種隨意的打量，而是一種很用力的、想要把什麽刻進腦子裏的看。
他從上到下地看我——看我的臉、我的肩膀、我的手、我的鞋。目光在我的解放鞋上停了一下，又移開了。過了一會兒，他又看了一遍。像是在確認什麽東西。
“瘦了。”他突然說。
聲音很輕，幾乎被公交車的引擎聲蓋住了。
我沒聽清：“什麽？”
“我說你瘦了。”他重複了一遍，聲音大了一些，但依然很低，“比去年……瘦了。”
去年。他說的是去年過年。他迴了一趟家，待了三天。那三天裏，我們說的話不超過二十句。他給我帶了一雙新鞋和一件棉襖，說是在廠裏發的。我穿上棉襖，大了兩號，袖子長出一截。他說“沒事，還能長”。然後他就走了。
“沒瘦，”我說，“還胖了點。爺爺走了之後，張嬸子老給我送吃的。”
他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公交車在深南大道上開著。深南大道很寬，寬到我在落雁坳從來沒有見過這麽寬的路。雙向八車道，中間有綠化帶，兩邊有自行車道和人行道。路中間的綠化帶裏種著棕櫚樹和鮮花，在路燈下顯得格外鮮豔。
我爹又開口了。
“你爺爺……走的時候，受罪沒有？”
“沒有。”我說，“很安詳。頭天晚上還吃了一碗米飯，第二天就走了。”
“那就好。”他的聲音有些發緊，“那就好。”
他沉默了一會兒，突然又說：“我應該迴去的。”
這話說得沒頭沒尾，但我聽懂了。
“你爺爺說，不用。”我說，“他說你在外麵不容易，別折騰。”
我爹沒有說話。但我看到他的喉結滾動了一下，像是在咽什麽東西。
公交車拐了個彎，路邊的風景變了。高樓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城中村。那些樓不高，七八層的樣子，但一棟挨著一棟，樓和樓之間近到可以隔著窗戶握手。
“就快到了。”我爹說。
他彎下腰，把編織袋從地上拎起來，扛在肩上。編織袋不重，但他扛的時候身子歪了一下，像是肩膀使不上力。我伸手去接，他躲開了。
“我來。”
“不重，我來就行。”
“我說了我來。”
他的語氣有點硬，但我聽出來了，那不是兇，是……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讓我幹活。
這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在兒子麵前，連讓兒子幫忙拎東西都覺得不好意思。
我沒有再爭。跟在他後麵，下了車。
黃田是典型的城中村。窄窄的巷子，兩邊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樓。巷子裏擺著各種小攤——賣水果的、賣燒烤的、賣炒粉的、賣手機的、賣衣服的。地上濕漉漉的，有些地方積著髒水，散發著酸臭味。頭頂上是密密麻麻的電線、網線、電視線，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
我爹走在前麵，扛著編織袋，穿過巷子。他的步伐很快，像是在趕路。但我注意到，他每走幾步就會迴頭看我一眼，確認我跟上了沒有。
走到一棟七層樓前麵，他停了下來。
“到了。”他說。
樓門是一扇鐵柵欄門，鎖已經壞了，用一根鐵絲別著。他把鐵絲撥開，推開門，側身讓我先進去。樓道裏很暗，隻有一盞昏黃的聲控燈，亮一下就滅了。
“小心台階。”他說。
他走在前麵，我走在後麵。樓梯很窄，隻夠一個人走。牆上的白漆剝落了，露出裏麵的紅磚。每一層的拐角處都堆著雜物——舊自行車、廢紙箱、破沙發。
爬到四樓的時候，他停下來喘了口氣。他把編織袋從肩上放下來，靠在牆上，彎著腰喘氣。他的背弓得很厲害，像一張拉滿的弓。
“爹，我來扛吧。”
“不用。”他直起腰，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不重。”
“你都喘成這樣了。”
“老了。”他笑了笑，那笑容裏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像你，年輕。”
他把編織袋重新扛上肩，繼續往上爬。
我看著他的背影，突然想起了一個畫麵。
我六七歲的時候，有一次發高燒，燒到四十度。爺爺不在家，去隔壁村給人看風水了。我爹背著我在山路上跑了兩個小時，跑到鎮上的衛生所。那時候他三十出頭，背著我跑山路，氣都不帶喘的。
現在他爬七層樓，都要歇一次了。
到了七樓，他掏出一把鑰匙，開啟了一扇鐵門。
鐵門裏麵是一個鐵皮房。
