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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就“人口”二字而言，“人”體現人口的主體性、社會性；“口”體現人口的統計性和規模性，過去的幾十年我們對“口”最關注，但更深層次“人”的問題我們卻忽略了。以人的全麵發展統籌兼顧解決人口問題，是極具前瞻價值的高階認識，非常重要。但是很遺憾，我們的各級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對這一點還冇有達成高度的共識。構建和諧社會，歸根到底是關係的和諧，需要處理好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無論我們常說的工農關係還是是城鄉關係都還不夠，應再加上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要關注國家和個人、社會和家庭的關係，尤其還要重視人口安全。從這個角度統籌研究和解決人口問題，對於國家製定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意義重大。\\n\\n馬寅初（1882年—1982年）興致勃勃地拜訪黃侃，想和他聊聊對《說文》的體會。這有點班門弄斧了，黃侃縱橫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太炎先生的經學，有時也會批評一聲“粗”。交談片刻，黃侃就開始吝惜言辭，馬再問，黃侃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馬寅初聽了哈哈一笑，並不覺得難堪，遂改換話題，和黃侃依舊聊得熱火朝天，可見馬寅初的心胸和氣魄卻有過人之處。\\n\\n馬寅初出生正逢馬年馬月馬日馬時，又姓馬，於是鄉間盛傳，“五馬”齊全，必定是個非凡人物。他的父親卻認為他聰明伶俐，應該學管賬記賬，繼承馬家的“酒坊”家業，學做生意。可是馬寅初堅持“打死我也不做生意”，他的父親劈頭蓋臉將馬寅初一頓痛打。秉性倔強的馬寅初說：“念不了書還不如死了算了！”推開父親就向江邊跑去，一頭紮進了黃澤江裡。被救上來後，父親不再強迫他學做生意，讓他專心求學。\\n\\n1919年，馬寅初任北京大學第一位教務長，他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和經濟研究，著作宏豐，堪稱泰鬥。他講課時很少翻講義，講得激動時，往往走下講台，揮動胳膊，言語鏗鏘有力，同時，唾沫也洋洋灑灑。一些坐在前排的學生抱怨說：“聽馬先生上課，須撐雨傘。”\\n\\n抗日戰爭初期，馬寅初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國難當頭，許多政府要員卻大發國難財，官商勾結，投機倒把，貪汙受賄，甚至武裝走私，造成物價暴漲，民不聊生。麵對上述**，馬寅初拍案而起，以經濟學家洞若觀火的目光，撰寫文章，發表演講，大聲疾呼，痛斥**，其矛頭直指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馬寅初在重慶曾向國民黨一百多名將官發表演講。他說在抗日戰爭中“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錢，“上等人”既不出錢也不出力，專發國難財。還有一種豬狗不如的“上上等人”，他們利用手中的大權，掌握了國家的經濟機密，搞外彙投機，一夜之間即可暴富，而且把錢存到國外，如果亡國，他們就可以到國外去吃喝玩樂。馬寅初毫不含乎地指出，這種“上上等人”就是宋子文、孔祥熙。對他們不僅要征重稅，還應撤職！\\n\\n馬寅初雖然是個文人，但是文人的力量不可小覷，國民政府采取拉攏的辦法，派馬寅初出國考察、封官、批給外彙，統統遭到嚴辭拒絕。蔣介石在氣急敗壞時曾說馬寅初是“嵊縣強盜”，馬寅初則說自己是“嵊縣強道”，即強大的道理，而蔣介石之流不是“大道為公”而是“大盜為私”，正義加雄辯，舉國景仰。最後，蔣介石把馬寅初抓進牢房了事。此時，馬寅初已年近六旬，他在貴州息峰監獄、江西上饒集中營等處飽受牢獄之苦。親曆國民黨的**之後，馬寅初說：“為了國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走的！”\\n\\n1951年，馬寅初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北大師生為他舉辦的歡迎會上，馬寅初對北大師生說：“兄弟我很榮幸做北大校長。兄弟我要和大家提出三個挑戰：第一，兄弟我要學俄文；第二，兄弟我要騎馬、爬山；第三，兄弟我冬天洗涼水澡。”馬寅初學問精湛，但是講話的時候卻很不在乎，冇有邏輯，他的口頭語“兄弟我”幾乎經常掛在嘴邊。有一次李富春副總理來北大講話，馬寅初一會兒稱他為李先生、李副總理，一會兒又冒出個“李副總統”，讓很多學生想起了李宗仁。然後，他便開啟隨身攜帶的小馬劄，打橫坐在報告人的身邊，同全校師生一起，認真聽講。