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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大學之所以飽受詬病、重疾纏身，是由於痛徹的道德淪喪。古今中外，大學之所以被形容為象牙塔，主要是因為這裡是全社會思想的先導，理想的源泉。管理大學的力量往往是超越金錢、地位的人文精神，普世價值。越是在劇烈體製轉軌時期，越是市場經濟發展，社會物慾橫流，大學更應該替全社會恪守道德和學術的底線。蔡元培先生很早以前就告誡我們這個國家：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n\\n1917年1月4日，古老厚重的北京城，依然是一副清朝遺老遺少的麵目，雖然已經是民國了，傳統的官威還是無處不在。一輛四輪馬車緩緩駛進北京大學的校門，清脆的馬蹄聲響徹校園。按照北大傳統，兩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兩側，向這位剛剛被任命的北大“大當家的”鞠躬致敬。蔡元培（1868－1940）看到了兩邊肅立的工友，他沉穩地走下馬車，摘下禮帽，向這些雜工們鞠躬回禮。在場的人都驚呆了，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過的事情。從京師大學堂沿襲下來的北大是一所等級森嚴的官辦大學，校長是內閣大臣的待遇，從來就不把工友放在眼裡。今天的新校長怎麼了？\\n\\n從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短短5年間，北大走馬燈似地換了四任校長：嚴複、章士釗、何燏時、胡仁源。他們都是民國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儘管使儘了渾身解數，可就是當不好這樣一個脫胎於舊體製的大學校長，難有作為。曆史的重任最終交到了蔡元培的手上。北大的新生由此細節開始，就知道這位新校長將會給他們帶來意想不到的舉措。蔡元培也希望通過這一行為開風氣之先，使得這所聲名狼藉的國立大學煥發生機。此後，他每天進學校時，都要向站在大門旁邊的工友們鞠躬致敬。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習慣。他的這一行為，是對北大官氣的一個反撥，是教育北大同仁如何做人、做事的一麵旗幟。\\n\\n北大當時的名聲十分糟糕，是著名的“官僚養老院”。老氣橫秋的學生無意學習，不思進取的教授也無心教學。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前，北大的學生也並不是後來“五四”運動中意氣風發的俊男靚女，多數是一些身穿長袍馬褂，留著鬍鬚的舉人、秀才之類，暮氣沉沉；有些人上學甚至帶著仆役，彼此不稱同學而稱“先生”、“老爺”。許多教授還是北京城著名的煙花柳巷“八大衚衕”的常客。如果不是偶爾欠薪，北大教授們的業餘生活還是很愜意的。當時哪個北大教授如果不知道京劇“四大名旦”是誰，就如同現在不知道周傑倫、冇聽過神曲“忐忑”一樣，一定會被人嘲笑為不入流的“鄉巴佬”。\\n\\n為了扭轉頹廢奢靡的校風，蔡元培成立了“進德會”。該會的會員分甲、乙、丙三種：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姨太太；乙種會員除了甲種會員的要求之外，還不能做政府的官員，也不能做議員；丙種會員要求最為嚴格，除了要達到甲、乙兩種會員的要求之外，還不能吸菸、不能喝酒、不能吃肉。在他的號召下，許多教授紛紛加入“進德會”。\\n\\n蔡元培深知，要改變學風，首先需從整頓教師隊伍入手。學生不喜歡聽課、不愛好學術，教師自然難辭其咎。蔡元培先是三顧茅廬，請來《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當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遷至北京。之後他又聘胡適為北大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學門主任，這兩人後來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後來蔡元培又相繼聘請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到北大執教。這些人加上北大原有的革新派沈尹默等，圍繞在陳獨秀和《新青年》的周圍，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便勢在必然了。\\n\\n此外，還有章士釗、李四光、梁漱溟等名家，這些教授各有專長，北大一時間成為學術交流的中心。與此同時，蔡元培還留聘、新聘了一批學術造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比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崔適等，又以他們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營壘。這些閃耀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上空的巨星們，齊集北大。以這兩大陣營為主，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n\\n一時間，北大兵強馬壯，學校麵貌煥然一新。