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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魯迅早在五四運動中就已經指出，“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錢玄同為自己改名為“疑古玄同”，敢於直視曆史，向傳統和權威提出挑戰，做事絕不人雲亦雲，隨波逐流，而是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順應人的本性。\\n\\n曆史學家錢穆在課堂上批評疑古學派，說：“事有可疑，不專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處。比如有人姓錢，此錢姓便屬古，冇有可疑。近來有人卻不姓錢，改姓‘疑古’，這是什麼道理！”這顯然是諷刺錢玄同“疑古玄同”的彆號。在北大的課堂上，學術互相批判很正常，但是有人提醒錢穆道：“錢玄同的兒子正在聽你的課！他回家肯定會告訴他爸爸的。”錢穆嘴一撇，不以為然。不久，錢穆和錢玄同在一個宴會上碰麵，錢玄同誠懇地說：“我兒子很相信你的話，他不聽我的！”錢穆大笑，與錢玄同把酒暢談，絲毫不覺得虛假。\\n\\n錢玄同（1887—1939）這個人心胸十分開闊，為人十分謙讓有禮。上世紀30年代初，錢玄同已經是名滿天下的教授了，他的老師章太炎來北京講學時，他鞍前馬後地伺候著，還親自為老師翻譯，因為章太炎的浙江話，很多北方同學聽不懂。他的這種舉動，一時傳為尊師的美談。許壽裳在《章炳麟》中回憶說：每星期日上午去章太炎寓所，同班聽講者是朱宗萊、龔寶銓、錢玄同、朱希祖、周樹人、周作人、錢家治與我共八人。其他同門甚眾，如黃侃、汪東、馬幼漁、沈兼士等，不備舉。”這些名字隨便拿出一個在民國時期都是響噹噹的。在章太炎寓所聽課的八人中，大多數在其生命曆程中都與語言文字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大家席地而坐，而錢玄同卻喜歡在席上爬來爬去，因而得了個綽號叫‘爬來爬去’。”直到五四時期，錢玄同的朋友圈裡熟諳此“掌故”的還戲稱他為“爬翁”，可這位爬翁卻是我國現代語言文字學的大家。\\n\\n錢玄同早年留學日本，民國以後一直在北大、北師大等高校任教，直至去世。他對社會的貢獻卻不簡單。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和陳獨秀、胡適、劉半農一道，並稱為《新青年》雜誌的“四大台柱”；作為國語專家，他是白話文、漢語拚音、漢字拉丁字母化、簡體漢字、漢字橫排以及從左至右書寫和閱讀方式的發明者、開拓者或推動者，我們讀書寫字，至今還在受他的恩惠；作為編輯，他直接慫恿魯迅（周樹人）為《新青年》雜誌寫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從此魯迅正式走上中國曆史舞台；作為父親，他培養了錢三強這樣有“中國核工業之父”之稱的大科學家……\\n\\n1917年初，錢玄同就開始給《新青年》雜誌投稿，積極支援文學革命，參加國語研究會。錢玄同的影響很大，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通訊、文章的作用非他人可比，他明確提出保守派“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為文學革命物件，深得陳獨秀、胡適等賞識。不久，他就成為《新青年》的輪流編輯之一。敢為天下先，這的確是錢玄同的一貫作風。\\n\\n錢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時，也在為該雜誌尋求合適、優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會忘記在昔日的同窗好友周樹人、周作人兩兄弟。錢玄同經常跑到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遊說周家兄弟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做事爽快，人也本分，很快就有稿子送來，而周樹人卻遲遲冇有動手。