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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成功的人可以給出無數條成功的理由，列在首位的就是自信和獨立。很多失敗者恰恰犯了一個相同的錯誤，他們對自身的寶藏視而不見，反而拚命去羨慕彆人，模仿彆人。殊不知，成功其實就是自信地走自己設定的路。如今，中國的高校完全失去了自信和獨立，拚命地與外國大學接軌，導致洋文憑氾濫成災，大家都爭著去在海外鍍金。不出國唸書拿個學位回來，日後想在中國學術界“拚搏”，實在很難，甚至連中文係學生也得到外國拿個漢語言的文憑才腰桿硬，這實在讓人傷心。我們的高校缺的就是像林損大師這樣的教授，自信而且獨立，不為外界所擾，紮根中華文化沃土，他的言行的確值得當今的教育界認真思量。\\n\\n有一次，一個勤學好問的學生問林損（1890—1940）“現在國內寫文章最好的人是誰？”林損的回答：“第一，冇有；第二，就是我了。”這就是林損的氣魄，我們可能覺得林損太傲了，但是林損也卻有自傲的資本。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憶錄》裡談到林損，描寫林損狂和怪是很經典的：一位名叫甘大文的畢業生拿起桌上一本北大三十幾週年的紀念文章，問林損：“林先生看過這冊子麼？裡邊的文章怎麼樣？”林損微微搖頭道：“不通，不通。”一般人到此也就打住不問了，但甘君還不肯罷休，翻開冊內自己的一篇文章，指著說道：“林先生，看我這篇怎樣？”林損從容笑道：“亦不通，亦不通。”這位甘君是胡適的弟子，下筆千言，文采非凡，應酬交際功夫也十二分周到，可遇見林損就一敗塗地了。周作人說，林損的態度很是直率，有點近於不客氣。因此，他把林損與辜鴻銘、黃侃列為北大三怪人。\\n\\n據說林損長於記誦，許多古籍都能背誦，詩寫得也很好。但上課經常發牢騷、講題外話，有時信口開河。他講杜甫《贈衛八處士》時，竟說：“衛八處不夠朋友，用黃米飯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當然不滿意，所以詩中說‘明日隔山嶽，世世兩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難為他了，這樣的詩句竟能推斷出杜甫交友的原則，有些讓人啼笑皆非。\\n\\n林損幼年就很聰明，20歲即任《黃報》編輯，與黃興、宋教仁等宣揚革命；之後又任《新民日報》主編，寫作政論，才華橫溢。在擔任北大教授時，當時的北大校長鬍仁源認為他的文學造詣“陳亮、葉適不能過也”。著名西洋文學家吳宓與之久談，“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識解精博，與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啟發印證”。但是，在與他同時代的眾多學人的日記中，他又分明是一位恃才傲物、喜歡喝酒罵座、不拘小節的“狂人”、“怪人”，事實果真如此嗎？\\n\\n1914年，林損任北大預科講師，1918年升為教授。林損是北大“溫州學派”的人。既然成派，必定有一定勢力。這一派除陳黻宸、陳懷這兩個核心人物外，當時還有林損、林辛、章獻猷、孫詒棫、許璿等溫州人同在北大或任職或執教。林辛是林損的哥哥，與林損同年到北大任教；前清舉人章獻猷曾任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時為北京大學職員；早年留學日本的孫詒棫是孫詒讓的堂弟，曾任清史館編纂；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許璿是農科教授。大家都是來自同一個故鄉，鄉裡鄉親的，南方人又很團結，學術觀點也冇大的紛爭，因此就漸漸成了氣候。這種同門、同裡、同派係的圈子文化極富中國特色，沿襲至今仍不乏市場。在我們現在的大學裡，也是如此，校內各派係之間明爭暗鬥。\\n\\n此時的北大還另有一派，馬幼漁、錢玄同、黃侃、康寶忠、沈兼士等章門弟子濟濟一堂，實力堪稱雄厚。沈尹默曾毫不諱言這是“新舊之爭”。隨著章門弟子的相繼到來，逐漸推崇魏晉文風、注重訓詁考據的學風取代。蔡元培到任後，以章門弟子為代表的“新派勢力”已經很大了。但是，這個時候又有一派橫空出世。隨著陳獨秀、胡適等來北大任教，“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引起一番“新舊之爭”。這一回，章門弟子陣營出現分化瓦解，黃侃從原先的“新派人物”淪為舊的勢力。由於林損、馬敘倫等加入國故社，“溫州學派”也被陳獨秀、胡適等視為舊派人物。\\n\\n直到晚年，胡適還想起“溫州學派”，恐怕就是因為林損。隨著陳黻宸、陳懷相繼離世，林損獨自撐起了北大“溫州學派”的局麵，當然還有馬敘倫。這期間，林損與胡適的矛盾顯得頗深，一般都認為林損與胡適矛盾是文言文與白話文、守舊與進步的矛盾。林損在新文化的天地裡已近乎“怪人”。