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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命運的顛沛中，很容易看出一個人的氣節。“英雄生死路，卻似壯遊時”，抽象的是氣節的昇華。中國文化經過世代培育、弘揚、傳承的氣節和信念，是數千年來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弱而複強、衰而複興的靈魂和脊梁。朱自清至死不食美援麪粉，堅持到生命的最終，這是一種高尚的、可貴的氣節。我們普通人隻要能做到在工作中堅守職業道德，在富貴榮華的誘惑下不動心誌，在狂風暴雨的襲擊時堅定信念，對世界、對人生抱有正確、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也是一種氣節。\\n\\n在彌留之際，朱自清（1898—1948）仍然以微弱的聲音再一次囑咐家人：“有件事要記住……我是在拒絕美國麪粉的檔案上簽過名的……我們家以後不要買國民黨配給的美國麪粉！”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患嚴重的胃潰瘍導致胃穿孔，不幸逝世，年僅50歲。臨終前，朱自清斷斷續續地說了這句話。朱自清在拒絕書上簽名前體重已下降到77.6斤，迫切需要營養和治療，但他仍舊拒絕這種“收買靈魂性質”的施捨，表現了一位中華民族優秀知識分子的尊嚴和氣節。為此，**在他《彆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稱讚他“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n\\n朱自清原名朱自華，1916年憑藉多年的苦讀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班。1917年，他又成功升入北大本科，主攻哲學專業。為了勉勵自己在困境中不喪誌、不灰心、保持清白，便取《楚辭·卜居》“寧廉潔正直以自清嚴”中“自清”二字，改名“朱自清”。朱自清學習哲學的同時還迷上了佛學書。當時佛經一類的書多在西城臥佛寺鷲峰寺一帶，他曾在一個陰沉的秋天下午到寺裡麵買了《因明入正理論疏》、《百法明門論疏》、《翻譯名義集》等書。通往寺廟的路上就朱自清一人，後來他在文章中回憶時還說：“這股傻勁回味起來頗有意思。”\\n\\n朱自清在校期間，恰逢新舊文化激烈交鋒時期，他積極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成為其中追求進步的學生之一。隨後他又參加北大學生為傳播新思想而組織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假期裡四處奔波。作為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詩人之一，朱自清於1919年底開始發表詩歌，出版了他的處女詩集《睡吧，小小的人》。他很快以清新明快的詩作，在詩壇上顯出自己的特色。朱自清參加新文學運動，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早期會員。此外，還參與發起新文學史上第一個詩歌團體“中國新詩社”和創辦第一個詩歌雜誌《詩》月刊等工作，支援由青年學生組成的湖畔詩社及晨光文學社的活動，為開拓新詩的道路付出了辛勤的勞動。\\n\\n1920年，是朱自清在大學最後一年。一次，他到琉璃廠去逛書店，在華洋書莊見到一部新版的《韋伯斯特大字典》，定價要14元。當時一個北大的學生，一個月的夥食費也就是3塊錢。朱自清手頭冇這麼多錢，可書又實在捨不得，思來想去，就把自己的一件皮大氅當了個書價，把那本《韋伯斯特大字典》抱了回來。這份毅力真是難得，現在的學生正好顛倒過來，把學習的錢用來吃喝玩樂。\\n\\n朱自清大學畢業後，先後在浙江、江蘇的多所中學任教。他在杭州第一師範教書時的情形，被他的學生魏金枝記下：他那時是矮矮胖胖的身體，方方正正的臉，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個平頂頭，完全像個鄉下土佬。講的是揚州官話，聽來不甚好懂，但從上講台起，便總不斷地講到下課為止。好像他在未上講台前，早已將一大堆話，背誦過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時間荒廢，所以總是結結巴巴地講。然而由於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預備好了的話，便不免在喉嚨裡擠住。於是他更加著急，每每弄得滿頭大汗 一到學生髮問，他就不免慌張起來，一麵紅臉，一麵急巴巴地作答，一直要到問題完全解決，才得平舒下來。\\n\\n另一個學生回憶道：他一手拿著講稿，一手拿著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麵講，一麵看講稿，一麵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朱自清講課時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麵上總是泛著紅。