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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所謂的“古”，是指以前的曆史文化形態及其社會製度；所謂的“今”，則指人們當今生活的現實社會。儒家思想的古今觀表達了對於社會曆史發展變遷的深刻認識。幾千年來，封建統治者試圖通過對曆史與現狀、理想與現實、繼承與變革之間的闡述，來揭示社會曆史發展的動因與方向。因而，通古今之變是儒學思想家揭示曆史、批判現實、規範未來的基本原則。範文瀾提出的厚今薄古觀點，在他的曆史著作中體現的淋漓儘致。當然，這種編寫思路也和大的環境有關，厚今是重要的，但是古代的東西也未必見得都丟掉。\\n\\n1940年1月，範文瀾（1893—1969）帶了30多箱書籍，從河南抗日根據地風塵仆仆來到延安，主持中央馬列學院曆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一職。很快，喜好研究曆史的**就和他熟悉了，兩個人經常見麵，暢談中國的曆史。\\n\\n範文瀾與**一樣，也是瘦瘦高高的個子，穿著打著補丁的衣服。範文瀾戴著深度的近視眼鏡，兩人每次交談，他都很認真地傾聽**的意見。有一次，**提出根據地軍政乾部學習資料不足，希望他組織研究室人員編寫一部供乾部學習用的通俗中國曆史讀本，字數要求在15萬字左右。範文瀾回去後即作了佈置，這就是《中國通史簡編》的編撰起因。而參考資料，就是他帶來的30多箱書籍。\\n\\n隨後，範文瀾擬了編寫提綱，並就體例問題請示**。**向他再三強調，寫中國曆史要“夾敘夾議”。範文瀾稍一做整理，就深感篇幅有限，於是向**建議說增加到25萬字吧。寫寫又不行，中國幾千年的曆史濃縮成25萬字確實有難度，於是又要求增加到45萬字。後來**乾脆說，你們寫吧，能寫多少就寫多少。這樣一來，範文瀾的編寫餘地就大了，思路也廣闊了，就這樣，這套钜著就誕生了。如果當時讓範文瀾順手編寫一本美國曆史，大概一兩萬字就足夠了。\\n\\n這樣，在範文瀾的主持下，經過兩年多的工作，《中國通史簡編》終於脫稿，於1942年在延安出版。該書出版後，愛讀史書的**非常高興，他對範文瀾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人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曆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係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曆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對範文瀾撰寫的《中國通史簡編愛不釋手》，曾一讀再讀，並每每讚賞該書的資料豐富，曾說：“範文瀾的《中國通史》資料多，讓人願意看下去。”\\n\\n範文瀾，浙江紹興人，7歲進書房。小時候的範文瀾記憶力很差，對許多知識總是糾纏不清，在背書時就會挨先生的打。看到大曆史家範文瀾先生小時候也有這樣的不足，心裡麵反倒平衡了很多。我們身邊有許多家長對上了小學的孩子，學什麼忘什麼的現象痛恨的不得了，輕則加大作業量，重則痛罵或者痛打。小孩子在學校遇到的既不是什麼名師，也冇有受到恰如其分的教育方式，做家長的這樣高標準的要求孩子確實有些過分。看看範文瀾老先生小時的表現，做家長的應該有所領悟，年齡未到，死記硬背的知識是冇用的。到了相應的年齡，這些知識一學也就明白了，冇必要早早地將孩子限定在模式化的圈子裡。\\n\\n14歲那年，範文瀾的父親將其送進縣立高等小學堂，後轉學到了杭州安定中學堂。在這裡，範文瀾悠閒地度過了四年的中學生涯。從中學畢業後，範文瀾冒險去上海國文預科考試，當時他覺得自己的卷子答得不成模樣，錄取絕無希望。但是，範文瀾的叔父鼓勵他，仍讓他去北京繼續考學。範文瀾來到北京後，發奮讀書，考取了北大預科，後又由北大預科轉到本科。當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學校氛圍也很差，許多學生都在混日子，這一切也正是“五四”運動大風暴前的黑暗時刻。而範文瀾當時正沉溺在訓詁考據的圈子裡，在無聊之際，範文瀾還讀了相當數量的佛經。他雖然沉迷於學佛，但是也很反對學校不合理的措施，在學校由於言行激烈幾乎被要求退學。\\n\\n1917年，範文瀾從北大畢業，他一邊給校長蔡元培當私人秘書，一邊與三年級的馮友蘭及二年級的傅斯年、俞平伯等人一道，在北大文學研究所國學門做研究生，半年之後因故辭職。這個時候**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範文瀾經常去圖書館看書、借書，兩個人就有了初步的交往，但也侷限於借書、閱書過程中的簡單對話。\\n\\n1922年，範文瀾到張伯苓任校長的天津南開大學任教，開始了執教生涯。1925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興起，範文瀾參加了天津群眾的遊行示威等活動，接觸到了**。第二年，他加入中國**，因為白色恐怖，許多組織都被破壞，他不久就與組織失去聯絡。在南開大學任教期間，範文瀾常在課堂上講**，天津警備司令部要逮捕他，經校長張伯苓協助，他於1927年5月離開天津回到北京。此後他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任教，最忙時每週上課30小時以上，每天都要在北京城坐著黃包車跑來跑去。這時，範文瀾與個彆的**員以及進步團體教聯、左聯、互救會等有了聯絡。範文瀾又開始了配合黨組織的秘密活動，1930年9月，閻錫山派兵查抄範文瀾住宅，搜出《紅旗》等書報檔案，範文瀾被逮捕，後經人營救才獲釋。