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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為一時的成敗得失而影響整個人生旅程，更不要因為出身草根階層來限製自己的成就，須知出身貧困不見得終生潦倒，出身富貴也不見得一生榮華。對於缺乏進取心和責任心的人來說，除了他們自己，所有的人、所有的環境以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是不幸和失敗降臨的理由，隻不過，這些理由除了迷惑他們自己，冇有人會真正相信。劉半農的起點和普通人冇什麼兩樣，甚至還要落後一些，但是他在中途發力，超過了同僚，也超越了諸多前輩。\\n\\n在“五四運動”以前，漢字中的“他”本無性彆之分，因此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或自行創作文學作品，均感不便。新文化運動剛興起時，人們以“伊”字作為女性的“他”，如魯迅早期小說《阿Q正傳》、《祝福》等，均用“伊”字來代替女性的“他”。然而，“他”與“伊”為截然不同的兩個字，用起來仍有不少麻煩。劉半農考慮及此，反覆琢磨，乃首創“她”字以作女性之“他”。後來得到社會認可，廣而用之，“她”字到處通行，並載入了字典。“她”字意義非同小可，因為它不僅對於白話文的推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也讓中國的女性在文字上有了一個專有的位置。\\n\\n劉半農（1891年－1934年）是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之一。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法科預科教授，並參與《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1920年後出國留學，在他創作的一首題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詩中第一次公開使用“她”字。這首詩很快便被同在倫敦留學的趙元任譜成歌曲，隨後在國內傳唱開來，流行至今。有人說，《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一首寫給女友的情歌。但更多的人認為，“她”字在這裡代表的是中國，這首詩應該是劉半農在異國他鄉思念祖國的心聲。\\n\\n1905年，14歲的劉半農從翰墨林小學畢業，以江陰考生第—名的成績考取由八縣聯辦的常州府中學堂。同期錄取的還有後來蜚聲海內外的國學大師錢穆。劉半農天資聰穎，每次考試各科成績平均都在90分以上，被遠近聞名的史學家屠敬山破例將他收為弟子。就在大家“羨慕嫉妒恨”的時候，相隔一個月，知府到學堂視察，臨時出了一道命題作文，結果劉半農又以第一名的成績再奪花魁。劉半農一時聲名大噪，這一次所有的同學都對他心服口服。錢穆晚年回憶說：“不三月，壽彭（劉半農彆名）連中三元，同學爭以一識劉壽彭為榮。”就這樣，劉半農“才子”的名聲一下子傳開了。\\n\\n1910年6月，在畢業的前一年，出於對學校保守的教育體製的不滿和失望，劉半農做出了—個驚世駭俗的決定，放棄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從學校退學。劉半農的退學在學校和家鄉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老師力勸，父親大為震驚，家鄉人也議論紛紛。這種魄力不是一般人所有，我們可以理解為不浪費青春時光。相比之下，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走考大學之路，隻為混一個文憑就顯得我輩膚淺之極了。\\n\\n劉半農冇曾想，自己的退學之舉竟然引起如此軒然大波，便決定離開家鄉到外地發展。1912年，劉半農前往上海謀生，經朋友介紹，在時事新報和中華書局謀到了一份編輯工作，並在業餘時間發表譯作和小說。為了迎合讀者口味，他給自己起了幾個豔俗的名字，如半儂、寒星、範瑞奴等，而用的最多的筆名就是半儂。由於國文功底好，悟性高，再加上勤奮和才情，劉半農很快成為上海灘文壇上一個十分活躍的小說新秀，擁有了—批讀者。5年時間發表了40多篇內容包括言情、警世、偵探、滑稽、社會等等有閒階級閱讀的消遣小說，如《失魂藥》、《最後之跳舞》等等。經過幾年奮鬥，劉半農在上海灘基本站穩了腳跟，被人稱為“江陰才子”、“文壇魁首”，他已經可以靠著每月幾十元的稿費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劉半農終於用一支筆為自己闖出了一片新天地，他的名氣直線上升。\\n\\n1917年夏，劉半農從上海返回江陰，一方麵在家中賦閒，一方麵思考著自己未來的人生道路。由於離開了上海，無法及時供稿，他就冇有了固定收入，隻好靠變賣家中物品度日。大文人的麵子短，不願和父母伸手要錢，經常窮得揭不開鍋，妻子不得不經常到孃家去借貸。這段時間幾乎要將劉半農折磨瘋了，在鄉親們的白眼中度日如年。\\n\\n就在一家人貧困潦倒的時候，劉半農忽然接到了一封來自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寄來的聘書，聘請他擔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教授。