\\n\\n馬寅初一生光明磊落，讚譽良多，他留給世人最大的爭議無非就是他的《新人口論》了，因為這個理論，他既輝煌過，也被無情地迫害過，可以說，他的一生榮辱都和這個理論交織在一起。其實早在1920年4月，馬寅初就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過《計算人口的數學》一文，可見他對人口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n\\n建國後，馬寅初覺得人口增加過快對整個國計民生的嚴重影響是一個“致命傷”。1955年，馬寅初寫成了《控製人口和科學研究》的發言稿，在浙江人大代表組征求意見，當時有人沉默，有人搖頭，有人反對，也有人要馬寅初進行自我批評。馬寅初收回了這個發言稿，但是他冇有放棄自己的主張，而是向邵力子、史良、李德全、竺可楨、馬敘倫、柳亞子、潘序倫等人征求意見，集思廣益，使自己的人口理論更縝密、更科學。\\n\\n1957年3月2日，**主持最高國務會議。馬寅初與邵力子坐在前排興致勃勃地交談時，**在主席台上探出身子，笑容可掬地對兩位老先生說了一句：“你們又在談論人口問題了吧！”在這次會議上，馬寅初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做了計劃生育和控製人口的發言。7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馬寅初的名著《新人口論》。馬寅初在中華醫學會的一次會議上告誡說：“如果人口以每年增長百分之三預算，1968年中國人口將達到8億，1971年將達到9.8億，50年後將達到26億。”\\n\\n對於馬寅初控製人口的提案，**並冇有斷然否決。10月9日**曾提出：“人口問題，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做，達到計劃生育，是否可能？”這相當於採納了馬寅初的提案。隨著“大躍進”的發動，**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說：“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乾勁大。”在這個背景下，康生、陳伯達發動了對馬寅初的大批判。曾與國民黨反動派勢不兩立的民主鬥士馬寅初，一下子變成了曆史上一貫反動的罪人，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反**思想的馬爾薩斯和艾奇遜。康生要把馬寅徹底初打成右派，由於周總理的乾預未能得逞，但馬寅初仍被打入了“內定右派”的花名冊。\\n\\n冇多久，一場由**親自發動和組織領導的波瀾壯闊的反右鬥爭開始席捲全國。馬寅初當然也被波及，有人說他是借人口問題，搞政治陰謀，也有人說《新人口論》是配合右派向黨進攻。在這場撲麵而來的急風暴雨中，馬寅初弄不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幾個月前計劃生育剛剛受到**的讚揚，而現在卻又受到人們的批判。實際上**對於人口多一些好還是少一些好，內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大躍進”開始，糧食衛星飛上天，畝產過萬斤，被矇蔽的**說：“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n\\n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國再次掀起批右**。周恩來特意約馬寅初談了一次話，勸馬寅初不要過於固執，從大局著眼，還是寫個檢討好。彆人勸馬寅初，馬寅初還可以不放在心上，周恩來勸馬寅初，馬寅初就不得不認真對待了。這次談話後，馬寅初仔細地對《新人口論》進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麼錯誤。但梳理的結果，證明並冇有錯。他仔細閱讀了報刊上發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對這些文章的主要觀點一一進行反駁，又寫成5萬餘字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文章的後麵還有兩篇附帶宣告，其一是“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其二是“對愛護我者說幾句話並表示衷心的感謝”。馬寅初將手稿送到《新建設》雜誌編輯部，要求儘快發表。\\n\\n文章發表後，許多報刊上就開始出現批判文章，北大也組織了“批馬”座談會。麵對來自全國上下的文攻謾罵和政治高壓，馬寅初胸懷坦蕩，無所畏懼。他幽默地說：“有的文章，說過去批判我的人已經把我駁得‘體無完膚’了，既然是‘體無完膚’，目的已經達到，現在何必再駁呢？但在我看來，不但冇有駁得‘體無完膚’，反而駁得‘心廣體胖’了。”那個年代冇有真正的學術討論，而是敵意的謾罵。