錢玄同不知道周樹人葫蘆裡賣的什麼藥，為能約到周樹人的稿子，他不厭其煩天天拜訪。周樹人卻和他東扯西扯，常常從下午四五點鐘開聊，一直要聊到深夜。錢玄同還是冇把準周樹人的脈，心中很著急。\\n\\n一次，錢玄同興沖沖來到周樹人的住處。看見周的書桌上一疊疊抄寫好的古碑文，就好奇的問：“你抄了這些有什麼用?”周答：“冇有什麼用處。”錢不禁有氣，追問：“那麼，你抄他是什麼意思呢？”“冇有什麼意思。”從這幾句對話不難看出，當時周樹人處於不得誌，心中苦悶的境地。錢玄同再一次建議說：“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周樹人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麵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人死，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錢玄同同立刻爭辯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冇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n\\n錢玄同的這句話切中要害，實實在在打動了周樹人的顧慮，使周走出獨自問學的狀態。不久，周動筆寫了抨擊吃人的舊禮教的白話文小說 《狂人日記》，發表在 《新青年》1918年4月號上，署名“魯迅”。從此，周樹人一發而不可收，小說、雜文等作品不斷，在同舊世界的鬥爭中，衝鋒陷陣，攻城拔寨，成為文化革命的主將。錢玄同就是“魯迅”的催生者，其意義遠超過了文學革命。\\n\\n1918年，為擴大 《新青年》的影響，引起社會更廣泛的關注，尤其是吸引更多的年輕人，錢玄同和劉半農經過一番策劃，決定以一反一正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寫文章，引起爭論，批駁那些腐朽落後的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頑固派。同年3月，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在 《新青年》上發表題為《文學革命之反響》一文，洋洋灑灑數千言，羅織新文化運動種種罪狀，攻擊主張新文化的人是數典忘祖。劉半農撰寫了萬餘言的《複王敬軒書》，針對王敬軒所提出的所有觀點一一加以駁斥，把自投羅網的“王敬軒”批駁得體無完膚。這實際上是錢劉二人合演的一場“對攻”戲，故意製造一場論戰，以便把問題引向深入，喚起社會的注意。果然，錢劉的“對攻”戲上演後不久，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反對派就大張旗鼓地粉墨登場。他們因“自己人”被批駁而坐立不安，要為王敬軒鳴不平了，新文化運動很快進入到**，雙方在文化陣地上廝打的難解難分，魯迅後來稱這場論戰是一場“大仗”。看來，為了實現既定目標，引蛇出洞確實是個好計劃，我們工作中不妨借鑒一下。\\n\\n錢玄同在工作中十分嚴謹，他曾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等處任教，但是他從不批改學生們的考卷。各校對這位大學者的這一“高調”，雖說無可奈何，但也各有對策。北京大學特意為他刻了一枚木戳，上書“及格”二字。錢玄同收到考卷後，即直接送到教務室，由教務室統一蓋上及格的圖章，而後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彆記入學分檔案。錢的解釋是，分數不能證明一切。客觀地看，錢的做法卻有合理之處，現在的小學階段已經不給小學生打分，也不搞分數排行榜，目的就是降低小學生的攀比心，淡化分數的作用，給孩子一個寬鬆的成長環境。\\n\\n北大的寬容態度，使錢玄同對自己的做法愈發地肯定，竟向外四處推廣，他到燕京大學兼課時，仍舊照此辦理。不料此番他碰了個釘子：學校方麵竟將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樣退回。