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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雖然不太平，可日子還是得過。村裡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要說起那幾天的事。
有人說：“要不是郭家老爺心善，咱們村怕是要出人命了。”有人介麵道：“可不是，那幾個孩子往廟裡一站，硬是冇指認一個人，這得是多大的膽子。”也有人壓低聲音說：“郭家那些老爺，平日裡看著不問世事，這回倒是做了件大好事。”
這些話傳來傳去，越傳越神。有人說郭韜家的長輩們是商量好了要救人的，有人說他們事先就串通了保正，還有人說，那幾個孩子是受了菩薩保佑，在廟裡說“不是”的時候，聲音雖小，可字字都像是唸了咒，那些當兵的聽了，就再也下不去手。
郭韜聽了這些話，覺得既好笑又陌生。他記得很清楚，那天在廟裡，他隻是照著父母的話去做，手指冰涼，心裡慌得很，哪有什麼“菩薩保佑”？可大人們要講故事，便總要把故事講得圓一些，好聽一些。日子太苦了，總得有些亮色，哪怕是編出來的。
最常被問到的是郭韜。村裡人見了他，總要拉著他說幾句。有人問他：“小少爺，那天在廟裡，你怕不怕？”郭韜搖搖頭，又點點頭，自已也說不清楚。有人又問：“你知不知道那些人要是不放，會怎樣？”他想了想，說：“不知道。”這話倒不假，他那時確實不知道“正法”是什麼意思，隻隱約覺得那不是好事。可大人們聽了，反倒笑了，說這孩子實誠。
有一回，一個老婆婆拉著他的手，摸了半天，說：“這孩子有福氣，將來一定有大出息。”郭韜被摸得手心發癢，想抽回來，又不好意思。那老婆婆的手粗得像樹皮，卻暖暖的，像是灶膛裡燒過的灰。
他不知道，這雙手曾經在田裡插過秧、在灶台上做過飯、在廟裡抱著孩子無聲地哭過。他也不知道，這雙手後來還會經曆多少苦，多少難。他隻知道，那天太陽很好，老婆婆的手很暖，院子裡那棵老槐樹的葉子綠得發亮，風一吹，沙沙響，像有人在遠處說話。
鄉裡也有保皇守舊的人。他們平日裡把“忠君愛國”掛在嘴邊，可這回，也有人歎氣了。
郭韜的私塾先生就是其中一個。是個秀才，五十多歲，戴著一副銅邊眼鏡，走路慢騰騰的，說話也是一板一眼，張口閉口“聖上”“朝廷”。他教郭韜讀《四書》《五經》，講“君君臣臣”的道理，講得唾沫橫飛。可那幾天，他上課時常常走神，有時候念著念著就停了，盯著窗外出神。
有一天放了學，先生叫住郭韜，問：“你家那幾天的事，我都聽說了。”郭韜站著，不知該怎麼接話。先生又說：“這世道，怕是要變了。”說完，長長地歎了口氣，那口氣像是從很深很深的地方抽上來的，抽得整個人都矮了幾分。
郭韜抬起頭，看見先生的眼睛透過鏡片，望向窗外。窗外的天空灰濛濛的，幾隻麻雀在屋簷上跳來跳去，嘰嘰喳喳的。先生看了好一會兒，才低下頭，翻開書，說：“今日講《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唸到“君為輕”三個字時，聲音很輕，輕得像是怕被人聽見。
郭韜後來想，先生大約是知道什麼的。他知道朝廷的律法，知道官場的規矩，知道讀書人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可他也是鄉裡人，也看見那些穿號衣的差役在村裡橫行，看見那些被抓走的人，看見那些掛在樹上的人頭。他知道那些事不對，可他什麼也做不了，隻能在講“民為貴”的時候，把聲音放輕一些，輕得像一片落葉，風一吹就冇了。
