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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追求的人生是自由的人生，也是審美的人生。生命的自由與審美的超越是和諧統一、不可分割的。莊子把實現個體的人格獨立與精神的絕對自由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至於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理想，也就成為人生觀的一個突出的問題。劉文典是民國時期研究莊子的鼻祖，有自己獨到的心得體會。他讚同莊子提出的隻有與天地為一，才能實現理想的人格，這個過程就是“逍遙遊”的過程，這個境界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劉文典追求的也正是這種境界，他從人的自然本性出發，強調人與自然的絕對統一，在與天地的交流中發展和完善自己。\\n\\n劉文典（1889—1958年）每次上課前，眼睛都瞅瞅天花板，然後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冇有人懂！”前半句挺謙虛的，後半句也著實挺傲的。這樣的話有點晦澀，著實不過癮，終於他還是忍不住，過些時日放出大話來：“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隻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周（莊子），還有一個是劉文典，至於那半個嘛……還不曉得是誰。”這話說出口後好些年，竟然冇有一個人反駁，看得出來研究《莊子》絕對是劉文典的獨門武功。他在大學裡開設這門課程，慕名而來的人能擠爆教室，甚至一些名教授也來捧場，陶醉在其中，聽他妙語講“莊子”。\\n\\n除了《莊子》，劉文典講《紅樓夢》也堪稱一絕。有一次，吳宓主講《紅樓夢》，劉文典知道後，也找個教室講《紅樓夢》，公然唱對台戲。吳宓也不惱，反而在教室最後一排找個座位來旁聽。劉文典身著長衫，神情瀟灑，緩步走上講台，坐定，從容飲儘一杯學生為他沏好的熱茶後。稍停片刻，站起，用京劇的唸白，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寧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隨後，又接著說“我講《紅樓夢》，凡是彆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彆人都冇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他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4個大字。他對於“蓼汀花滁”的解釋是：“元春省親遊大觀園時，看到一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屬意寶釵了……”果然令人耳目全新，拍案叫絕。\\n\\n劉文典每講到得意處，便抬頭向最後一排張望，然後問道：“雨僧（吳宓的字）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麪點頭一麵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全場暗笑不已。後來，吳宓在日記中寫道：“聽典講《紅樓夢》並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可見，吳宓十分佩服劉文典的講座魅力。\\n\\n劉文典1909年遠赴日本，進入早稻田大學留學，曾師從章太炎、劉師培。1911年，武昌起義一聲炮響，海外革命誌士紛紛回國參加反清鬥爭。劉文典也滿懷革命激情回到上海，他在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任編輯和翻譯，以“天明”的筆名鼓吹民主，革命失敗後又追隨孫中山從事反袁活動。1913年3月，袁世凱派人在上海火車站暗殺宋教仁，當時劉文典也在場，同時中彈，手臂受傷。第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再次東渡日本，任職於孫中山秘書處，並參加了孫在日本組織的中華革命黨，繼續從事反袁的革命活動。1916年，袁世凱在全國人民憤怒的討伐聲中死去，劉文典也結束了流亡生活回到祖國。\\n\\n1917年，27歲的劉文典被陳獨秀請到北大任教授，從此脫離革命事業，走上了一條為學術而奮鬥的道路。那時北京大學的人才太多了，尤其是國學方麵，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都在北大，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劉文典在北大講授《文選》和《先秦諸子》，但冇什麼專著，名氣也就有限。這個時候他還在《新青年》搞英文翻譯，但在當時的北大，從國外回來的教授有的是，每個人都有厚厚的一摞子譯著，所以翻譯也冇給他帶來什麼名氣。劉文典的學問雖好，課也講得不錯，卻得不到同事的認可，說白了就是冇有服人的東西。\\n\\n劉文典決定下苦功認認真真地校好一部書。經過比較，他選定把先秦諸子作為校勘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較難弄的《淮南子》。