據1917年底的統計，當時北大教員平均年齡僅30多歲，是一個充滿活力，正值學術研究旺盛期的隊伍。大師們在北大迸發出了驚人的生命力，他們頑強地守護著中華文明的心脈，並且用各種或激進或固執的手段，嘗試著為這個衰亡的文明走出一條生存的道路。即便是陳獨秀這樣最初是要將這個世界徹底革命的先驅，骨子裡也無法割捨對於這個養育自己的中華文明的深深依戀。本科學生的平均年齡為24歲，這樣的年齡正是思想最為活躍的階段，其中不乏後來成為一代名家的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馮友蘭等。正是有了這批教授與學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火才能熊熊燃燒；正是這批教授和學生，日後成為了中國文化的脊梁。而將這些人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正是蔡元培所獨有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教育思想。\\n\\n北大從頹唐萎靡之中一下子變得生機勃勃。通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北大的文化學術、道德文章、革命精神，一時成為全國教育之楷模、文化之領袖，成為全國高等教育的精神代表。蔡元培自1917年進入北大至1927年底脫離北大，共有10年多的時間。這10年是北大曆史上生機勃勃、輝煌燦爛的10年。蔡元培的名字同北京大學緊緊聯絡在一起。他的思想、精神和業績都深深嵌入了北大的曆史，當然還有中國的教育史和現代史。蔡元培辦北大，將北大作為自己的孩子來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個輝煌的文化理想。從此，北大與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聯絡在一起。\\n\\n蔡元培在學問上雖不是一個專家，卻是一位通儒，他在文學、史學、倫理學、美學、政治學、教育學及至科學技術等方麵，都有著很深的造詣，是一個多維度的思想家。正是這種淵博的學識，使他能夠領袖群倫，相容幷包，開一代學風。文人是最難征服的。蔡元培能請來新舊兩派的領軍人物到北大任教，同時接受他的領導，首要條件就是在學術上能夠獲得他們的認可。再次，就是蔡元培先生的人品和為人處世風格讓眾人心服口服。\\n\\n有一次，北大名流歡聚一堂，錢玄同冒失地問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時正風行黃山穀字型的緣故吧!”黃山穀即北宋文學家和書法家黃庭堅，他的字型不循常軌，個性飛揚，如亂石穿空，以剛勁奇崛著稱。蔡元培的急中生智既見出他的涵養，也見出他的幽默，滿座聞之，皆忍俊不禁。\\n\\n蔡元培在北大初期，正是北大學生運動從萌芽向輝煌邁進的時期。實際上蔡元培本人並不支援學生運動。一名叫曹建的北大學生對“五四”運動時蔡元培的言行有生動的回憶：學生被捕之後，大家聚集在三院禮堂裡，束手無策。忽然聽見腳步聲從外麵傳來，眾人仰首張望，原來是蔡元培校長。一群學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責，另一些學生則歡呼，有的甚至放聲大哭。先生從容走上講台，怡言溫詞地對大家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還冇有說完，全場呼聲雷動。先生接著說：“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儘力營救學生之責。關於善後處理事宜也由我辦理，隻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從明天起照常上課”。\\n\\n蔡元培非常珍惜北大已經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心痛不幸入獄的學生。從“五四”運動一開始，他對過度參與政治活動傷害學術研究和大學的獨立性都有清醒的認識。雖然他倡導“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辦學方針，但是這些都應限製在學校內，而不是走上街頭。究其根源，這一顧慮乃是中西合璧的產物——既是對西方辦學經驗的汲取，也是對中國傳統儒家優良教育傳統的繼承。蔡元培曾三次留學德國，並在洪堡大學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所以深受德國大學精神的影響。蔡元培理想的大學是擁有獨立地位的、追求純粹學問的一個思想與知識的生產、交流和傳播的機構。蔡元培力圖引進德國的教育理念，糾正中國自古以來就根深蒂固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教育模式。\\n\\n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若講獨立性與自信心，中國學界不但冇有進步，還在倒退。今天的中國大學，正亦步亦趨地複製美國大學的模樣。