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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在一個團隊裡，必然會有台前和幕後之分，有龍頭和虎尾之彆，不可能都站在顯要處，不可能人人都是主將。如果說當主將需要知識、才華、能力，當副手更需要胸懷、策略和智慧。因此，應學會打出自己做人的品牌，並且讓自己的才智閃光，讓上司和下屬在你身上看到成功的希望。傅斯年有多次機會做北大校長，但是他甘於“寂寞”，儘心儘力輔佐胡適，這需要一種豁達，一種氣度，更需要一貫的修煉。不亢不卑才能神智清醒；不貪不沾才能坦坦蕩蕩；不吵不鬨纔能有所作為；不哀不怨才能忘記小我。\\n\\n據說傅斯年（1896－1950）在歐洲留學時，與陳寅恪、羅家倫、宗白華等同在德國。有一天晚上，傅斯年一行走進柏林一家華僑開的飯館，無意中和周恩來等人相遇，打過招呼後，雙方同在一桌吃飯。由於觀點不同，時間不長雙方就爭論起來。周恩來頗為雄辯，傅斯年等人都說不過他，惱羞成怒中傅斯年放下麪包，朝對方離得最近的一個人掄拳便打。冇想到周恩來這一方竟然能文能武、驍勇善戰，頃刻間就占了上風。傅斯年號召大家緊急撤退，他因為太胖，動作慢了一點的不幸捱了幾拳。\\n\\n傅斯年是山東人，身高體胖，脾氣大，在學者中間是十分有名的。他對自己胖的辯詞，更是精辟。一次羅家倫問他：“你這個大胖子怎麼能和人打架呢？”傅斯年答：“我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回顧傅斯年的生平，這句話的確是他一生的寫照，他確實具有一種壓倒一切的力量和氣勢。\\n\\n在北大求學時，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毛子水等20餘名學生，自發組織起校內第一個響應另類文化運動的學生團體——新潮社，並創辦《新潮》雜誌，胡適應邀擔任該雜誌顧問。在胡適或明或暗的運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塊大洋的公款資助。自此，以傅斯年為首，公開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以達到把劉師培、辜鴻銘、黃侃等經學大師徹底推倒的目的，影響力十分大。由此可見，冇有經濟基礎支撐的活動，還真難以與傳統抗衡。國故派們眼見對方勢力大增，在黃侃親自組織指揮下，很快弄出了一個稱做《國故》的雜誌，以維護傳統文化為己任，與《新潮》對抗交鋒。未久，北大文科學生張國燾、許德珩又創辦《國民》雜誌，搖擺於新舊兩派之間。一時間，北大校園內風雲際會，各種文化思潮相互碰撞、激盪、融合，終於引爆了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的第一聲驚雷。\\n\\n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大規模反帝愛國學潮。北京高校豪傑四起，猛士如雲。傅斯年這隻“富於鬥勁的蟋蟀”作為北京學生遊行隊伍總指揮，肩扛“還我山東，還我青島”字樣的大旗，率部衝出校園，一路浩浩蕩蕩向**奔來。在廣場集結並宣示口號示威後，大隊人馬又轉赴東交民巷外國使館交涉。帝國主義者卻蠻橫阻止，北京街頭熱切的期盼頓時變成了聲聲怒吼。在傅斯年引領下，遊行隊伍又轉赴趙家樓，以滿腔的愛國熱情與悲憤心境，痛毆了賣國漢奸曹汝霖，一把火燒了趙家樓，從此，傅斯年在中國學生運動史上留下了大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由此揭開了光輝的一頁。\\n\\n趙家樓的沖天火光映紅了古老的京都，朝野為之震動，社會各階層紛紛起而仿效，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給予極大聲援。驚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調集大批軍警鎮壓的同時，做出了查封北大，懲辦校長蔡元培的舉措。蔡元培於危難之際沉著果敢地與政府官僚周旋，以減緩各方壓力，安撫學生，勸其複課。同時聯絡組織平津地區的國立大學校長為營救被當局逮捕的學生奔走呼號。當被捕學生全部釋放，被後世譽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為避其鋒銳，於5月8日夜提交辭呈悄然離京，遠走他鄉。蔡元培走了，北洋政府認為北大的“匪氣”似乎也就低落了，學潮漸漸平息，北大幸而保全。\\n\\n激進的傅斯年本來是黃侃的得意弟子，按理說應該站在守舊派一邊的，但一次偶然機緣，傅斯年竟“背叛”師門，成了胡適的學生。胡適剛到北大教中國哲學史的時候，因為講授方法和內容特彆，在學生中引起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胡適遠不如國學大師陳漢章，想把他趕走；有人則認為，胡適讀的書雖然冇有陳漢章多，講課卻頗有新意。傅斯年不是哲學係的學生，但在同室顧頡剛的鼓動下去旁聽了幾次胡適的課。結果聽完之後非常滿意，於是傅斯年對哲學係幾位要好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鬨。”由於傅斯年在同學中很有威信，他既然發話了，大家都很給麵子，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就站穩了腳跟。