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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馬斯洛說：“我們時代的根本疾患是價值的淪喪……這種危險狀態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嚴重。”生活的富足和社會的繁榮，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文化教育的普及，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真誠美好的願望，都冇有給廣大人民帶來真正的友誼、寧靜和幸福，這主要是因為物質財富的追求越來越成為社會主流，而對精神價值的渴望卻一直未能獲得滿足。這個社會值得信仰和為之終身奉獻的東西太少了，人人都為物質財富的目標而奮鬥，一旦得到了，他們很快就會發現這種追求的虛幻性，進而陷入了精神崩潰的絕望。馮友蘭主張人生有四種境界，對人生價值做科學的研究，將價值研究轉向人性內部，使人生境界深深植根於人性現實的土壤。\\n\\n馮友蘭（1895—1990）在西南聯大教書時，頗有老子風範，留有長髯，身穿布袍，隱隱有仙家氣象，其本人則提倡人生哲學的多重境界。在西南聯大時期，一次，馮友蘭去授課，路遇金嶽霖，金嶽霖笑問：“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友蘭笑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n\\n金嶽霖如此發問是有原因的，馮友蘭認為人生境界有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這四種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現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應該成為的人。前兩者是自然的產物，後兩者是精神的創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後是天地境界。它們之所以如此，是由於自然境界，幾乎不需要覺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較多的覺解；天地境界則需要最多的覺解。道德境界有道德價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價值。”馮友蘭自評已到天地境界，不僅表明其心底無私天地寬的涵養，也展現出其學貫古今的大師風範。\\n\\n1915年9月，20歲的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接受較為係統的哲學深造。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思路大開，並且深受影響。在臨近畢業的最後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這兩個人都不是等閒之輩，一到北大，就將校園攪了個天翻地覆。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並專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另一個是宣稱“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複興中國文化為職誌。這二位先生年輕氣盛，才姿英發，各據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機緣巧合，置身其中，受益匪淺，對其以後研究中西方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係啟迪甚深。\\n\\n馮友蘭是位長壽冠軍，他的許多同學和老師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就離去了，他卻驕傲的活到1990年，比那些中途逝去的大師整整多活了半個世紀。也因為如此，他多次撰文回憶北大的多位同事，文字親切，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曆史資料，讓我們有機緣一睹當年名教授的風采。\\n\\n馮友蘭在北大文科中國哲學門中當學生時，有一次偶然遇到蔡元培，這一會麵對他影響至深。他回憶“有一天，我在一個穿堂門的過道中走過，蔡先生不知道有什麼事也坐在過道中。我從這位新校長身邊走過，覺得他藹然仁者、慈祥誠懇的氣象，我心裡一陣舒服。我想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春風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話也冇有說就使我受得了一次春風化雨之教，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麼言都有效。”這一次相遇給馮友蘭帶來很大的啟示，當時他想，蔡先生以校長之尊，不要校長排場，也不擺校長架子。他一個人坐在那裡，仍然是一介寒儒，書生本色，雖在事務之中，而有超乎事務，肅然物外的氣象，這是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也把馮友蘭吸引到這個境界的大門口。驚鴻一瞥勝過豪言萬千，我們教育界夢寐求之的言傳身教其實正如蔡元培先生所為，冇有浮誇，冇有做作，這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氣場，讓接觸到的人如坐春風。\\n\\n1918年6月，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到開封。不久，“五四”運動爆發，並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並同幾位好友創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誌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三鬆堂自序》）。進入20世紀20年代，世界潮流霧起雲湧，風雲際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麵的交鋒和激烈的衝突，資本主義與**進行著一場全麵的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著答案。\\n\\n站在曆史的交叉路口，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說：“我從1915年一直到現在，60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鬥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鬥爭，以及我在這個鬥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麵解決和回答的問題。”（《三鬆堂學術文集》自序）\\n\\n縱觀馮友蘭一生的哲學史研究及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莫不是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這一中心來展開的。1931年和1934年，他的力作《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書後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係統瞭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钜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彆。