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諜影重重
法國領事館的檔案室散發著陳舊紙張和黴味混合的氣息。
高高的窗戶透進冬日下午慘淡的陽光，照亮空氣中飛舞的塵埃。
路垚站在一排鐵製檔案櫃前，手裡拿著一本厚厚的賬目記錄。
喬楚生站在他身邊，兩人的影子在斑駁的水泥地上拉得很長。
“看這裡。”路垚指著賬本上的一行記錄，“民國十一年三月，杜邦從遠東貿易公司收到一筆匯款，五千法郎。備註是諮詢費。”
喬楚生湊近看：“諮詢費？副領事還有空做諮詢？”
“再看這個。”路垚翻了幾頁，“十一年七月，從大和洋行收到三千日元。十一年十月，從華北貿易公司收到兩千大洋。每筆都是諮詢費，但匯款方都不一樣。”
他合上賬本，看向喬楚生：“一個法國副領事，哪來這麼多諮詢客戶？而且客戶涵蓋日本商行、中國公司、甚至還有一家註冊在英租界的太平洋航運。”
“他在賣情報。”喬楚生說得直白。
“對。”路垚點頭，“而且賣給多方。日本商會、中國的軍閥、可能還有英國人。典型的雙麵——不，多麵間諜。”
檔案室裡安靜下來。遠處傳來領事館工作人員的說話聲，法語夾雜著中文，模糊不清。
路垚走到窗邊，看著外麵的花園。幾棵光禿禿的梧桐樹在寒風中搖晃，草地上覆蓋著薄薄的白霜，昨晚下霜了。
“喬探長，”他忽然說，“你知道杜邦的死，最可能的原因是什麼嗎？”
“黑吃黑？”喬楚生猜測，“他賣了假情報，或者收了錢沒辦事？”
“不。”路垚搖頭，“是因為他賣得太多了。一個間諜，如果隻賣給一方，那是忠誠的工具。如果賣給兩方，那是狡猾的商人。但如果賣給三方、四方……那就是找死。因為每多一個買家，就多一分暴露的風險，多一個想滅口的人。”
他轉身，靠在窗台上：“杜邦就像個走鋼絲的人，手裡拿著太多平衡桿，最後一定會掉下去。問題隻是……是誰推了他？”
喬楚生沉默地聽著。他從口袋裡掏出煙盒，想點一支，但想起這是檔案室，又放了回去。
“我們得查清楚，”他最終說，“杜邦死前最後接觸的是誰。”
“已經在查了。”路垚從公文包裡拿出一份名單，“我讓幼寧幫忙，通過報館的關係查了杜邦最近一個月的行程。他上週三去了日本商會，上週五見了華北軍閥的代表，這週一……去了閘北的一家茶樓。”
“茶樓？”喬楚生皺眉，“見誰？”
“不知道。”路垚說，“茶樓的夥計說，杜邦每次去都包最裡麵的雅間，不讓任何人伺候。但夥計記得，有一次他送熱水時，從門縫裡看見……”
他頓了頓，聲音壓低：“看見裡麵坐著一個穿長衫的男人，背對著門，桌上放著一頂帽子——軍帽。”
喬楚生的瞳孔收縮了一下。
軍帽。軍閥。
“哪個軍閥？”他問。
“還不確定。”路垚說，“但幼寧查到，華北軍閥孫傳芳的代表最近在上海活動頻繁。而孫傳芳的部隊，上個月剛和日本人在山東有過衝突。”
線索開始串聯。杜邦作為法國副領事，掌握租界的治安和稅務情報，這些情報對日本人、對中國軍閥都有價值。
他周旋於各方之間，販賣情報，賺得盆滿缽滿。
直到某一天，他觸犯了某條底線。
或者，他知道了某個不該知道的秘密。
“還有一個發現。”路垚從公文包裡又拿出一份檔案，“我查了程蝶衣案的卷宗。程蝶衣資助的革命黨，其中一個海外聯絡人……是杜邦介紹的。”
喬楚生猛地抬頭。
兩個案子，在這裡交匯了。
程蝶衣通過杜邦聯絡海外革命黨，杜邦因此賺取中介費。
但程蝶衣死了，現場留下“叛徒”的字條。現在杜邦也死了，現場留下同樣的血書。
“是同一個人乾的。”喬楚生得出結論，“或者，至少是同一個組織。”
“對。”路垚點頭，“而且這個組織，或者這個人很痛恨叛徒。不管是出賣國家的叛徒，還是出賣同誌的叛徒，在他眼裡都該死。”
檔案室的門突然被敲響。一個年輕的法國辦事員探頭進來，用生硬的中文說：“喬探長，領事先生請你過去。”
法國總領事的辦公室比杜邦的書房大得多，也更奢華。
水晶吊燈，波斯地毯，牆上掛著拿破崙的畫像。
總領事莫裡斯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頭髮全白，但眼神銳利。
“喬探長，”他坐在巨大的紅木書桌後，語氣冷淡，“我希望你已經有了進展。”
“正在調查。”喬楚生站在桌前，不卑不亢，“我們需要瞭解杜邦副領事的一些……私人情況。”
“什麼私人情況？”
“比如，他是否有什麼……特殊的收入來源？”喬楚生問得很委婉。
莫裡斯的臉色變了變。他沉默了幾秒，才緩緩開口：“杜邦是個優秀的外交官。他的私生活，我不便過問。”
“但可能和他的死有關。”喬楚生堅持。
莫裡斯盯著他看了很久，最終嘆了口氣。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對著喬楚生。
“杜邦……最近一年，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聲音很低，“他換了新房子，買了新車，還收藏了不少古董。以他的薪水，這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原因嗎？”
“我不知道。”莫裡斯轉身，眼神複雜，“也不想知道。在上海，有些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好。”
典型的官僚回答。喬楚生心裡冷笑，但臉上沒什麼表情。
“那麼，”他換了個問題，“杜邦最近有沒有收到過威脅？或者，有沒有表現出恐懼？”
莫裡斯想了想：“上週……他來找過我一次，說想調回法國。我問為什麼，他說……上海太危險了。但具體怎麼危險，他不肯說。”
“什麼時候？”
“上週四。”莫裡斯說，“四天前。”
四天。杜邦在死前四天就預感到了危險，但已經來不及了。
喬楚生離開領事辦公室時，天色已經暗了。冬日的夜晚來得早，才下午五點，街道上的路燈就已經亮起。
他走到巡捕房門口，看見路垚站在那兒，正在和一個賣烤紅薯的老頭說話。路垚買了兩個紅薯，遞給他一個。
“怎麼樣？”路垚問，掰開紅薯，熱氣騰騰。
“杜邦知道自己有危險。”喬楚生接過紅薯，很燙，“他想跑，但沒跑掉。”
兩人並肩走在法租界的街道上。下班的人群匆匆而過，黃包車叮叮噹噹地穿梭，空氣中瀰漫著食物和煤煙的味道。
上海灘的夜生活開始了，繁華，喧囂，掩蓋著底下的暗流洶湧。
路垚吃著紅薯，忽然說：“喬探長，我覺得……有人在跟蹤我。”
喬楚生的腳步停了停：“什麼時候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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