後來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胡適感慨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麵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冇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n\\n傅斯年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滿了傳奇色彩。這個有著“老虎”“大炮”綽號的曆史學家，被稱之為“天才”的人，是胡適最為器重的學生。傅斯年是“一個頭大臉大的大塊頭”，似乎永遠是那麼滿頭大汗，說不上三句話，便要掏出一方潔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因此，朋友們都稱他為“傅胖子”。\\n\\n傅斯年確實胖的有點出格，因為體重他還出過一次笑話。有一次，傅斯年和李濟、裘善元在重慶一同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主人為他們雇好六個滑竿工人，好抬他們回家。裘善元首先走出去，他是個大個子，看起來有些胖，6個滑竿工人一見便互相推讓，都想抬下一個體輕一點的，能省點力氣。其中2個人輩分低，不敢力爭，隻好滿懷怨恨地抬著裘善元先行離開。不久，李濟走出來，看起來比裘善元還要胖一些，剩下的四個工人於是又一番推讓，又有兩個人極不情願地抬著李濟走了。等到傅斯年走出來，猶如一座山，把剩下的兩個工人嚇呆了，剛纔的那兩個胖子和他一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了，抬他的這兩個工人可能都後悔的要跳樓。\\n\\n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傅斯年籌辦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任曆史語言所所長23年，培養了大批曆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餘種，為曆史語言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組織了第一次有計劃的殷墟甲骨發掘，其後先後發掘15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曆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爭取到曆史語言研究所，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傅斯年在曆史學研究方麵，他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重視考古材料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曆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曆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n\\n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孔貪汙舞弊，罵他是皇親國戚。事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後來他分彆發表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痛批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套購外彙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這是不得了的舉動，敢和宋子文叫板，冇有點策略和真本事還真不行。\\n\\n抗戰勝利後，不少人推薦傅斯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卻誠心誠意地保舉胡適，又堅決要求到北大當一段時間的代理校長。傅斯年絕對是個仗義的哥們，他擔心胡適不忍心得罪人，到哪都是老好人，對有些事下不了狠手。因此他來出頭，親自到北大為胡適任職掃清道路，把那些淪陷時期捨不得離開北京並出任偽職的人員，一個個開除了去。“老虎”發起威來誰也無法阻擋。傅斯年在宣告中強調，教師是教育人的，為人師表，更應該先正己再正人，真正做到禮儀廉恥，為學生做誌節的表率。對來說情的人，傅斯年說：如果這些人受不到譴責，那麼就太對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慶和昆明的教授和學生了，他們為了民族大義而拋家彆子去了大後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嗎？一句話把說情的人的嘴封得死死的。有一位與傅斯年交誼甚深、研究甲骨文頗有名氣的教授專門去拜訪傅斯年。傅毫不客氣，當麵指斥道：“你這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不用見我。”周作人就是這個時候被傅斯年開除的。\\n\\n傅斯年將一個乾乾淨淨的北大交給胡適。麵對學生的厚誼，胡適曾說“若有人攻擊我，孟真一定挺身出來替我辯護。他常說：‘你們不配罵適之先生！’意思是說，隻有他自己配罵我。”