\\n\\n“七七”事變後，範文瀾創辦抗戰講習班，他親自上課，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開封淪陷後，他隨河南大學轉移到雞公山一帶。不久，與當地黨組織取得聯絡，在遂平創辦抗日訓練班，又隨新四軍在信陽一帶開辟遊擊區，在第五戰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做統戰工作，長期奔波於桐柏山中。1939年9月，範文瀾在竹溝鎮正式加入中國**，隨後輾轉奔赴延安。\\n\\n範文瀾在延安工作的馬列主義曆史研究室後來改組為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曆史研究室主任。後來，**又委托他編選一本國文課本，供工農乾部提高文化學習用。範文瀾接了這個任務之後，馬上就組織人手晝夜苦乾，幾個月內便把文章編選出來，並加了詳儘的註釋。**得知此書如此快速完成，非常高興，親為此書作序，在序中特意提名錶揚了範文瀾。後來此書便以《國文讀本選注》為名出版，供抗日軍民學習文化使用。由於範文瀾對**所交托的任務都極為重視，儘力完成，他又為了節約燈油，總在很微弱的油燈下從事寫作，因此損壞了眼睛，有一隻眼睛完全失明瞭。\\n\\n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範文瀾根據自己在曆史工作者會議上的一次講話，整理成一篇文章，題目為《曆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喜歡讀報的**看到了這篇文章，立刻閱讀起來，感到很滿意。那時，恰好**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範文瀾作為當選的候補中央委員，也出席了會議。**幾次站起來說：“今天我很高興，範文瀾同誌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觀點。他的文章我看了，寫得很好。”範文瀾在這篇文章中認為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很讚揚這種提法，並說：“我還可以補充一個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n\\n然而，寫曆史的和研究曆史的在那個時期都成為言多必失的人。“文革”初期，範文瀾成了“反動學術權威”，經常置身於大批判的漩渦之中。他在百般無聊時讀起了佛經，想讓自己超脫現實的困惑之境。有一天，範文瀾正在屋裡讀佛經，和他做鄰居的周建人（周樹人、周作人之弟）問他在做什麼，範文瀾告訴周建人：“我正在補課。”周建人就問：“補什麼課？”範文瀾說：“讀佛書。不懂得中國的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國的思想史、中國的哲學史、中國的文化史。”那時，範文瀾很專注地讀著佛書，還一邊讀一邊做筆記。讀了一段時間之後，他發現自己以前對佛教的批判觀點未必都是恰當的，而且自己對佛教的批判也還不夠實事求是。沉思過後，他似乎又有所後悔，於是就想把《中國通史》中關於對佛教的評論部分重新寫過。但是，當時已經冇有條件和資格寫書了，他隻能每天打腹稿，期待有朝一日能彌補自己學術上的失誤。\\n\\n1968年7月19日下午，**的女兒李訥突然來到範文瀾的家，對他說：“我爸爸叫我來，說中國需要一部通史，不僅是古代的、近代的，還要現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觀點，重新寫一部《中國通史》。”範文瀾說：“我的觀點已經不行了，太舊了，怎麼能寫？”李訥說：“我爸爸說，如果你感到有困難，在冇有新的寫法以前，就用你原來的那種舊的寫法寫下去。”原來的舊的寫法，是指厚今薄古的寫法？還是他在延安時期夾敘夾議的寫作手法呢？還是後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吧！這一天晚上，範文瀾很興奮，一直在考慮**交給他的任務，在考慮如何寫好中國通史，結果通宵失眠。\\n\\n然而，在那思想觀點“日新月異”的年代裡，任憑範文瀾絞儘腦汁，還是無法跟上形勢的發展。他不顧自己身體有病，夜以繼日地寫作。由於勞累過度，再加上病痛纏身，一年後，範文瀾去世了，這本冇有寫完的曆史書成為他永遠的遺憾。\\n\\n範文瀾“厚今薄古”的觀點，正如論證職場新人與老人的關係，這是職場中一對難以理清脈絡的群體。新人是老人帶出來的，他們是互助的合作夥伴，他們也是競爭對手，他們的“是非恩怨”就在職場中不斷延續著。職場新人總是會遇到些“倚老賣老，自以為是”的職場老人。這些人躲不起，因為每天抬頭不見低頭見；也惹不起，他們隨便找個理由，就能把新人整的狼狽不堪。對於職場老人而言，這是一條心理防線。在職場中打拚越久，越能感受到自我保護的重要性。與職場新人相比，他們已經少了一個最重要的競爭優勢，那就是年齡。正所謂“青春無價”，新人有更多的時間去贏得更好的機會，而老人則會恐慌，畢竟重頭再來的成本已經太過昂貴了。也彆怪職場老人始終端著個架子，不願意與新人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萬事留一手，是為自己保持身價。職場新人總該經曆一個自我學習、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過程，這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職場上，每個人都曾經是新人，又會變為老人，從新人轉老的過程也是我們職場成長的過程。這種成長不是倚老賣老，也不是永遠少不更事，而是一種觀察，一種總結，進而成為一種職場習慣。\\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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