鐵皮房是在樓頂加蓋的，麵積大概十來平米。牆麵是鐵皮的，屋頂也是鐵皮的。房間裏放著一張上下鋪的鐵架床，一張折疊桌，一把塑料椅子。地上鋪著紙板箱，紙板箱上放著一個電飯煲、一個電磁爐、幾個碗筷。
沒有窗戶。唯一的光源是一盞吊在屋頂的白熾燈，發出昏黃的光。
“你睡下鋪。”我爹把編織袋放在地上，指了指下鋪。
“你睡哪？”
“我睡上鋪。”
他走到床邊，把上鋪的被子扯下來抖了抖。被子是軍綠色的，很薄，邊角都磨出了線頭。他抖了兩下，又疊好放迴去。
“被子薄了點，”他說，“明天我去買床新的。”
“不用，夠用了。”
“深圳的晚上涼，你剛來，不習慣。”
我沒有再說話。
他從床底下拉出一個紙箱，翻了翻，找出一個枕頭套和一床被單。被單是藍色的，洗得發白，上麵有幾個洞。他把被單鋪在下鋪上，用手抹了抹，把褶皺弄平。
“將就一晚。”他說。
“嗯。”
他站在床邊，看著我，欲言又止。
“你爺爺……”他終於開口了，聲音很低，“走的時候……說什麽了？”
我沒有馬上迴答。
該說的，不該說的，我掂量了一下。
“他說讓我來深圳找你。”
我爹愣了一下。
“找我？”他的聲音有些發緊，“他……他讓你來找我？”
“嗯。”
他沒有再問。轉過身去，走到折疊桌旁邊，把電磁爐的插頭插上。
“餓了吧？我給你煮點東西。”
“不餓。在車上吃了幹糧。”
“幹糧頂什麽用。”他從紙箱裏翻出兩包速食麵，“康師傅的，紅燒牛肉味。將就吃，明天給你做好的。”
他燒了一壺水，把麵餅放進碗裏，倒上開水，用筷子壓住。動作很熟練，像是做過無數次。
麵泡好了。他在裏麵加了兩根火腿腸，一人一根。
“吃。”他把碗推到我麵前。
我端起碗，吃了一口。麵有點爛了，泡的時間長了。但湯很濃，鹹鹹的，熱熱的。對我來說，是相當美味了。
他坐在對麵的塑料椅子上，端著碗，看著我吃。
“好吃嗎？”
“嗯。”
“多吃點。鍋裏還有。”
他自己沒怎麽吃，一直在看我。我抬起頭看他，他就低下頭扒拉兩口麵。等我把碗放下，他立刻站起來。
“再來一碗？”
“夠了，吃飽了。”
“那火腿腸呢？火腿腸吃了沒有？”
“吃了。”
他看著我的碗底，確認火腿腸確實吃完了，才重新坐下來。
我看著他碗裏的麵。他才吃了不到一半，火腿腸還完整地躺在碗底。
“爹，你怎麽不吃？”
“吃呢。”他扒拉了兩口，又停下了，“你……你爺爺的墳，誰給看的？”
“他自己看好了。半山腰，老鬆樹底下。”
“子山午向？”
我愣了一下。我爹居然知道子山午向。
“嗯。”
他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麽。
我以為他不問了。但他沉默了一會兒，又開口了。
“你爺爺……有沒有給你算過命？”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算了。”
“怎麽說？”
我猶豫了一下。天煞孤星、十三重神煞、紅裙子女人、八字全陰——這些話到了嘴邊，又嚥了迴去。
“說我的命不一般。”我說。
我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像是在看一樣他看不太懂的東西。
“不一般……”他重複了一遍，聲音很低，“你爺爺以前也給我算過。”
“給你算的什麽？”
他沒有迴答。低下頭，把碗裏剩下的麵幾口扒完，站起來去洗碗。
電磁爐上燒著水，咕嘟咕嘟地響。他背對著我，在水龍頭下麵衝碗。水龍頭的水流很小，滴滴答答的，像是也在猶豫什麽。
“你爺爺說，”他突然開口了，聲音被水聲蓋住了一半，“我的命太薄。壓不住陳家的東西。”
我怔住了。
“所以他讓我出去打工。”他關掉水龍頭，把碗倒扣在紙箱上，“說離得遠一點，對大家都好。”
他轉過身來，臉上的表情很平靜。但我注意到，他的眼角有一道水痕。不知道是水龍頭濺上去的，還是別的什麽。
“我以為離得遠了，就能把你爺爺照顧好了。”他說，“每個月寄錢迴去，讓他買點好吃的，買件新衣裳。他說不用，說家裏什麽都不缺。我寄的錢，他都沒花，給你攢著了。”
“攢了多少？”
“你問他去。”他笑了一下，但笑容沒有到眼底，“他走了之後，你在他枕頭底下找到什麽了沒有？”
我心頭一震。
“你怎麽知道？”
“你爺爺的習慣。”他坐在床沿上，雙手撐在膝蓋上，“什麽東西都往枕頭底下塞。錢、存摺、要緊的紙。他這輩子，最放心不下的東西，都擱枕頭底下。”
他看著地麵，沉默了很久。
“元良。”
“嗯？”
“你恨不恨我？”
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突然到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他在問什麽。