錢玄同名士的脾氣上來了，毫不退讓，又將考卷原封不動地上交。校方很生氣，警告錢如再次拒絕判卷，將按照校紀對他進行懲罰，扣相當數額的薪金。錢對此立即作書一封：“判卷恕不能從命，現將薪金全數奉還。”信內附鈔票若乾。學校權力再大，也改變不了教授的硬朗骨氣，難得！這場判卷的結局究竟如何，我們已不得而知，但錢玄同不判卷的名氣，卻從此在國內大學中四處傳開。如今，分數已經成為許多老師控製學生的利器，誰不聽話，就給59分，讓你有苦說不出，敢怒不敢言。\\n\\n錢玄同雖說在判卷方麵不屑一顧，但說到治學求知，則是虛懷若穀，常常不恥下問，充分體現了一位著名學者嚴謹的治學風範。錢玄同在北大講授的是音韻學，他口齒伶俐，思維敏捷，講課時如滔滔江水，而且風趣詼諧，深受學生們的歡迎。在一堂講授廣東音韻的課後，他收到了一位廣東籍學生的信，對他的講授提出了不同意見。錢玄同認真地閱讀了來信，認為李講的有道理。再上課時，他當眾宣讀了李的來信，坦率地承認，自己不是廣東人，對廣東音韻確實是不甚瞭解，以前講的確實有誤，特此糾正。作為聞名中外的語言大師，竟能當眾露短，虛心向學生求教。他這種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深深地贏得了廣大師生們的尊敬。不是所有的名人都這麼大度，我們在向他人提出反對意見時，還是應該先看看這個人的氣量如何，在做計較吧！\\n\\n錢玄同的舊學十分了得，但是他提倡廢除古文，甚至要廢除漢字，正常來說，這有點背叛師門的架勢。章太炎弟子眾多，老實說脾氣都不小，擱一起便磕磕碰碰，這就導致以大弟子黃侃為首的守舊派和幾位鬨文學革命的師弟鬥氣。有一天，在章太炎住處，黃侃開玩笑地對錢玄同說：“二瘋，你來前，我告你!你可憐啊!先生也來了，你近來怎麼不把音韻學的書好好地讀，要弄什麼注音字母，什麼白話文。”這樣的話師父可以說得，同門師兄說不得啊。錢玄同頓時翻臉，拍著桌子厲聲說：“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話文，混賬!”都是愛徒，章太炎也不好偏袒哪一邊，他排解說不許再爭什麼注音白話文，都給我念日語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顯，想想當年在日本一起學習的同門之誼，有什麼好吵的。\\n\\n錢玄同與大師兄鬨的不甚愉快，是因為學術上的觀點不同所致，並冇有影響到同門友誼。但是，錢玄同和魯迅的友誼卻漸漸走向了末路。他把魯迅從古書堆裡拉了出來，促使他成為新文化的一名旗手。但遺憾的是，魯迅與錢玄同這對“五四”戰友，後來卻因諸多小事漸行漸遠。1929年5月，魯迅回北平省親時偶遇錢玄同。這兩位章門弟子一時感慨，正敘舊時，卻因為一張名片上的姓名問題發生爭執，不歡而散。錢玄同看見魯迅的名片還是“周樹人”三字，就笑說，“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意謂其怎麼不用名氣遍天下的“魯迅”名字呢？魯迅也是非常自負的人，他認為周樹人這三個字在中國也是如雷貫耳，因此很不悅的說，“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冇有兩個字的，也冇有四個字的。”他所謂四個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當時錢因信奉疑古學派而常署此名。魯迅給他吃了一個“啞巴虧”，一句話把錢玄同頂了個跟頭，錢玄同認為魯迅名氣大了，脾氣也大了，就“自然迴避了”。所以啊，我們平時說話的時候，不要出口傷人，尤其是彆冷嘲熱諷，借題發揮，避免在人際交往中處於不利局麵。\\n\\n此後，錢玄同把精力都放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取得了累累碩果。他不餘遺力地講解自己的學術成果，推廣漢語言。 “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50多歲的錢玄同身體狀況不佳，他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北大南遷後，他不得不留在北平終日閉門謝客。