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係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n\\n1934年，馮友蘭應邀出席了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既然是研究哲學，對當時正盛行的馬列主義不能不視而不見。大會之後，馮友蘭又通過申請獲準訪問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他懷著濃厚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這塊被譽為“革命搖籃”的土地。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通過實地考察，他得出瞭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鬆堂自序》）馮友蘭的這種評價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當時蘇聯正在進行工業化建設，到處一副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許多矛盾和問題也充斥在其中，因此也不能說是天國樂園。馮友蘭還通過橫向比較，上升到哲學層次，他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n\\n回國後，馮友蘭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以“秦漢曆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曆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馮友蘭被當做赤黨分子，住所和言行都受到監視。1935年10月底11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嘩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友蘭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後，由於冇有證據，最後釋放了事。對於這次事件，“不屈的鬥士”魯迅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這次事件對馮友蘭的觸動很大，但他並未因此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一心治學的道路，既然改變不了眾生相，那就先從自身做起吧！\\n\\n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係即在此間成形。在西南聯大的時候，生活很清苦。大家都是聚在一起，有什麼吃什麼，邊吃飯邊聊天。有一次菜鹹的無法入口，馮友蘭笑說：“菜鹹有好處，可以使人不致多吃。”旁邊的聞一多用“我注六經”的口氣接著說：“鹹者，閒也。所以防閒人多吃也。”二人說的話充滿了哲學意味，讓學生們回味無窮。馮友蘭有個讀書的四句箴言，叫“精其選，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這樣的讀書方法簡單可行，對學生的影響是很大的。一本書、一篇文章，馮友蘭不是一個一個字的羅列，而是講解作者寫作的意義，這個意義要大於文章，大於文字，有些意是表達不出來的，需要自己的理解。這就有點上升到哲學高度了，宏觀方向把握了，不必拘泥於細節之處。\\n\\n1946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此書後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深深感到：“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裡的陳列品了，心裡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自己再也無法回到祖國，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回了中國，自己實地體驗，以一個哲學家的眼光審視著這場驚天動地的國共戰爭。\\n\\n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應該說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一個嶄新的國家誕生了，包括人們的思想觀念都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熱情和付出都能換回相應的回報，反而是無情的打擊和身心俱滅的失望。他是北京大學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就展開了對他的學術批判。後來的曆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衝。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物件，身心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讚，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有了**的肯定，馮友蘭才得以離開牛棚，勉強恢複自由。1972年，尼克鬆訪華，因為馮友蘭在國外的名氣，他家被定為接待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纔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n\\n遇到那麼多的人生挫折，馮友蘭卻冇有放棄他的“天地境界”。他把自己做的事情是當做一個民族複興的文化傳承，從這個角度來看，所以他站得非常高。馮友蘭一生勤勉，著述宏富。畢生以複興中華傳統文化、宏揚儒家哲學思想為己任。如果說，他抗戰以前的治學旨趣在於整理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可稱其為哲學史家的話；那麼，抗戰爆發後，他運用西方哲學重新詮釋、闡發儒家思想，以作為複興中華民族之理論基礎。這一時期寫成的以《新理學》為核心的“貞元六書”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學思想體係。它既是馮友蘭哲學思想成熟的標誌，也是他一生治學的巔峰之作，並因此而奠定了他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地位，成為一位繼往開來，具有世界聲譽的大師。\\n\\n馮友蘭的境界自然是十分高深的，也是慧眼獨具的。我們要想成功，就必須進入成功的光環下，就要多和有境界的人相處、學習。因為我們周圍人的素質決定了我們成功的速度和機率。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常常同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在一起，他點撥我們一句，我們也許會成為下一個企業家；但如果我們同小偷小摸的人在一起，他點撥我們一句，我們明天就有可能犯罪。身邊人的境界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所以要想早日步入光輝殿堂，就要想辦法接近成功人的境界，與成功的人交往，保持身邊的人都是樂觀向上和積極進取的同事。\\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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