他講的大多援引彆人的意見，或是詳細地敘述一個新作家的思想與風格。他極少說他自己的意見；偶爾說及，也是一帶而過的，但說不上幾句，他就好像覺得自己已經越出了範圍，極不妥當，趕快打住。於是連連用他那疊起的白手帕抹汗珠。這一點倒是很合常理，在大庭廣眾之下講話，不鍛鍊幾個月，都是很緊張的。我們也可以看出，大師也是一步一個腳印成長起來的。\\n\\n1921年除夕，葉聖陶與朱自清兩個人聚在一起，兩個人交換著探討著文學，促膝長談，還點起兩支白蠟燭。隨後，朱自清寫了隻有三行的《除夕》：“除夜的兩支搖搖的白蠟燭光裡，我眼睜睜瞅著，1921年輕輕地踅過去了。”朱自清在江南一呆就是數年，這期間，朱自清寫了他的名篇《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n\\n1925年，朱自清被聘為清華大學中文係教授。朱自清在清華大學講課時，已經遊刃有餘了。他以認真嚴謹而著稱，上課時總是帶著一遝卡片，他要求學生按時交作業，並安排不定時的種類考試。朱自清對教學十分認真，他對學生作業格式有具體規定：作業本第一頁要空下來，把一學期作文題目依次寫下，並註明起訖頁數，以便查閱。\\n\\n來到北京後，睹物思人，朱自清寫下了他的散文名篇《背影》。通過樸素真切的語言，表現了父親的一片愛子之心和兒子對父親的感念之情。這篇散文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朱自清曾說：“我寫《背影》，就因為文中所引的父親的來信裡的那句話。當時讀了父親的信，真的淚如泉湧。我父親待我的許多好處，特彆是《背影》裡所敘的那一回，想起來跟在眼前一般無二。我這篇文隻是寫實……”\\n\\n大學校園的氛圍適合做學問，朱自清、浦江清等相約在每週三下午2至5時，在清華園中文係會議室，把《曆代詩話》和《曆代詩話續編》分人剪貼，另設總論及雜類，均按羅馬字母排列，半年後完成剪貼《詩話大係稿本》。朱自清治學上從不濫竽充數。有一次他應鄭振鐸邀請，一個晚上趕寫了一篇《論逼真與如畫》，其材料依據《佩文韻府》，因來不及檢查原書，就在文章後麵寫明是“抄《佩文韻府》”。鄭振鐸收到文章後，大受感動，非常敬佩朱自清的敬業精神，也佩服他的為人。朱自清寫作時，喜以筆尖沾紙，速度不快，往往要細心斟酌後才寫下，所以寫下後無需多加刪減，即成佳作。在清華大學時，他每天隻能寫500字，還反覆推敲文字；而現在一天能寫數萬字的教授比比皆是。治學嚴謹是那個時代教授們的普遍特征，有時為了一個字或者一句話都要查遍資料，苦苦思索。當今的教授很少有這種吃苦精神的，這也是現在缺少大師的重要原因。\\n\\n雖然朱自清做了大學教授，但是生活上並冇有富裕，依舊是緊衣縮食。有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彆冷，朱自清冇有多餘的錢縫製棉袍，便到街上去買了一件馬伕用的氈披風。這種披風有兩種，一種式樣較好且細毛柔軟，但價貴，朱自清買不起，便買了一種粗糙但便宜點的。這件氈披風即使窮學生也很少有穿的，由於太過顯眼，反倒成了教授生活清貧的標誌，以致後來多次出現在回憶朱自清文章中。這件披風白天為朱自清進城上課攔擋了風寒，晚間又鋪下當褥子，說起來頗叫人歎息。此時，再想想當年那件當出後無力贖回的皮大氅，更讓人感到朱自清癡迷於讀書的程度，也為他這樣的貧寒生活感到心酸。\\n\\n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中國處於一片黑暗之中。朱自清在欣賞荷塘月色的淡淡喜悅之中，夾雜著不滿黑暗現實但無法超脫的哀愁。這正是那個黑暗時代在作者心靈上的折射。懷著這種孤獨苦悶的心情，他寫下了《荷塘月色》。關於《荷塘月色》，還有一個鮮人知曉的故事。這篇散文裡有一句：“這時最熱鬨的，要數樹上的蟬聲和水裡的蛙聲”。後來有人寫信給他提意見，說蟬晚上是不叫的。朱自清隨後諮詢了好幾個人，大家都說是不叫的。他又請教昆蟲學家劉崇樂教授，劉教授抄了一段書給他看。上麵說蟬一般夜裡不叫，但也有叫的時候，該書的作者就親耳聽過月夜蟬鳴。但朱自清仍認為這也許隻是一種例外，所以非但冇有用專家所提供的材料去反駁對方，反而回信說：“以後再版，要刪掉月夜蟬聲那句子。”後來朱自清又不止一次聽到月夜蟬鳴，而那位提意見者又在一個刊物上公開發表文章，引經據典地強調自己的觀點。朱自清想給他寫信又無地址，隻好也寫了《關於“月夜蟬聲”》的短文，說明有時蟬確實是在夜裡叫的。\\n\\n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裡，朱自清隨清華大學南下，任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係主任，並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朱自清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對學生熱情鼓勵，但並不輕易稱許，往往為一個問題會與學生爭得不可開交。他曾風趣地對學生說：“你們不易說服我，我也不易說服你們，甚至我連我的太太也說不服，雖然民主的精神在於說服。”在西南大學這個環境中，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同學同同學，遇見了都是講某個雜誌上有某篇文章，看過了冇有？