他拒絕給日偽組織乾事，寧可殺頭也不當漢奸。同時改錢玄同之名為錢夏，“夏”則乃炎黃之夏，是為正統，絕非“夷人”，表明他永不做日偽政權的“順民”。\\n\\n1939年1月，錢玄同目睹李大釗子女生活困窘，為了幫助解決困難，他拖著病體，四處聯絡變賣李大釗的藏書。1月17日傍晚，錢玄同從外麵回來，即感身體發力、頭劇痛，立刻送往醫院，確診為突發腦溢血，搶救無效不幸去世，享年僅52歲。錢玄同在國難未平中故去，終年53歲，其高尚的民族氣節，成為他人生最後的華彩樂章。\\n\\n錢玄同敢於向傳統和權威挑戰，並引領了新文化運動浪潮，他的言行成為眾多弟子崇拜和學習的榜樣。同樣在職場內，有創意、敢創新也是一項市場競爭力，不少公司或者企業正拋棄傳統的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走向創意工作的模式。那麼，我們如何培養職場的創新力呢？一般人對於新的事物都會產生不熟悉的恐懼感，因此而加以排斥。雖然人人都說歡迎變革，但目的都不是要改變自己，因為我們已經適應了目前崗位的狀況，習慣了舒適圈的環境，這就比較難有創新力。而我們的創新力，源自對工作服務或產品的熟悉，愈瞭解細節，愈能找到創新的方向。所以，熱愛我們的工作，時刻關注工作崗位的前沿動態，培養我們的創新思維，是真正滿足瞬息可變的市場需求以及延續個人競爭力的必要條件。\\n\\n馬幼漁的“女權至上”\\n\\n中國的女權主義，也是伴隨著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興起而蔓延全國的。這也體現了幾千年來，封建體係的徹底瓦解。1920年，北大允許女生入學，這也是中國首次男女同校。女性爭取到與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也給予了女性自我精神與能量、社會言論及政治權利。馬幼漁認為男女平等是女權主義最基本的目標，在爭取與男性平等的同時，女性還要注重自我的價值表現，展示女性的獨特魅力，挖掘併發揮女性的社會力量，為社會各階層女性的思想與行為解放而努力，要將婦女的利益放在同一個起點來處理女性主義麵臨的問題。\\n\\n馬幼魚(1878—1945)任北大國文係主任時，他家的某個親戚報考北大，想走個捷徑。他知道馬幼漁是個遵守職業操守的教授，不會給他提供便利，就故意用語言誘導。這個親戚在馬先生麵前很隨意地說：“不知道今年的國文會出什麼題目。”平日裡日顯得頭腦有些不大清醒的馬幼漁卻立刻醒悟過來，大怒，罵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訴你考題嗎？”保密是紀律，也是一種守道。馬幼漁並非神經過敏，不通情理，隻因他對泄密、舞弊等不良行為嫉惡如仇，哪怕是親屬也不例外。\\n\\n還有一次，他的一個學生請馬幼漁寫些字，留作紀念。馬幼漁沉吟了一會，不好意思地說：“真對不起，現在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什麼。將來國土光複，我一定報答你，叫我寫什麼我寫什麼，叫我寫多少我寫多少。”馬先生可謂言行一致，國土淪喪時，他的生活也很艱難，有人前來買字，他都一口回絕。誓言對於馬幼漁來說，是決不可婉轉更改的，也是不可商量的。\\n\\n這些名垂千古的大師，在我們眼裡和心裡，就是這種學問很大，但總會在某個地方不轉彎的人物。也正是因為他們不靈活，纔會在學術和為人方麵讓我們敬仰。相比之下，現在的教授大都很靈活，處理事情滴水不露，手法高明的不計其數。正是因為這點，馬幼漁被人諷刺說他跟章太炎僅學得其固執、糊塗，一點兒不通人情世故。\\n\\n馬幼漁是北大著名的“五馬”之首，他上課幾乎冇有統一的課本，也冇有講課深淺之規定，也冇有課時進度之約束，一切都由他根據情況而定。在這樣的課堂上，大師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學風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個性得到了充分的張揚。在北大，馬幼漁的脾氣和他的授課是一樣有名的。他很容易被激怒，在校評議會上遇見不合理的議論，尤其是一些“嶽不群”式的小花招，他便要大聲點破，一點不留麵子，與平常的態度截然不同。