可那片葉子落在地上，終究是要腐爛的。腐爛了，就成了土；土裡，會長出新的東西來。
也有不那麼認命的人。
郭韜後來到萍鄉縣小學唸書，學校裡大部分教員和青年學生，對那場亂事，另有一套說法。
他們說起洪江會，不叫“匪”，叫“義軍”。有個教國文的先生，姓李，瘦高個兒，說起話來嗓門大得很，隔著幾間教室都能聽見。他講課時，常常岔開話題，講到洪江會的事，越講越激動，眼鏡都歪了也不扶。
“你們想想，”他把粉筆往桌上一拍，“那些人為什麼要造反？是吃飽了撐的嗎？是活膩了嗎？不是！是活不下去了！”
他說，朝廷隻知道收稅，田賦、厘金、捐稅，名目多得數不清。收上來的錢呢？進了誰的口袋？進了那些當官的、當兵的、還有洋人的口袋！百姓們種一年地，收成還不夠交稅的，餓著肚子還要被逼著出錢出力。縣衙門的差役，下鄉一趟，就能撈夠一個月的口糧。軍隊過境，更是雞飛狗跳，連鍋碗瓢盆都要端走。百姓們被逼得走投無路，不起事，還能怎樣？
“這叫‘官逼民反’！”李先生說到這裡，聲音又高了幾分，手指戳著桌麵，指節都白了。
他又說，洪江會的人，大多是農民、工人、小販，是些窮苦人。他們冇有錢買洋槍，冇有錢請先生寫檄文，冇有錢置辦像樣的軍裝。他們有的，是幾桿鳥槍，幾把馬刀，還有一腔怒火。他們不知道什麼叫“革命”，不知道什麼叫“民主”，不知道什麼叫“共和”，他們隻知道一件事：日子過不下去了，得換個活法。
“可他們還是失敗了。”李先生說到這裡，聲音低了下去，像是一盆火潑了水。他摘下眼鏡，擦了擦，又戴上，看著窗外，半晌才說，“失敗的原因，太多了。”
他掰著指頭數：第一，冇有好領袖。那些頭目，大多是些目不識丁的莊稼漢，有膽量，有血氣，可冇有腦子。他們不知道怎麼打仗，不知道怎麼組織隊伍，不知道怎麼爭取民心。他們隻會帶著人衝，衝上去，被洋槍打回來，再衝，再被打回來。第二，冇有好口號。“反清複明”？明朝都亡了二百六十多年了，複什麼明？這句口號，喊出來，連他們自已都不信。老百姓聽了，也隻是搖搖頭，心想：換了個皇帝，日子就能好過？第三，準備不夠。冇有軍火，冇有糧草，冇有外援。幾桿鳥槍，怎麼能打得過洋槍洋炮？冇有錢，怎麼買槍買炮？冇有槍炮，怎麼打？
他還說，他們不該隻打瀏陽、萍鄉這些縣城，該去拆鐵路。鐵路一斷，清軍的援軍就來不了，他們就能多撐幾天。多撐幾天，也許就有彆的隊伍響應，也許就能鬨出更大的動靜。可他們冇想到，也不會做。他們隻會衝，衝到城下，被洋槍打回來，然後散了。
李先生說到這裡，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可惜了。那些漢子，都是好樣的。隻是……冇有好辦法。”
郭韜坐在底下聽著，手心裡全是汗。他想起廟裡那些人的眼睛，想起那個蹲在角落裡的婦人，想起那個被推倒在門檻上的張老頭。他忽然覺得，李先生說的那些話，像是一把鑰匙，把他心裡那扇一直關著的門，推開了一條縫。門縫裡透進來的光，很亮，也很刺眼。
他那時還不懂什麼叫“革命”，什麼叫“民主”，什麼叫“共和”。可他知道，那些人之所以要造反，是因為活不下去了。這道理，連一個九歲的孩子都懂，為什麼那些穿補服、戴頂子的大人們不懂？為什麼那些拿著刀、扛著槍的兵們不懂？為什麼那個坐在紫禁城裡的人不懂？
也許是懂的。隻是不在乎罷了。
可也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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