如都看過兩個人就討論起來，如一方冇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有什麼好處，建議對方去看。聯大的課堂氣氛也很好，朱自清的課堂就很輕鬆、活潑，常和學生互相開個小玩笑。\\n\\n抗戰勝利後，國內和平卻未實現。國民黨政府發動了內戰，並且采取鎮壓民主運動的恐怖政策。1946年7月，朱自清的好友李公樸、聞一多的先後遇害，這使他異常震動和悲憤。朱自清不顧個人安危，出席在成都舉行的李、聞慘案追悼大會，並報告聞一多生平事蹟，號召群眾為了實現民主繼續努力。10月，朱自清隨學校從四川回到北平。經過漫長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現實的教育和愛國民主運動的推動下，他的態度有了顯著的改變。他成為堅定的革命民主主義戰士，反對內戰，討厭國民黨。對**的看法也開始改變了。他曾在公開集會上朗誦解放區的詩歌。\\n\\n1948年7月，國民黨政府拚命地收刮國民財富，一時間，生活資料異常缺乏。法幣時時刻刻在貶值，買一包紙菸要幾萬塊錢。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漲，但法幣貶值更快，物價漲得更快，原來生活比較優越的教授們，此時也和廣大人民一樣難以生活下去。特彆是家中人口眾多的教授，生活更為困難。國民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彆是高等學校知識分子。於是便發了一種配購證，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美援的麪粉”。然而這個時候，美國政府又積極扶助日本，以便用日本來對抗**的威脅。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還對中國人民發出誣衊和侮辱的叫囂。一麵是嗟來之食，侮辱中國人民；另一麵是扶植日本，讓日本充當遏製中國革命程序的橋頭堡。\\n\\n北京的一些著名教授商量了一下，決定要揭穿國民黨政府的陰謀，抗議美國政府的侮辱，聯合發表一個公開宣告：為反對美國政府的扶日政策，為抗議美國總領事卡寶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的誣衊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捨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給與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麪粉，一致退還購物證，特此宣告！\\n\\n曆史學家吳晗親自負責這件事，他拿著稿子來找朱自清簽名。當時，朱自清的胃病已很重了，隻能吃很少的東西，多吃一點就要吐，且麵龐瘦削，說話聲音低沉。因為物價飛漲，他的薪水僅夠買三袋麪粉，全家十二口人吃都不夠，哪有錢去治病呢？他的日子過得比誰都困難。吳晗展開摺疊的大紙，隻見抬頭有一行醒目的大字：抗議美國扶日政策並拒絕領美援麪粉。朱自清隻著了一眼，便用顫抖的手拿起筆來，毫不遲疑地簽了他的名字。\\n\\n此前，在反對美國、反對國民黨的一些宣言、通電、宣告等的鬥爭中，總是能看到朱自清的簽名。這次，吳晗也曾找了另外一些大教授，都是平時比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數簽了名，但也碰過釘子。有個教授隻有3個孩子，但他的答覆很乾脆：“不！我還要活！”吳晗走後，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此事每月須損失六百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但餘決定簽名，因餘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已身做起。”\\n\\n在生命的最後期間，他依稀看到了勝利的曙光。正如他在《荷塘月色》中說的“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n\\n朱自清的散文，清澈雋永，他的氣節正如他的散文風格。眾所周知，他的言行體現的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忠誠，實屬難得。我們作為普通的社會一員，很少有機會展示這種忠誠，不過在職場的競爭法則當中，忠誠也是一個不可缺少的規則。麵對職場的明潮暗湧，想要在這個變幻莫測的職場裡求得生存和發展，我們就要懂得用忠誠的態度去對待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領導。一位有職場氣節的員工都應該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忠於自己的工作，對工作兢兢業業；忠於自己的領導，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忠誠是工作的需要，也是領導的需要，但更是自己的需要。我們必須忠誠才能立足於職場，忠誠不是一種純粹的付出，忠誠也會有回報，我們也會是忠誠的最大受益者。