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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裡有個老更夫，姓周，七十多歲了，身板卻還硬朗，走路帶風，聲音洪亮，一點都不像他這個年紀的人。他每天夜裡敲著梆子在學校裡巡夜，梆子聲“篤篤篤”的，傳得很遠。
郭韜和幾個同學，晚上睡不著，常常溜到更夫房裡去。那小屋子就在學校大門口，一扇木門，一扇小窗，屋裡一張窄床，一張破桌，桌上擱著一盞油燈，火苗一跳一跳的。牆角堆著幾捆柴火，還有些零零碎碎的東西。老更夫坐在床沿上，給他們講故事。
講著講著，就講到了太平天國。
他說他少年時，也參加過“長毛”。說這話的時候，他的眼睛亮得嚇人，像是有什麼東西在裡麵燒著。他比劃著，說當年怎麼跟著隊伍走，怎麼打仗，怎麼衝進縣城，怎麼把那些當官的攆得滿街跑。他說那時候窮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地種，官府的人不敢來欺負，洋人也不敢來撒野。他說起這些事，聲音越來越大，臉上泛著紅光，像是一下子年輕了幾十歲。
可說到後來，他的聲音就低了下去。他說洪秀全進了石頭城，就開始享福了，弟兄們也變了，有錢的、有勢的、有權的，又跟從前一樣了。洋人來了，幫著清兵打他們，他們打不過，就散了。他說他跑了出來，隱姓埋名，一輩子不敢跟人說這些事。
說到這兒，他忽然停下來，看著窗外，沉默了很久。油燈的火苗跳了跳，把他的影子投在牆上，又大又長，像一棵老樹。
“那時候，真是拚了命的。”他說，聲音低得像自言自語，“可有什麼用呢？到頭來，還是散了。”
可他又說，這次洪江會的事，他聽說了，也想了。他覺得那些人，還是不行——冇有好章程，冇有好辦法，氣派也不如當年的“長毛”。他說當年的“長毛”，是有規矩的，有紀律的，有糧食、有槍炮、有地盤。洪江會那些人，不過是些烏合之眾，一窩蜂上來，一窩蜂散了，成不了事。
郭韜問他：“那您覺得，什麼樣的人，才能成事？”
老更夫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深，像是要看到他心裡去。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要有人，有槍，有糧，有主意。還要……有‘公心’。不是為自已，是為天下人。當年洪秀全，要是記得這一點，也不至於……”
他冇說下去，隻是擺了擺手，像是把什麼不願想的東西趕走了。
郭韜和小夥伴們，聽了這些故事，心裡又是敬佩，又是難過。他們覺得老更夫是個英雄，可英雄也隻能躲在更夫房裡，敲著梆子，講著冇人聽的故事。他們問他怕不怕被人知道，他笑了笑，說：“怕？怕了一輩子了。現在這把年紀，還有什麼好怕的？”
他說這話的時候，臉上的皺紋像是被什麼東西撐開了，露出一種郭韜從冇見過的表情。那不是笑，也不是哭，是一種說不出的、又硬又脆的東西，像冬天的冰，看著是透明的，可你摸上去，冰涼，還硌手。
那年的風波，後來在史書上，有名字——“丙午萍瀏之役”。
同盟會的記錄裡寫著，這是同盟會成立以後發動的八次革命運動中的第一次，也是鐘杉蓀先生辛亥起義以前十次革命運動中的第三次。可鐘杉蓀先生自已說過，同盟會的影響，在那時的萍瀏一帶，是很微弱的。那些老百姓，不知道什麼叫“同盟會”，不知道什麼叫“三民思想”，不知道什麼叫“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他們隻知道洪江會，隻知道“反清複明”，隻知道日子過不下去了，得起來鬨一鬨。
可他們還是鬨了。鬨得轟轟烈烈，也鬨得慘慘淡淡。
郭韜後來讀到這些記載時，總會想起廟裡那些人的眼睛，想起那些掛在樹上的人頭，想起老更夫眼裡那團燒著的火，想起李先生拍著桌子喊“官逼民反”。他想起祖父把補服從箱子裡翻出來，撣了撣灰，又疊好放回去；想起二叔公壓著嗓子說“銀子是身外物，人在就好”；想起母親把雞蛋還給王家媳婦，那婦人把籃子往門檻上一擱，扭頭就跑，跑掉了一隻鞋。
他想起自已在廟裡搖著頭說“不是”，那聲音小得像蚊子，卻救了幾條命。可他也知道，那些人被救了，也隻是多活了幾年，或者十幾年，然後該餓死的餓死，該病死的病死，該被彆的什麼兵、彆的什麼官抓走的，還是會被抓走。救一次，救不了一輩子。
可他後來還是走上了那條路。不是因為他想當英雄，也不是因為他恨什麼人。他隻是覺得，這世道，不該是這樣。那些在廟裡蹲著的人，那些在田埂上種地的人，那些在碼頭上挑擔的人，他們不該過那樣的日子。他們該有飯吃，有衣穿，有屋子住，有地種。他們的孩子該讀書，該識字，該知道這天底下，還有比“怕”更大的東西。
這些東西，郭韜是在那個亂糟糟的、灰濛濛的、又冷又硬的年代裡，一點一點地學會的。他學會得慢，也學得苦，可那些東西，在他心裡紮了根，慢慢地長，慢慢地長，一直長到他走不動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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