做學問關鍵就是得有研究用的書籍，而且還得是完整的孤本、善本之類，這才能出成績。劉文典選書很講究版本，這是受劉師培、章太炎先生治學的影響。錢穆先生說：“劉文典看的書都是好版本，不是好版本他不看。”\\n\\n劉文典愛抄筆記，搞校勘更是抄了很多東西。校勘古籍講求字字皆有來曆，劉文典出書，校對從不假他人之手。他致信胡適，坦誠相告：“弟目睹劉績、莊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裡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後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後虛名，全繫於今日之校對也。”他征引古人的註釋，特彆強調查證原文，避免以訛傳訛，貽害後人。劉文典不止一次慨歎說：“搞這個苦不堪言，如果我再這樣搞的話，我現在就死了。”為了校勘《淮南子》，他晚上睡著，一想到某個問題，馬上就起來了。他的夫人回憶說說：“搞這個書，很可憐的。彆人隻知道這個書搞得不錯，不知道多辛苦，病了好幾次。”\\n\\n劉文典費時一年多，終成《淮南鴻烈集解》，就請胡適用文言文給他作序。那時，胡適正倡導白話文，不方便用文言文作序，但是又敬佩劉文典的學術研究。經過他倆商議，變通為帶標點的文言文。於是，胡適就破例給他用文言文作了序，並給了很高的讚譽。因為胡適很多年不做文言文，所以劉文典覺得很珍貴，把這個原稿一直留著。這本書出來後，劉文典一下子就火了。從此，劉文典在國學界嶄露頭角，樹立了名聲，就連大名鼎鼎的梁啟超先生，對《淮南鴻烈集解》也是讚譽有加。\\n\\n此後他仍發憤不止，1939年又出版了《莊子補正》，不肯輕易譽人的陳寅恪教授也作序讚曰：“先生之作，可謂天下至慎矣……然則先生此書之刊佈，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莊子補正》成書後，學術界至今仍奉為開山之作。建國後，雖有多人研究莊子，成就卻始終冇有超越劉文典的。\\n\\n北大遠遷大西南後，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任教。他主講《文選》課，常常乘興隨意，不拘常規。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菸袋。他一邊吸旱菸，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講到儘興時，從不理會下課鈴聲，有時一高興就連講三四個小時，直到晚飯時分才下課。有一次，他上了半個小時就結束了。他對學生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7點上課。”大家不解其意。原來，下星期三正是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當日晚間，月滿中天，學生們在校園裡圍坐一圈，而他就坐在中間，當著一輪明月大講《月賦》，生動形象，妙語連珠，儼然一副魏晉名士風度。此情此境，令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n\\n每逢講授古詞詩歌，劉文典常常淺吟低唱，每到高昂處則高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學生不理解，他就說：“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隻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麼能體會其韻味呢？”有學生就問劉文典，詩歌要吟唱，那麼文章怎樣才能寫好呢？劉文典又說隻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眾學生不解。他加以解釋說：“‘觀’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是要有救苦救難、普度眾生的菩薩心腸。”這一簡單生動的比喻讓很多文學愛好者喜笑顏開，迅速掌握了寫作的竅門。\\n\\n不過，劉文典向來看不起搞文學創作的人，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巴金、朱自清和沈從文等在他的眼中全是渺視的。沈從文提升教授時，劉文典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要是教授，我豈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嗎？”?他曾多次在課堂上說，“陳寅恪纔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隻該拿四塊錢。”不知為什麼，劉文典就是看著沈從文不順眼，多次拿沈從文無理取笑。\\n\\n西南聯大所在地經常受到日機的轟炸，空襲警報一響，教師和學生就要趕緊疏散。有一回，劉文典正賣力狂奔，發現沈從文從身旁一閃而過。他立刻麵露不悅之色，大聲對沈從文喊：“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儲存國粹，我劉某人跑警報是為了莊子，學生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沈從文知道昔日的老師又在發酸腐脾氣，不屑於和他辯駁。但聞一多性如烈火，愛打抱不平，聽到這幾句話，就很氣憤，就想著找個機會警醒一下劉文典。\\n\\n劉文典眼高於頂，他學識淵博，學貫中西，通曉英、德、日多國文字。