\\n\\n蔣夢麟笑說北大“功狗”\\n\\n萬物的和平在於秩序的平衡，秩序就是把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這個秩序是指一種公共的秩序，按一個民族的傳統思維排列的秩序，以及相伴的人生態度。我們常說尊老愛幼，就是這樣一種秩序，一種態度。如果排隊可以允許隨意加塞，那麼這個隊就排不成，排在後麵的人，永遠也到不了前麵，秩序也就冇有了。蔣夢麟在北大多年，對北大的功績還是可圈可點的，他最大的貢獻就是給予北大一種秩序。\\n\\n在北大52週年紀念大會上，傅斯年演講說，“蔣夢麟（1886－1964）的學問比不上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先生，但我辦事卻比胡適高明。”最後傅斯年笑著點評蔡、胡兩位校長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能力，真不敢恭維。”傅斯年走下來後，蔣夢麟笑著對他說：“孟真（傅字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說完，蔣夢麟拉著傅斯年的手笑著走開了，這真是妙不可言的比喻。\\n\\n蔣夢麟出生在浙江餘姚蔣村的一個小康之家。自幼在舊式家塾中啟蒙，為科舉考試做準備。不過，他的父親慧眼辨天下，覺得家塾的教育有點跟不上形勢了，就把他送到離村約40裡的紹興府，進了中西學堂。這一年蔣夢麟才11歲。蔣夢麟學習了自然科學知識和數學等科目，瞭解了西方國家先進的教育體係。蔣夢麟入學第二年的秋天，他遇到對他一生有重要影響的人——蔡元培。此時，蔡元培剛好辭去了翰林院編修的官職，回到故鄉紹興，應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學堂監督(相當於校長)，兩個人就這樣開始了師生緣分。蔣夢麟後來回憶初見蔡元培的場景：“一個秋月當空的晚上，在紹興中西學堂的花廳裡，佳賓會集，杯盤交錯。忽地有一位文質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風流、韶華三十餘的才子，在席間高舉了酒杯，大聲道：‘康有為，梁啟超，變法不徹底，哼！我！……’大家一陣大笑，掌聲如雨打芭蕉。”這個人就是蔡元培，這個形象一直在蔣夢麟的腦海中，幾十年後仍然曆曆在目。\\n\\n1905年9月，大清王朝已經走向末路，有著1300年曆史的科舉製度被廢除。此時蔣夢麟也看清了“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的趨勢，於是在1908年自費去了美國，先後在加州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主修教育，最後獲得博士學位。在美國留學的9年裡，蔣夢麟深刻體會到“對本國文化的瞭解愈深，對西方文化的瞭解愈易”。這種思想反映在他日後在北大的學科佈局。在哥大期間，蔣夢麟遇到一生的好友——胡適，他們都師從美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學家杜威。蔣夢麟與胡適私交甚篤，在後來蔣夢麟主政北大期間，胡適一直是他的重要合作者。\\n\\n蔣夢麟在北大的功業，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代蔡元培任校長開始的。蔡元培因“五四運動”而欲辭北大校長之職南下。北大陷於群龍無首之際，北大的校務委托胡適等人負責主持。胡適在內外夾攻中疲於應付，恰在此時，蔣夢麟作為蔡元培的助理來到北大解了圍。初上台的蔣夢麟很低調，也很謙虛。一次出席教職員會議時說，他隻是蔡先生派來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n\\n然而，就是這個“按印子”的人，從1919年到1926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且長期擔任總務長，實際主持校務工作，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自“五四運動”後有些被動的蔡元培，主張“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本著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構想，蔣夢麟具體實施著建立新的行政組織，其中評議會為北大首創。評議會會員由教授互選而產生，目的是讓教授有參與學校管理的機會。\\n\\n蔣夢麟代理北大校務期間，十分重視中西結合，文理貫通。要求入外文係者須有國文功底；入國文係者需有外文成績。把《科學概論》作為所有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理科各係則把國文作為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協助掌校期間他還落實了“選科製”改革——允許學生在規定範圍內自由選擇，修夠學分即可畢業，不拘年限。\\n\\n北大在此項改革上也可算是開“風氣之先”。後來，北洋政府頒佈新學製，明確規定大學采用這種製度。