胡適這樣說是有緣由的，傅斯年和胡適亦師亦友三十年，傅斯年雖然在第一次聽胡適講課時，把胡適問得頭冒冷汗，但在此後的日子裡，傅斯年卻很維護胡適，一直恭恭敬敬的甚至還保護著胡適。\\n\\n傅斯年確實是個能做實事的人，他到哪裡，哪裡就會有所變化，看來他“壓倒一切”不是吹的。國民政府遷台後，他被任命為國立台灣大學校長，他積極“替台大脫胎換骨”。傅斯年就任台灣大學校長時說：“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它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冇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說，“大學是一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按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前途記，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為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傅斯年拒絕權貴子弟降格入學。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n\\n據說，台大時期，傅斯年常去找蔣介石要錢，他每去一次陽明山，必定是滿載而歸。蔣介石把傅斯年當作“國師”，時常邀請他吃飯，商議國事。李敖在《李敖有話說》中講了這樣一個細節：“到台灣來以後，有一天，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到台灣來，在台北的鬆山飛機場要下飛機的時候，蔣介石跑去歡迎李宗仁。在鬆山機場的會客室裡麵，蔣介石坐在沙發上，旁邊坐的就是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傅斯年怎麼坐的?在沙發上麵翹著二郎腿，拿著菸鬥，就這樣叼在嘴裡，跟蔣介石指手畫腳講話。其他的滿朝文武全部站在旁邊，冇有人在蔣介石麵前敢坐下。憑這一點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灣的地位。”傅斯年是唯一敢在蔣介石麵前很從容地蹺起二郎腿，抽菸鬥的人。傅斯年如此坦然，他也尊敬蔣介石，但絕不是畢恭畢敬、唯唯諾諾，他有自己的底線和原則，在精神和人格上與蔣介石是平等的。所以他敢於發表不同的見解，這樣的強硬作風在官場很難得。\\n\\n1949年，台大發生“四六事件”，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式，徑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十分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前必須經過校長批準。他甚至向當時警備總司令部官員彭孟緝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他絕不因為學生的事情而退縮，也不做出賣學生的行為。\\n\\n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的諮詢時過度激動，因腦溢血而瘁逝，得年55歲。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後來，“傅鐘”成為台大的象征，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為傅斯年曾說過：“一天隻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我們研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術史、史學史、教育史、學生運動史和政治史，傅斯年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人們也不應該忘記，在“五四”愛國大遊行中，高舉大旗走在北大學生隊伍最前列的總指揮就是傅斯年。\\n\\n無論是從工作還是人際交往上看待傅斯年，他都是一個優秀的人、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他與胡適英雄惜英雄，可以說，這兩個人互相成就了對方。同樣道理，因工作需要，在一個單位或一個部門中，除了一個正職全麵主持工作外，往往還配有一個或多個副職。如果我們作為副職出現，不僅要服從正職的管理和調遣，還要注意學會與正職融洽相處。副職在心理上十分敏感，位不如正職高，權不如正職大，說話不能“一言九鼎”，辦事不能得心應手。因此，我們要時刻擺正自己的位置，牢記自己的身份，給自己一個準確的定位，注意維護正職的權威，遇事多向正職請示彙報、多跟正職商議，切忌好大喜功、自作主張、喧賓奪主、越權決策。在風口浪尖或者發生衝突時要挺身為正職解圍，特彆是當正職遇到糾纏不休的敏感問題時，而應不管涉及的問題是否屬於自己分管的工作，都要從大局出發迎難而上，為正職解圍。能做到這些，正職都是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的。當正職高升或調任他處時，下一個正職極有可能就是我們了。\\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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