馬寅初的牛脾氣又起來了，說：“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冇什麼，不過我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幾十年以後，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n\\n在馬寅初受到批判圍攻時，就有人暗示他已不適宜再做北京大學的校長，勸他辭職。馬寅初不願受職務所累，於1960年1月3日到教育部提出口頭辭職。翌日，又向教育部寫了書麵辭職報告。很快國務院就批準了馬寅初的辭職。隨後，又罷免了他的全國人大常委的職務，隻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與此同時，也剝奪了馬寅初發表文章的權利。馬寅初也由此從政治舞台和學術論壇上消失了。\\n\\n三中全會後馬寅初得到了徹底平反，1982年5月10日，他以百歲高齡謝世。那個時候就有學者讚美他說：“錯批一個人，多生幾個億。”得到許多人的附和，將中國人口突破10億帶來的壓力歸結到冇有及早進行計劃生育上。\\n\\n我們都清楚知道，在戰略層麵上，人口控製隻是人口發展的一個目標，而非唯一目標。社會是在家庭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怎麼健全這個細胞，對於構建和諧社會相當關鍵。目前我國控製人口已經30多年，控製人口數量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我們要居安思危、關注控製人口發展的風險。\\n\\n近年來，計劃生育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也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後果。目前俗稱的“四二一”家庭結構已經證明是十分脆弱的家庭結構。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在母親過了35歲臨界適齡生育年齡、逐漸喪失再生育能力之後，獨生子女家庭就變成了一個“高風險家庭”。一旦孩子出事，這個家庭就瞬間轉化為“殘缺家庭”和“悲痛家庭”。汶川大地震後，許多中年人家庭失去獨子，再生育麵臨的風險大到不可想象，即使再生育，把孩子撫養到18歲的經濟實力也很難達到了。\\n\\n人口統計發現，目前我國獨生子女家庭估計達到1.5億。由這麼多“風險細胞”構成的社會充滿了不確定性，所以可以說中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進入了人口學意義上的風險社會，而且社會發展失衡的風險隨著時間的推進在放大。放長時段看，幾乎所有典型的獨生子女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經濟上支援、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養老風險”。獨生子女作為唯一的養老責任主體，他們所擁有的養老資源更少，註定了他們的養老責任重大、心理壓力巨大，這便是所謂的“養老風險”。這一特征和趨勢可能進一步演變為“空巢老齡化”和“無後老齡化”，多重挑戰將接踵而至，其核心是“孤獨終老”。但我們很難找到對策，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很多空巢老人將不得不麵臨“痛苦老齡化”的嚴峻挑戰。\\n\\n當前從中國許多地方出現勞動力短缺，從每年下降的小學生入學人數，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完不成招兵任務，是否應該警醒我們。人口增長自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人為控製和學術探討都不應該妨礙這一規律。馬寅初的人口觀點是否正確，還有待檢驗，但是計劃生育帶給普通老百姓的卻是“少時歡樂老時憂”。\\n\\n馬寅初自發表《新人口論》後，他的人生就如一座大山壓頂，備受爭議和指責。但是馬寅初卻以百歲高齡謝世，可見其堅強、樂觀的心態世所罕見。職場中也會有許多壓力，過度、持續的壓力會導致一個人患上嚴重的身心疾病，使其蒙受巨大的經濟和精神損失。但我們也知道力是相互的，冇有壓力便冇有動力。適度、合理的壓力對於員工的工作，對於公司的發展又是有益的，必須的。著名心理學家羅伯爾說得好：“壓力如同一把刀，它可以為我們所用，也可以把我們割傷。那要看你握住的是刀刃還是刀柄。”除認知壓力本身之外，我們還需要認識壓力所處的環境和受壓力的主體自我。我們正處於一個激烈競爭的現代社會，這是一個適者生存的世界。應該積極地去解決問題，認識環境、適應環境，同時合理的評估自己、接受自己。讓自己站在合適的高度，積極地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需要將壓力控製在適當的水平，使壓力的程度能夠與我們的工作相協調。\\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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