在這一點上，北洋政府對中國的大學教育的確是有貢獻的。“選課製”激發了學生們的學習熱情。“轉係很容易，寫申請書，係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級讀普通課，學分都承認，所以轉就比較容易。”一位當年的北大學生這樣回憶說。這種靈活的選科方式，對於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選擇終身的職業大有裨益。可惜在如今大學裡，學生想換個專業卻很難，而且還要繳納價格不菲的轉科費用。這也導致許多學生因為考大學時盲目地報了專業，結果在自己並不喜歡的專業裡學習數年，畢業後學無所用的現象。蔣夢麟的美國導師杜威倡導的教育理念強調個性的發展，這一點在蔣夢麟身上體現的淋漓儘致。北大新學製的製定，是杜威教育理論當年在中國廣泛傳播的直接影響之一。\\n\\n蔣夢麟接手北大時，學校財務十分困難。蔣夢麟曾在北京大學全體大會上說：“本校最困難的問題，是校款不能按期領到。因經費不按時來，實行預算甚為困難。移甲補乙，移乙補丙……去年有一個建築公司，我們欠他一筆钜款，屢次向我們來討，每天來一次。到了中秋節，我就逃到西山去，不敢見他們。”北大成立25週年紀念日時，北大學生籌備大慶，蔣夢麟因北大校方囊中羞澀，不得不寫信給學生潑冷水：“政府視教育如無物，經費積欠已九閱月餘，學校勢將破產。機關之日常生活，尚虞不給；教職員勉力維持，已久苦枵腹；慶祝事項，在在需款，將從何出？”\\n\\n由於經費拮據，學校經常拖欠教師的工資，為了養家，這些名教授們往往四處兼課，補貼家用。蔡元培曾經倡導的評議會，此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已成了借民主謀私利的地方。為了自己的“飯碗”穩定，評議會曾通過一個決議案，規定“辭退教授需經評議會通過”。這就相當於為自己不被辭退上了一道護身符。目睹了評議會建立、發展、蛻變的蔣夢麟對原有的教授評議體製做了調整。蔣夢麟曾這樣說：“我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所以，蔣夢麟在北大非常注意平衡各方麵的力量，決不給任何兩派聯合起來的機會，以保持公平、公正。\\n\\n最大的變化在於，把學術和事務劃分開來，強調層層分工，各司其職，校長的許可權有所增強。他明確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針。他曾經一手創辦的評議會被取消，改設校務會議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針對教授兼職過多的現象，他實行教授專任製度，提高專任教授待遇，規定在他校兼課者薪金較專任者少，兼課時數較多者，則改為講師。同時改變過去教授第二年續聘後無任期限製的辦法，規定新教授初聘訂約一年，續聘訂約二年。\\n\\n在這段時間，一批舊教授離開了北大，如著名史學家、時任北大曆史係主任的朱希祖，國文係教授林損、許之衡等被解聘。林損的被解聘當時鬨得沸沸揚揚，林損寫信大罵蔣夢麟和胡適，後來還把此事張揚到媒體，成為北大的一段“公案”。從“教授治校”到“校長治校”，再加上辭舊聘新，打破終身教授，蔣夢麟被一些北大教授批評為“門戶之見”，甚至“獨裁”。蔣夢麟重掌北大，確實是把校長的權力用得淋漓儘致，但他受過西方民主訓練，骨子裡有民主意識。正是這原因，雖然是校長治校，但冇有走向校長獨裁，他建立的是一個有效率的行政體製。\\n\\n蔣夢麟公事公辦，不徇私情，私下裡卻十分風趣幽默，而且很謙虛。初到北大時因為與陳獨秀脾氣極相投，兩個人走動的很頻繁。蔣夢麟常對陳獨秀說：“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相同的習慣，在參加筵席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我們總愛把冷盤或第一、二道菜儘量地吃，等到好菜來時，我們吃飽了，所以大家說笑話，稱我們這兩個急性子‘同病相憐’。”\\n\\n蔣夢麟是秀才，陳獨秀也是秀才。清朝時秀纔有兩種，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後來八股廢掉了，改考策論，這一種便稱為策論秀才。這種秀才已經有幾分洋氣了，冇有八股秀才值錢。有一次陳獨秀問蔣夢麟：“唉！你這個秀纔是什麼秀才？”\\n\\n“我這個秀纔是策論秀才。”蔣夢麟老實的回答。陳獨秀說：“那你這個秀纔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蔣就向陳作了一個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先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n\\n在蔣夢麟的努力下，蔡元培提倡的“學術自由、相容幷包”之風在北大得以傳承併發揚光大。1930年，蔣夢麟受蔣介石之聘，再次回到北大擔任校長。經過軍閥連年混戰的摧殘，此時的北大已經是一個“爛攤子”。在他的努力下，北大又漸漸恢複了昔日的神采。北大的新氣象出來了，建了新圖書館，新宿舍。在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經費支援下，蔣夢麟得以聘請最好的教授。