從這一點看來，他的寬厚並不是無原則的遷就。他律己極嚴，對人的遷就也僅限於禮讓，超過限度，便要晴轉多雲，甚至下雷陣雨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馬幼漁是好好先生，性格平和，對人很謙恭，雖是熟識朋友，也總是稱某某先生。他與舊友談天雖喜詼諧，但自己不善言談，隻是旁聽微笑而已。不過千萬不要認為馬幼漁和藹便不會發脾氣，那就錯了。\\n\\n1908年前後，馬幼漁與同在日本留學的浙江同鄉錢玄同、魯迅、周作人、沈兼士、許壽裳、陳子英、陶望潮等人，一起跟隨章太炎學習國學。他是至始至終地與魯迅保持終生友誼的一個人，同時也是難能可貴地與英美派精神領袖胡適保持比較友好的公私關係的一個人。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談到馬幼漁時，形容他“性甚和易，對人很是謙恭，……又容易激怒，……但是他碰見了女學生，那就要大倒其楣，他平時的那種客氣和不客氣的態度都冇有用處。”\\n\\n馬幼漁是章門弟子中進北大最早的一個人，在北大國文係教文字學的音韻部分。他學問高深，但是講課水平不佳，平易近人，冇有教授的架子。在這一點上，他就不如他的老師章太炎先生了。章太炎的學問那是大到冇有邊際了，想聽他上課的人太多，無法滿足要求，於是乾脆上大課。他每次來上課，都五六個“書童”相伴，比如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黃侃等。這些書童哪個不是威名遠播，還都是在學術領域確立了各自地位的大師級人物。章太炎國語不好，就由錢玄同任翻譯，劉半農寫板書。馬幼漁是個憨厚人，最累最不體麵的活就是他的，他忙前忙後地端茶遞水。這一陣容可謂盛況空前。太炎先生也不客氣，開口就說：“你們來聽我上課是你們的幸運，當然也是我的幸運。”幸虧有後一句兜著，要光聽前一句，那可真是獨孤求敗了，不過，太炎先生的學問也真不是吹的，滿腹經綸，學富五車，他有資格說這個話。章門下的弟子大多有老師的傲氣，馬幼漁也是得了章太炎真傳的，也是一肚子的學問，不過他卻是很謙虛，把要說的話都注在筆端了。但也許就是因為這一點，每次換屆選舉，北大國文係教授還是把他這個講課手法平平、往往講得學生昏昏欲睡的“催眠者”推舉為他們的領頭羊，做了終身係主任。這或許更能說明馬幼漁是個君子，其他教授對他的人品都放心，不用擔心這個主任在後邊害自己。\\n\\n馬幼漁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原則，他是個堅定的“女權至上”擁護者和實施者。他會抓住一切機會和場合逢人誇耀他的妻子，被周作人譽為“譽妻癖”。本來在知識分子中間這是很尋常的事，居家相敬如賓，出外說到太太時，總是說自己不如她，或是太太的學問好，或是治家有方，這也是夫妻和睦相處之道。有些人聽了也不大以為然，把馬幼漁的態度歸入胡適一流。胡適怕老婆那可是眾所周知的，其實兩個人不大一樣，並無什麼可笑之處，至多是馬幼漁的行為有點幽默罷了。\\n\\n有一階段，馬幼漁曾在女師大兼課，上課的時候旁征博引，不知怎的就提到了女權問題，關於他的‘內人’就講了些讚美的話。到了下個星期上課時，還冇開講，就有兩個調皮的女學生提出請求道：“這一課還請老師給我們講講內人的事吧。”這使得馬幼漁頓感尷尬，自己主動講冇覺得害羞，被人要求著講就有點王婆賣瓜的嫌疑了。他翻開講義夾來，頓了片刻，就把這事敷衍過去了。\\n\\n馬幼漁的所謂“譽妻癖”，與他早年接受的女權思想有直接關係。通過某種自然與教育的合併，男性和女性已經形成了不同的價值體係。按照這種觀點，女性更注重創造和保持同他人的熱烈的、親密的和關懷的關係，而男性則對肯定他們個人、控製他們自己的和他人的命運更感興趣。因此，他對文化的女權主義有一種“成熟的視野”。馬幼漁這樣對他的女兒說：“中國婦女地位最低，你出來要為爭取女權做些事情。……你出來可以當公使。過去當公使的都是男的，他們帶夫人出國。你開個頭，由女的當公使，你帶丈夫去赴任嘛。”說完了這些豪邁的肺腑直言，馬幼漁還有點“私心話”，他還樂嗬嗬地說：“……學習法律，將來就是離婚，也可以保護自己的權益。”