舉個例子，幾乎所有中國大學都在獎勵用英文發表論文，理科迷信SCI（被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收錄刊登的理工科論文），文科推崇SSCI（被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收錄刊登的社會科學論文）或A&HCI（在美國收錄刊登藝術與人文科學類論文）；聘任教授時，格外看好歐美名牌大學出身的；至於教育行政官員，更是開口哈佛，閉口耶魯。我們呐喊著和世界高等教育接軌，但是我們大學的研發能力卻降至了最低點。\\n\\n蔡元培的夢想在北大隻是得到了部分的實現，但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在他捧起的雙手中慢慢成形了。事實上，北大確實在蔡元培的帶領下，形成了平等、自由的氛圍。\\n\\n幾年後，蔡元培離開了北大遠赴美國考察。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為他開了一個歡迎會，會場設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大教室內，到會的人很多，座無虛席。蔡元培一進會場的門，在座的人呼地一聲都站起來了，他們的動作是那樣的整齊，好像是聽到一聲口令。其實並冇有什麼口令，每個人都懷著自發的敬仰之心，不約而同地一起站起來了。現在的大中小學組織學生歡迎領導來視察，而且事前都要排練，冇有任何教育意義，隻是培養弄虛作假的接班人。蔡先生在歡迎會上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術，能點石成金。這個朋友對這個人說：我能點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點給你。這個人說：我不要金子，我隻要你那根手指頭。全場鬨然大笑。蔡先生接著說：“諸位同學到國外留學，學一門專門知識，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個手指頭，那就是科學方法。你們掌握了科學方法，將來回國後，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可以對中國做出貢獻。”蔡先生誠懇的態度和風趣的言語，使幾百個到會的人都受益匪淺。\\n\\n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上海淪陷，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中央研究院也遷往內地。蔡元培因不願隨蔣介石去重慶，改從上海赴香港，再轉赴昆明落腳，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務。但是到達香港之前，蔡元培受了風寒，得了一場傷寒病。已經近70歲的老人，麵對前麵的長途跋涉，十分擔心能否安全到達昆明。無奈之下，隻好先滯留香港，全家在九龍柯士甸道156號租房居住。\\n\\n蔡元培在港期間很少跨出大門，除了讀書閱報之外，絕無其他消遣。香港住宅，又很狹窄，三四個房間，便成為他日常活動的小天地，生活的枯燥，是可以想像的。在枯燥、清貧、寂寞中，蔡元培的生命漸漸地走到了儘頭，這盞光照中國教育界、思想界的明燈即將熄滅。\\n\\n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後到浴室去時，在浴室門邊，忽然感到一陣頭暈，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鮮血。家人和特約醫師連忙將他送到養和醫院去診治，由於輸血裝置都在香港大學，又將蔡元培緊急轉移到香港大學。輸血的過程中，蔡元培已經陷入昏迷狀態。輸完之後，他的手足開始緩緩活動，兩片嘴唇也微微翕動，像要開口說話，大家都很驚喜。輸血後回到養和醫院，已是淩晨以後，約至4點多鐘，蔡元培的呼吸開始顯得很費力。6時左右，已經極為微弱。7點左右，病房裡的陽光越來越充足，隨著光影的移動，“北大之父”的氣息卻越來越微弱。9時過後，蔡元培吐出了最後一口微弱的氣息，永遠的離開了人世。\\n\\n訊息傳出，西南大學全體師生無不悲痛欲絕，留守北大的師生也佇立默哀。時至今日，提到北大的曆任校長，蔡元培仍是我們最熟悉的名字。\\n\\n如果冇有蔡元培，就冇有今日的北大。蔡元培先生的領導力有目共睹，當我們細細發掘他在北大的言行，體感身受的卻是他的質樸和個人魅力。在全球範圍內，人們對領導力的需求遠遠超過了它的供應能力。如今，“強有力的領導”往往被看作機構成長、變革和再生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遺憾的是，領導力註定是短缺資源。正因為這種短缺，使許多公司、企業、團體、組織，甚至國家都難以適應當今全球競爭加劇的時代。中國是缺乏領導力人才比例最高的國家，中國有一半以上的部門和企業認為，他們冇有合適的人可以培養成接班人。其實這些都是藉口，根本原因在於這些組織的現有領導人隻注重短期效益，而對長期效益的獲得規劃不足，而領導力的培養是注重長期效益的。在短期效益的壓力下，這些部門自然把培養具有領導力的人才放在第二位。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了培育機製和程式，也會流於形式。如果我們胸有大誌，就應該注意培養和鍛鍊自己的領導才能，不要急於求成，隻要準備充分，機遇自然會來到。\\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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