恨他什麽？恨他一年隻迴一次家？恨他把我丟給爺爺一個人帶？恨他連爺爺最後一麵都沒有見到？
我不知道該怎麽迴答。
“不恨。”我說。
他抬起頭看我。那眼神裏有驚訝，有不信，還有一種小心翼翼的、試探著的東西。
“真的？”
“真的。”
我說的是實話。不是因為懂事，也不是因為客氣。是真的不恨。
恨是需要力氣的。我在落雁坳這十九年，把所有力氣都用在了跟著爺爺學東西上。沒有多餘的力氣去恨誰。
再說了，恨他什麽呢？他出去打工，是為了賺錢。賺錢，是為了寄迴來。寄迴來，是為了給我和爺爺花。他不是不要我們，他是……沒辦法。
爺爺說過，有些人的命是山，有些人的命是水。山不動，水就要流。水流走了，不是不要山，是要去更遠的地方，把外麵的東西帶迴來。
我爹是水。我也是。爺爺纔是山。
現在山沒了。
“不恨就好。”他低下頭，聲音有些啞，“不恨就好。”
他站起來，走到床邊，從床底下拉出一個塑料袋。塑料袋裏裝著幾件衣服，他翻了翻，拿出一件疊得整整齊齊的襯衫。
“明天穿上這個。”他把襯衫遞給我，“別穿那件了。”
我接過襯衫。是白色的，滌棉的，領子有點硬。胸口的口袋上印著幾個字——“鑫達電子”。
“廠裏發的，”他說，“新的，沒穿過。”
“你自己穿。”
“我有的穿。這件給你。”
他把襯衫放在床上，又翻出一條褲子。深藍色的工裝褲，膝蓋處磨得有些發白，但洗得很幹淨。
“褲子舊了點，你先將就。等發了工資，給你買新的。”
“不用，夠穿了。”
“鞋子……”他看了一眼我腳上的解放鞋，“鞋子明天去買一雙。你這鞋，深圳穿不了。”
“為什麽穿不了？”
“太紮眼了。”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裏有一種我從來沒有聽過的苦澀，“穿這個出去，別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剛來的。”
他沒有說“鄉下來的”，但我聽出來了。
“爹。”
“嗯？”
“你在深圳……過得好不好？”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不會迴答了。
“還行。”他說。
就兩個字。
“那個廠……鑫達電子，怎麽樣？”
“還行。一個月三千多，包住不包吃。加班有加班費。”
“累不累？”
“不累。”他說，“比種地輕鬆。”
我知道他在說謊。他的手比爺爺的手還粗糙，指甲縫裏的油汙怎麽都洗不掉，指關節腫得像一個個小核桃。這是長年累月幹重活的手。種地的手不是這樣的。種地的手是泥土的顏色，是硬的，但不是這樣的。
但我沒有拆穿他。
“早點睡。”他說，“明天我去廠裏問問，看能不能給你找個活幹。”
他關了燈，爬上上鋪。鐵架床嘎吱嘎吱地響了兩聲，然後安靜了。
我躺在下鋪，睜著眼睛，看著頭頂的鐵皮屋頂。
鐵皮屋頂上有水漬，一圈一圈的，像是年輪。有些地方生了鏽，黃褐色的鏽跡在昏暗中看不太清楚。
房間裏很悶。鐵皮房不隔熱，三月的深圳已經開始熱了，房間裏像蒸籠一樣。我翻了個身，床板又嘎吱響了一聲。
“睡不著？”上鋪傳來他的聲音。
“嗯。”
“火車上沒睡好？”
“嗯。”
“我也睡不著。”他說，“你來了，我反而睡不著了。”
“為什麽？”
“怕你住不慣。”
“住得慣。”
“你別騙我。”他的聲音從上鋪傳下來，悶悶的，“這地方，狗都不住。”
“你住了。”
“我沒辦法。”
沉默。
“元良。”
“嗯？”
“你爺爺……有沒有跟你說過，為什麽讓你來深圳？”
我猶豫了一下。
“他說，深圳是龍脈入海之地。”
上鋪沉默了很久。
“他就愛說這些。”我爹終於開口了，聲音很輕，“風水啊，龍脈啊……以前在家的時候，天天說。我聽不懂，也不想聽。”
他停了停。
“但如果他說了，那就有他的道理。”
又停了很久。
“你就按他說的做。”
“嗯。”
鐵皮房又安靜了下來。遠處傳來幾聲狗叫，很快就沒了。
“爹。”
“嗯？”
“你明天還要上班，睡吧。”
“……嗯。”
上鋪沒有再說話。但我能聽到他在翻身。一下，兩下，三下。過了很久，呼吸才變得均勻。
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閉上眼睛。
迷迷糊糊中，我聽到上鋪傳來一個很輕很輕的聲音。像是在說什麽，又像是在歎氣。
“……對不起。”
我分不清是在說夢話，還是在跟我說。
我沒有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