蔣夢麟一貫不主張學生參加政治運動，認為這是“中國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來負責任的必然結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力”。在蔣夢麟擔任校長的7年裡，北大隻發生過一次值得記載的學生運動。蔣夢麟和他的團隊牢牢把握著北大的航向，為後來的西南聯大，為後來的北大輝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n\\n“九一八”事變後，日寇步步進逼，向長城以內推進，佔領了河北北部，成立偽“自治政府”，並鼓吹推行華北“自治”。在這一緊急關頭，北大教授聯名發表宣言，誓死反對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北大校長蔣夢麟也是簽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軍要蔣夢麟去軍部“談談”，他雖深知其中的危險，但毅然獨自前往日本兵營。蔣夢麟在回憶錄《西潮》中以生動的筆觸記下了這樣一番對話：“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裡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蔣夢麟單刀赴會，能夠如此從容，如此坦然，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臨難毋苟免”。他做到了。這就是北大校長的尊嚴。現在的許多學者，尤其是大學教授，與其空談民族“尊嚴”這個詞彙，不如多看看他們的前輩在危難時的表現吧，看看他們在生死攸關的強權麵前作出的選擇。從這些經曆中，我們不難看到，任何尊嚴，都離不開有血有肉的獨特的個體生命。一個由許許多多這樣的個體所構造的民族自然也是有尊嚴的。\\n\\n1938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集體南移，遷入昆明，正式改名為西南聯大，蔣夢麟以北大校長身份任西南聯大常委。三校合併之初在人員配置，科係設定上也有摩擦。最初較嚴重的是北大和清華之間的摩擦，凡是遇到與清華爭利益時，蔣夢麟總是選擇退讓。蔣夢麟在西南聯大時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蔣夢麟的不爭，更多的是因為知識分子的顧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n\\n蔣夢麟在聯大的無為，最終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滿，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他最後被排擠出北大。1944年，北大內部開始了一場“倒蔣舉胡”的風潮，蔣夢麟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蔣”的一分子，他們希望請尚在美國的胡適回來當校長。因為此時蔣夢麟兼任了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這違背了《大學組織法》中大學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官員的規定。不久，蔣夢麟正式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退出西南聯大。\\n\\n蔣夢麟無論是在20世紀20年代代理北大校長，當北大總務長，還是30年代正式就任北大校長，其實都冇有過上幾天安穩日子。20年代北大在北洋政府**的政治漩渦中掙紮，學潮、欠薪、政府對教育的乾涉等，都要北大校長出頭去應對協調。多數情況下，矛盾雙方形似水火，鬥爭尖銳激烈。30年代初期的北大，更是經過張作霖奉係軍閥和南京政府反覆折騰過的爛攤子，蔣夢麟臨亂受命，勉力恢複，實在是功不可冇。也可以這樣說，冇有蔣夢麟的力挽狂瀾，北大說不定早已淪為二流學校了。\\n\\n蔣夢麟給予了北大一種秩序，隨著時間的推移，秩序變成了製度，製度又演變成傳統，傳統又演變成一種精神力量。同樣道理，秩序會使我們每天頭腦清醒，心情舒暢，形成自己特有的風格和魅力。秩序是可以突破的，也是可以重新組建的。我們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任，我們的個性很多時候要向職場的自由和製度做妥協，這種妥協並不是壞事，是我們開始適應集體的秩序。我們每天下班前整理好辦公桌，定期清理電腦中的檔案和電子郵件都是必要的。光是看見桌上堆滿了報告、備忘錄和要回的客戶電話就已足以讓我們產生混亂、緊張和憂慮的情緒。給自己建立一套職場秩序，我們事業的成功與否也與秩序有直接關係。一個個從容的工作日，就決定了我們的工作效率和職業前景。\\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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