一個連中學都冇有畢業的人突然接到全國最高學府的聘書，不僅妻子難以相信，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開始劉半農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想了半天纔想到在上海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一次難忘的會麵，現在看來一切都是那次會麵時的結果。事實正是如此，那次會麵陳獨秀慧眼識珠，不僅看出劉半農身上的銳氣，更看出他是一個可造之才，於是向不拘一格選人才的蔡元培先生作了大力推薦。就這樣，一個連中學都未畢業的劉半農實現了鯉魚躍龍門，跳入了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n\\n英雄不問出處，是那個時代老北大最顯著的特征，隻要你有才華，就可以出人頭地。不是我們身邊冇有千裡馬，而是我們缺少伯樂的眼光和對人才提出的附加條件太苛刻。現在乾什麼都看文憑，不注重能力。前些日子某地的城管部門招聘，要求碩士學位，他們給出的解釋是學位高的人服務態度好。這個解釋真是令人無言以對，不是說城管部門不需要高學曆的人，但是這個崗位的含金量也不至於非得要求碩士學位吧？\\n\\n在北大，劉半農結識了錢玄同、周作人、胡適等人，他為北大的學術氛圍欣喜萬分，也為新認識的各路名人滿懷知己之心。在北大圈子中，劉半農、周作人、錢玄同最為友好，是終生不渝的朋友。三人性格很是不同：錢玄同是有名的急性子，劉半農則活潑天真，周作人平和，但性格並不是他們友誼的障礙，因為他們所認同的人生態度和思想文化境界早已把他們緊緊地聯絡在一起了，隻不過表達的方式不同罷了。三人是無所不談的老友，又各有千秋，無論他們的談話或是書信往來，總是莊諧雜出，令人捧腹。\\n\\n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進入北大後劉半農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醉心於通俗小說創作的劉半農在《新青年》雜誌上看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大受震動，決定與舊文學決裂，投向新文學。1918起，劉半農開始向《新青年》雜誌投稿，表達自己文學改革的願望。署名時斟酌再三，覺得自己以前用那種香豔媚俗的筆名“半儂”十分可恥，毅然去掉了偏旁，以示與過去決裂，從此“半農”成了他正式的名字。\\n\\n僅在《新青年》雜誌上寫寫文章，劉半農覺得還不過癮，他希望與複古派守舊派來一次徹底的正麵交鋒，給他們迎頭痛擊。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好友錢玄同，提議兩人合演一曲對攻戲。一個作為頑固的複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舊者——“王敬軒”發起進攻，另一個作為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記者身份對他進行逐一駁斥。用這種對攻的形式把正反兩個陣營的觀點都亮出來，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一開始錢玄同覺得主意雖不錯，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願參加。但劉半農堅持說，非常時期隻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達到目的。經他反覆動員，最後錢玄同才同意與他一起出演對攻戲。\\n\\n這一場“對攻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醜算是出儘，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他導演的這出對攻戲已經成為現代文學史上點睛之筆。\\n\\n劉半農在北大文章縱橫，自知根基淺，所以十分勤奮，但在北大這個學院派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像他這樣一個連中學都冇有畢業的大學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視為“土包子”，對他能否勝任教學和編輯工作常常表示懷疑。—次在《新青年》編委組成人選上，胡適就直接提到了人選的學曆問題，這對劉半農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同時，劉半農在上海灘染上的才子氣，包括穿衣舉止等也遭到一些人的嘲笑。\\n\\n彆人的冷眼是最好的激勵，劉半農全身心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在蔡元培的支援下，劉半農考上了公費赴英留學的資格。1920年2月7日，劉半農攜夫人和女兒自上海啟程，乘坐日本貨輪“貿茂丸”赴英留學。當時倫敦正值一戰後，島國的生產力不足，因此生活費昂貴，僅靠劉半農一個人的留學費日子過得十分拮據。在給友人信中，劉半農這樣寫道：“我近來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鬨的是斷炊!……留學費也欠了數月不發……我身間有幾個錢，便買隻麪包吃吃，冇了便算。”一戰後的歐洲通貨膨脹嚴重，貨幣不停地貶值，那點可憐的公費到留學生手上，早就嚴重縮水。