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呀，我也覺得。去日領館附近，那不是更給巡捕房和鬼子藉口抓人嗎？我們現在的力量，正麵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傷兵在醫院裡等著藥，難民在棚戶區裡等著衣。
震旦醫院昨天又發來求助信，說急需藥材。我們在這裡喊口號、遊行，或許能出一口氣，但能立刻變出紗布和藥材，送到傷員手裡嗎？
如果我們都被抓了，或者活動被徹底禁止，誰來管他們？我認為應該暫時避其鋒芒，將活動轉入更低調、更分散的方式，比如深入裡弄募捐。”
這些務實派的話，像一盆冷水，潑在部分人頭上，但也激起了另一些人的反駁。
“救援當然要做！但轉入地下？那我們的聲音不就冇了？不發出聲音，外界怎麼知道我們的態度？怎麼形成輿論壓力？”激進派立刻反駁。
“發聲？發完聲然後呢？更多的人被警告、被開除、甚至被抓走？我們連現有的救援渠道都保不住！那些等著藥救命的傷員怎麼辦？”
“難道就因為怕這怕那，我們就什麼都不做了嗎？這是畏縮！是投降主義！你的抗爭精神呢？”
“你這是拿同學們的前途和安全去冒險！現在不是逞一時意氣的時候！要講究策略！”
“可現在連募捐都被限製了！不抗爭，我們連最後一點事都做不成！”
兩派意見針鋒相對，聲音越來越高，火藥味瀰漫，但誰也說服不了誰。
激進者指責務實派怯懦，隻顧眼前小利；務實派反駁激進者不顧實際，可能葬送現有成果。幾箇中間派試圖調和，聲音卻很快被淹冇。
蘇皖聲坐在靠前的位置，一直沉默著。
她理解激進派的怒火和熱血，畢竟她也親身經曆被巡捕叫停、被日方暗中施壓的憋屈，今早孤軍堅守的訊息，更如同烈火烹油。
但她同樣清楚務實派說的，都是血淋淋的現實。
她之前憑藉機靈，借莉莉安這位外國記者的“國際人道主義”光環，暫時護住了自己團隊的募捐活動，但這招可一不可再，也無法惠及所有學生團體。
楊姐姐醫院那邊傳來的訊息，又一次比一次緊迫，那是一條條生命在倒計時。而租界當局在日方壓力下態度曖昧，她們這些學生的活動空間，正在被快速壓縮。
遊行示威固然悲壯，可一旦引發衝突，他們這群學生可能自身難保，更彆提繼續有效援助了。
蘇皖聲眉頭緊鎖，心中其實有個模糊的想法。
此刻最需要的或許不是硬碰硬的示威，而是更巧妙、更能凝聚實際力量、同時又不授人以柄的行動方式。
但這話現在在群情激奮的會議上說出來，很容易被扣上“膽怯”、“妥協”的帽子，甚至可能讓內部裂痕更大。
她艱難地試圖調和，提出“是否可以雙線並行，以救援為主，抗議活動注意方式和尺度”，卻立刻遭到兩邊的質疑，覺得她立場搖擺。
那個機靈善辯、總能想出辦法的蘇皖聲，此刻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和迷茫。
下一步具體該怎麼走？怎麼才能既不被政治指控裹挾，又能繼續有效地為傷員難民爭取援助？怎麼才能說服這些滿腔熱忱、卻各有想法的同伴？
領導一支小隊靈活應變是一回事，協調整個救亡會內部的分歧、在複雜局勢中找到正確方向，是另一回事。
她畢竟隻有十七八歲，那些商場政界的彎彎繞繞、國際勢力的微妙平衡，冇有人教過她，對她而言還是太過深奧的課題。
會議最終在不愉快的氛圍中結束，隻決定各自先冷靜一下，收集更多資訊，三個小時後再議。
蘇皖聲冇有回家，心裡沉甸甸的，既有對時局的憂慮，也有對團體分裂的無力。
恰巧這時，同學跑來告訴她，一位楊女士電話找。
她立刻打起精神。
此刻，她急需一個更有閱曆、更冷靜睿智的頭腦，來幫她理清思路。楊懷泱在她眼中，是既有愛國熱忱、又深諳政治生存規則、手腕靈活的成熟前輩，或許能給她一些指點。
半小時後，蘇皖聲來到楊家二樓的書房。
楊懷泱還在寫一些方案，書桌上攤開著賬本、報紙和幾份商會檔案。
見到楊懷泱，蘇皖聲像倒豆子一樣把巡捕的警告、日方的施壓、自己找來美國記者、救亡會內部分歧、以及自己的困惑全說了出來。
末了，她有些沮喪地問：“懷泱姐，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了。感覺怎麼做都有問題。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楊懷泱親自給她斟了杯茶，推到蘇皖聲麵前。聽完她簡要敘述學生會裡的分歧，長長地歎了口氣：“都是為了抗敵，心都是熱的。”
楊懷泱的聲音帶著疲憊後的柔和：“隻是年輕人，看什麼都是直的。我們之前在商會裡吵，那才叫一個各懷鬼胎。”
她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那會兒跟蘇皖聲她們一樣，膽子大，脾氣倔，總覺得自己是不一樣的，覺得自己能改變那個吃人的舊社會。
直到懷著一腔激情，把自己碰的頭破血流，才終於想明白父親那句“大勢將傾，非一人之力可挽”。
楊懷泱牽了牽嘴角，臉上露出一絲曆經世事的滄桑。
她放下茶杯，目光清亮地看著眼前這個聰明，卻難掩焦慮的年輕女孩：“皖聲，你知道我聽完你們的事，最先想到的是什麼嗎？”
“什麼？“蘇皖聲疑惑。
“救人。”楊懷泱緩緩吐出兩個字，“你記住一句話：此時此刻，在租界裡，你們學生，救人，就是最好、也最聰明的抗日。”
蘇皖聲一怔，細細品味著這句話。
楊懷泱知道蘇皖聲很聰明，也懂生存之道，隻是冇有人教過更宏觀的政治考量。
她讓蘇皖聲消化了一會兒，才繼續語氣平和地分析，把東西都掰碎了講：
“東洋人為什麼施壓租界，阻撓你們募捐？表麵上是覺得你們‘反日’，實質上，是因為他們怕。怕什麼？不是你們喊幾句口號、舉幾次旗。那種遊行，租界曆史上多了，工部局壓起來熟練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