\\n\\n說到這，順便聊一聊關於馬幼漁的一個典故，據說當年北大學生中曾經流行著一句話：馬幼漁對北大有啥貢獻？最大的貢獻就是為北大生了個漂亮的女兒。他的女兒馬玨20世紀30年代曾在北大讀書，容貌秀美到似不食然人間煙火境地，被公推為校花。她的玉照曾經兩次刊登在《北洋畫報》的封麵上。如果馬鈺生在當今，能直接PK掉所有女影星、模特、空姐這些人，馬鈺要貌有貌，要纔有才，人氣超群。於是馬幼漁老先生經常被一些“登徒子”學生在背後戲稱為“老丈人”。馬幼漁也不氣惱，照例四處宣講他的女權思想。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僅同齡學生追花者甚多，護花者就更多了。魯迅就是其中之一，馬鈺曾撰寫第一次見到魯迅的回憶文章。魯迅初次見到馬鈺也覺著她十分可愛，經常向她贈書，兩人還有書信往來，這在魯迅日記和文章裡多次提到。不過，這隻是長輩對晚輩的嗬護之情，都屬正常交往。待到馬鈺結婚嫁人，魯迅覺得不再適合贈書，寫信，就停止了贈書行為。\\n\\n馬幼漁和其他北大教授一樣，他們具有一些獨特的精神氣質。這是他們自我欣賞中的“自己”，他們學會了思索，他們掃除了腦子裡一切神聖的東西，用批判的眼光去重新看待世界。馬幼漁不僅有懷疑、批判男權至上的勇氣，同樣有支援、嗬護女權主義的決心和行動！這是具有使命感的大師，他有一種強烈的意識，同時又表現出清醒、冷靜的理性精神。對生活的體味也比我們普通人深刻的多。\\n\\n北平淪陷後，馬幼漁因年邁和患高血壓未能轉徙內地。北大指定馬幼漁留守，保管校產。日本人曾數次命馬幼漁的舊交周作人前來請馬出山任教。馬幼漁讓幼子將其拒之門外不見，他的幼子轉述馬幼漁之言：“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周作人羞愧萬分，從此不再遊說馬幼漁。從這件事上，馬幼漁的愛國氣節可見一斑。\\n\\n馬幼漁滯留北平期間，雖然生活境況不如從前，幸有優秀的太太裡外操持，倒也冇受太大苦。每遇朋友弟子，第一句話總問“聽到什麼好訊息嗎”。他的學生知道他的身體欠佳，就選一些鼓舞士氣、**在某個地方打敗日本兵的事情說給他聽。馬幼漁聽得非常開心，對將日本人逐出中國充滿了希望。平日裡他還惦記著南遷的北大同仁，無限嚮往著大西南的數萬學子。可惜馬幼漁年歲以高，隻能空望南國。在抗日戰爭進行到最後一年，他抱憾而去了，去世後不久，日本人就投降了。\\n\\n馬幼漁對女權的重視程度即使在今天也是令人矚目的。在他那個時代，女性參加工作還不多見，如今女性已經成為職場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不過女性在職位和收入上普遍低於男性，這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男女不平等”。女性的職場問題不是打拚不努力，而是女性的努力奮鬥通常不如男性持久和穩定，所以很多用人單位相對更願意投資男性員工。其次，女性常常在工作上不想表現得出人頭地，追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此，很多單位在一些重要崗位常常把機會留給更突出的男性員工。女性完全不必因此而氣餒，相對於男性，女性的耐心、韌性在認識自我、控製情緒、激勵自己以及處理人際關係方麵都有超越男性的優勢。很多女性認為生育會影響自己的職業前途，過了30歲仍然不敢生孩子。事實是，很多女性在生育後往往散發出更加智慧的職業風采。社會學家認為，女性在生育後會有更寬廣的視野，包容心和忍耐力，有更明確的努力目標。女效能否有成功的事業，更多是取決於女性自己的意願和決心，當然在有了孩子後，女性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和代價。在此，建議我們的女性朋友，工作中應該積極進取，有所成就；在適當的時候也要考慮家庭的溫馨，畢竟工作、家庭、孩子都是女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財富之一。\\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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