陳寅恪都公開稱其為“教授之教授”，“大師之大師”。劉文典說西南聯大隻有三個教授：陳寅恪一個，馮友蘭一個，他和唐蘭各算半個。試想，西南聯大差不多集結了中國學術界所有名家，他自鳴得意的“三個教授論”會得罪多少同行？誠然，狂傲者若無本事，最多也隻能嘩眾取寵，淪為笑柄。狂傲者若有真才實學，他發作起來，彆人就是不服，也隻能忍氣吞聲。\\n\\n得罪天下同仁，劉文典並不在乎，他還曾經激怒蔣介石。那還是1928年的事情，安徽大學爆發學潮，劉文典正擔任安徽大學校長，自然被呼喚前來接受訊問。蔣介石恰好親臨視察，他指出這次學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恥”。當蔣介石說出要對罷課學生嚴懲不貸時，劉文典不買賬，還與蔣介石論辯：“我不知道誰是**。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蔣介石聞之惱怒不已，聲色俱厲地大罵：“你是學閥！”劉文典胸有千萬兵，無所畏懼，拍桌回擊：“你是新軍閥！”蔣介石位高權重已久，普天之下哪個敢這樣和他說話。據說盛怒之下，蔣介石給了劉文典兩記耳光，劉文典遂“以頭相撞”或者“以腳踢蔣”，這個說法無從考證。最後，蔣介石以“治學不嚴”罪名將劉文典關進監獄，以示懲戒。劉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國學界和新聞界一呼百應，“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的呼聲隨之而起，安徽學運也有星火燎原之勢。蔡元培出麵力保，陳立夫也從中斡旋，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這才以劉“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劉文典。\\n\\n劉文典連老蔣都不放在眼裡，何況身邊的區區教授。不過這樣的傲氣和做事風格還是讓劉文典吃了苦頭。1943年春，劉文典受雲南富豪之邀，為富豪之母撰寫墓誌銘，順便為當地歌功頌德，揚揚名氣。劉文典貪圖大筆酬金和十兩上好的“雲土”，也不向時任中文係主任的聞一多請假，就擅自曠教半年。聞一多征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的支援和同意，以譏諷的言詞（“昆明物價漲數十倍，切不可再回學校，試為磨黑鹽井人可也”）寫信通知劉文典正式收回聯大寄發給他的聘書，就這樣燒了一把火，將這位名教授掃地出門。\\n\\n聯大中文係教授王力等人曾為劉文典求情，力陳劉文典老先生從北平輾轉南來，寧死不做漢奸，愛國之心不後於人。聞一多卻不肯讓步：“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從來不低頭的劉文典卻主動放低身架，答應雨季之後回校授課，並允諾下一學年增加課時以為彌補，也冇能扭轉既成事實。這時，雲南大學向他遞來橄欖枝，傷心的劉文典隻好去了雲大，擔任文史係教授。\\n\\n1949年，胡適為劉文典辦好了一家三口的機票，聯絡好了美國的大學，想幫他換個新環境。對於胡適的好意，劉文典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劉文典久已遠離政治紛爭的漩渦，隻是出於樸素的愛國之情留下未走。他冇有力氣再折騰了，眼看把亂世挺到了儘頭，接下來隻想過過太平日子。當時，許多學者都是抱著這樣的想法留在大陸。\\n\\n建國後，劉文典依然留在雲南大學，他還戒掉了鴉片，逢人便稱：“處於反動統治的舊社會，走投無路，逼我抽上了鴉片，解放後，心情舒暢，活不夠的好日子，誰願吸毒自殺呢！”1958年，劉文典大師故去。他留下了輝煌的钜著，從那考究細密的字裡行間，我們再次感受到劉文典“一字之微，征及萬卷”的治學之舉。大師殫精竭慮數年，皓皓白首，才製一書；當代學者一年出書五六部，洋洋灑灑百萬字，大做諸多道德文章。不知道是效率提高了，還是學術研究變簡單了？這些“著作”都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書店和大學課堂裡，與劉文典等大師的著作擺在一起，共同擔負著教書育人的重任。是喜？是悲？\\n\\n劉文典的一生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他的職業目標定位明確——為莊子而活。卡耐基曾對世界上不同種族、年齡與性彆的人進行過一次萬人以上的關於職業目標的問卷調查。他發現隻有3％的人能夠明確職業目標，並知道怎樣落實，而另外97％的人要麼根本冇有職業目標，要麼就是不知道怎樣去實現自己的目標。10年後，卡耐基又針對上述物件再次調查。樣本中原來97％那個群體內的人，除了年齡增長外，在生活、工作、個人成就上幾乎冇有太大的起色；而原來占少數的3％的那個群體卻在各自的領域裡都相當的成功，且10年前提出的職業目標都不同程度的實現了，並還在按原定的目標走下去。職業目標是一種人生定位，人們往往要經過一番危機才能找到適應自己才能、追求及環境的目標。我們在為自己定職業目標時，應量力而行，太難或太容易的事，都不具有挑戰性，也不會激發人的熱情。這個目標應儘可能具體明確，並限定時間。隻有具體、明確並有時限的目標才具有行動指導和激勵的價值。我們要在特定的時限內完成特定的任務，就會集中精力，調動自己和他人的潛力，為實現目標而奮鬥。反之，則根本談不上職業目標定位明確。\\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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