他對學生說：“考試時你們必須用文言文答卷，白話文我一概不看。”林損“昌言複古”，事實上並不這麼簡單，他與胡適分歧，更多的是在學術、政見方麵。兩個人因學術而結怨，鬨得很不愉快。\\n\\n但林損處於激流旋渦之地，麵對種種醜惡現象，他不甘心沉默。1925年，政府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雇用流氓女丐毆打拖拽學生出校。師生在校外重新開學，林損與魯迅等一道，每週去女師大義務兼課四時，講授兩種功課。5月7日，北京學生舉行國恥紀念會，被警察打傷和逮捕，對這種“蹂躪學生”行為，林損義憤填膺，寫了《訊章》一文，揭露教育管理部門“彌傲彌諂，彌好名而彌無恥”的麵目。次年，北京又發生了震驚國內外的鎮壓反帝愛國的學生、群眾的“三·一八慘案”，他寫了《丙寅三月十八日即事》，抒發悲憤譴責之情。從這裡可以看出，林損在思想上和行動上並不落後，他更多的是痛感傳統文化的喪失。\\n\\n1927年春，東北大學校長邀請他到瀋陽任教，他與黃侃欣然同往。張學良出任東大校長後，經常輕裝至校，在彆墅招待全體教授。他很欽佩林損的學問人品，常邀他探討學術，兩人“情誼甚篤”。兩年後，林損又回到北京大學。1930年11月，受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聘請，胡適到北大文學院兼任院長。胡適是宣傳新思想、甚至大力倡導白話文的學者，不可避免的工作接觸，導致兩方麵的衝突，也就勢所難免。當時的北大國文係，是老學者馬幼漁主持，教授有以舊學為業的林損、許之衡等人。文學院院長將由胡適兼任的訊息傳出後，國文係一乾人大為不滿。係主任馬幼漁、教授林損、許之衡等相繼辭職。這其中，林損尤其表現突出。他不僅給胡適寫出語帶憤忿、嘲諷的信件，還向校長蔣夢麟發信抗議。\\n\\n矛盾很快激化，最後林損去辭，在北大引起軒然大波。他寫信給胡適有“尊拳毒手，其寓於文字者微矣”之句，令胡適也大感氣憤。然而北大“溫州學派”的沉沉浮浮，怎一個“新舊之爭”能囊括。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曆史潮流吧。文化潮流大勢，和革命浪潮一樣，順應的興盛，阻礙的難免有所損傷。胡適曾不無悲痛地說：“中國文學係的大改革在於淘汰掉一些最無用的舊人和一些最不相乾的課程。”\\n\\n兩人的衝突並冇有因為林損離開北大而宣告結束，反而日漸加重。1934年4月，北平的《世界日報》上，刊出林損的一封名為《致北大文學院長兼國學係主任胡適》的函件。通篇看去，言辭雖因文言及用典而顯得隱晦，可意思還是明白的。那就是控訴自己遭到胡適打擊，忿憤異常。其中“教授雞肋，棄之何惜！”一句，因形容別緻，傳誦一時。\\n\\n抗日戰爭爆發後，林損返歸老家瑞安，閉門不出。1940年8月26日，林損因肺病去世，終年50歲。瑞安舉行了規模盛大的公祭大會。民國政府主席林森頒令褒揚，曰：“前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林損性行英邁，學術湛深，曩年參加革命，奔走宣傳，不辭艱苦，嗣即努力教育，潛心著述，於政學理，多所闡揚，夙為後進欽響。”張學良則親筆書寫挽幛“人師、經師、國學大師”，表示深切哀悼。\\n\\n事實上，胡適原本與林損關係還並不怎麼壞。在林損去世前的一個月，胡適在劉半農的追悼會上講話時說：“我與半農皆為以前‘卯字號’人物，至今回憶起這段故事，頗令人無限傷感。緣半農與陳獨秀、林損及我皆為卯年生，我們常和陳獨秀、錢玄同先生等在二院西麵一間屋裡談天說笑，因此被人叫做‘卯字號’人物……叫我和半農、林損諸人為‘小兔子’。現在我們‘小兔子’的隊伍，逐漸凋零了。”言辭中，對林損充滿了眷顧之意。等到這些話傳到林損耳中時，林損已經病入膏肓，二人的矛盾至死也冇有化開，空留餘恨。\\n\\n林損的能力有目共睹。當時的北大，思想曾激烈對立的大有人在，但是林損卻無奈地離開北大，的確有自身待人接物的不足之處。我們身處職場，有著自己的長處和優勢，平時就要學會保護自己，既要跟上團隊的步伐，也要維護好自己的人際關係，讓自己時刻處於安全狀態。有能力的人總是大家崇拜和尊敬的物件，但是在職場上單單隻是有能力，而冇有其它修養或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人，相信再有能力也會讓彆人從內心裡產生不願意接近的想法，這一點相信大家都能心領神會。我們在工作中也能遇到這樣的情形，特彆是在大公司裡麵總會有些“神人”，他們或者專業技能出眾，或者業績遙遙領先於其他同事，或者是公司的幾朝元老等等，由於這些人冇能客觀的對待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及平時總是忽略群眾的力量，在職務提升或者去留的關鍵時刻冇有支援者，也冇有主持正義的人，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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