每天，劉半農帶著大女兒在菜市場上講價還價，就為了多買點食物回來。雖然生活上一貧如洗，但是劉半農冇有放棄學業，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功課上。\\n\\n就在這段時間，劉半農發明瞭“它”和“她”這兩個常用字。對於語音的摸索和實驗，他也積極地嘗試。事實上，在這方麵，他的研究卓有成效，在法國的時候，他就經巴黎大學語音學院院長提名，成為巴黎語音學會會員，他的博士論文《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伏爾內語言學專獎”，是由《法國最高文藝學院公報》宣佈的。劉半農在巴黎學習期間，還利用業餘時間抄錄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所獲的敦煌文獻104件，輯成中國敦煌學發展史上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敦煌掇瑣》，回國後正式出版。看到中國的文物在異國收藏，劉半農內心十分氣憤，這是**裸的文化掠奪，雖然披著保護文化的外衣，但是這種行為是不可原諒的。\\n\\n1925年初，劉半農從法國學成歸國，在到達上海前夕，從輪船上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他說：“若說我們中國人野蠻不開化，在這不能儲存古物的一點上，卻正可以當之而無愧！離巴黎前得兼士（沈兼士）來信，說有個美國人要到新疆開掘古物，北大派陳萬裡先生同去。當真！這已是中國學術界中破天荒的一件事了。但試問新疆是中國的土地，美國人豈能自由開掘！若換作美國土地上有什麼一宗古物發現了，我們中國人能不能去開掘？”劉半農雖然不清楚北京大學派陳萬裡參加考察隊的內情，但他在信中說的話已反映出他堅決反對外國人到中國西北考古的態度。\\n\\n劉半農抵達北京，受到北大師生的熱烈歡迎。在蔡元培的關心支援下，北大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語音實驗室。劉半農製訂了一個宏大的計劃，決定完成一部《四聲新譜》、一部《中國大字典》和一部《中國方言地圖》。在編著這些書的同時，劉半農深感中國傳統文化的丟失和湮冇甚為可惜，尤其是許多外國人到中國進行文化考古，將無數書籍和古物走私出境。劉半農一再號召政府實行有力的文化保護，特彆是對西北文物的保護。\\n\\n1926年底，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來華與北京政府協商，想獲準去中國西北進行他的第5次中亞考察。劉半農等人聞訊後，立即組織起來，聯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京十餘機構，於1927年春建立“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以儲存國境內所有之材料為主旨，以古物、古蹟、美術品及其他科學上之重要及罕有材料為範圍。”從劉半農回國後的10年間，他和國內其他教授合力阻止了多起名為考察隊，實為掠奪的外國文物販子。\\n\\n對於那些真正考古的外國學者，劉半農還是非常尊敬的。斯文·赫定是第一位同意與中國學術界合作的西方探險家，並且在合作過程中平等對待中國科學家，最終贏得了劉半農和整箇中國學術界對他的諒解，雙方的關係逐漸由相互敵視轉為相互尊敬。而劉半農的死，竟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他對斯文·赫定的尊敬。\\n\\n1935年2月19日是斯文·赫定的70大壽，瑞典皇家地理學會計劃出版紀念文集，向劉半農約稿。劉半農出於對斯文·赫定的尊敬，就開始著手寫祝壽文章。他決定再寫一篇有關北平、綏遠沿線方言聲調的論文，為斯文·赫定祝壽。為了寫這篇文章，劉半農於1934年6月19日攜白滌洲等助手離開北平，前往內蒙古等地實地調查方言音調和聲調。但在考察途中，劉半農遭到昆蟲的叮咬，不幸傳染上致命的迴歸熱。他於1934年7月10日抱病提前返回北平，卻被庸醫誤診。7月14日才入北平協和醫院，當日下午便與世長辭，年僅43歲，葬於北平西郊香山玉皇頂南崗。\\n\\n劉半農進入北大教書後，冇有固步自封，靠吃老本過日子，而是刻苦學習，不斷充實自己的知識體係，最終學貫中西，成為一代名家。他不斷進取的精神和行動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啟迪，那就是在職場上要奮勇爭先。但是，有許多職場新人總是這麼認為，自己從學校畢業了，不再參加各種令人苦惱的考試和測驗了，日子可以過得瀟灑一點，至於學習，己經是可有可無的了。其實，這種想法是非常錯誤和危險的。現代職場不允許我們安於現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進入職場就是進入了戰場，在這裡，隻能贏，不許輸。所以，為了提高自己的生存率，必須不懈地學習，爭取成為最後的贏家。現代職場，隻有起點冇有終點。如果我們不及時更新自己的“頁麵”，就會被彆人無情淘汰，這就是現代職場的“進化論”。我們一旦進入了職場，就如同啟動了永遠不會停歇的“永動機”，必須奮鬥不止……\\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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