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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黃侃有一句經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書。他一生治學嚴謹，對自己傳世之學的要求甚為苛刻，為了精確地掌握第一手材料，甚至達到細察秋毫之末的程度，絕不惜力。教與學中，他最大限度地開發了生命潛能，使一生成為教不自滿、學不厭倦、教學互補、生生不息的動態的辯證過程。在他的觀念裡，劣書是損害人們精神思想的毒藥，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侵蝕著後世人的頭腦，不但無益,而且為害甚大。黃侃強調“不得妄下雌黃”，剋製、謙虛、執著，既是他的人生態度，也是我們工作中不可丟棄的職業素質！\\n\\n黃侃（1886－1935）自小天資聰慧，縱覽諸子、史傳等著作，鄉裡人呼為“聖童”。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當時章太炎也在那裡讀書，和黃侃住在同一幢樓，黃在上層，章在下層，不過兩個人並不認識。關於二人如何相識，有一個流傳最廣的說法。有一天黃侃在宿舍讀書到深夜，內急又懶得下樓，便推開窗戶儘興而為。章太炎讀書興趣正濃，忽聞窗外響起嘩嘩之聲，接著飄進一股尿騷味。章太炎大怒，對著樓上破口大罵。章太炎的國罵水平相當有造詣，黃侃自然也不是等閒之輩，兩個人就這樣儘情揮灑了半天，都暗自佩服對方了得。吵到最後，兩人竟然互相攀談起來，互通姓名後，遂將話鋒轉到學問上，兩人越談越投機。黃侃大為折服，拜章太炎為師。\\n\\n章太炎清高孤傲，對近世文人極少嘉許，惟獨對黃侃刮目相待。1914年2月，章太炎從日本回國後因反對袁世凱稱帝，遭到軟禁。此時黃侃正接受北大之邀來京擔任教授之職，輾轉打聽到太炎先生的下落，便冒著生命危險前往探視。黃侃見章太炎寂寞一人，便以請老師講文學史為由，留下來伴宿。黃侃與章太炎共居數月後，終被警察驅逐，從中卻能看出黃侃對老師的那份深情厚誼和勇者之風。黃侃雖是一介書生，他的行為卻從骨子裡透出一股勇敢無畏的俠士風格。工作中善良的人處處皆是，但是善良如果不能和勇敢結合在一起就一無可取，充其量也就是“好好先生”“老實人”，這樣的人在領導眼裡就是缺少進取心和鬥誌的普通員工。\\n\\n黃侃在北京大學任教後，他的講課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係的學生。黃侃善於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在教課時，他常常會在講到關鍵的時候幽默的賣一個關子：這裡有個秘密，僅僅靠學校給我這幾百塊的薪水，這個問題我還不能講，除非你們另請我吃飯。有一次在課堂上，黃侃作比喻說：好像房子要塌了。言畢，拿起書包，向外奔跑，同學們被高瞻遠矚的黃侃弄得膽戰心驚，遂跟著向外跑。大家擁擠在門口，一時難以跑出去，就有人從視窗奪路而出。臨近教室裡的老師和學生都聽得黃侃所在教室的門窗異常響動，人聲鼎沸，均不明就裡，下課後看見該教室窗戶玻璃破碎，教室內空無無人，地上一片狼藉……\\n\\n張狂，孤傲，瘋子，名士，好遊曆，好讀書，好罵人，桀驁不馴，不拘小節，性情乖張，特立獨行……這些文字都是與黃侃同一時代的人送給他的雅號，由此可見黃侃的為人處世堪稱一絕。就這樣一個怪才，但他卻是滿腹學問，你又能奈他若何？由此可見，無論從事什麼工作，我們都應該精通它。如果我們是某個方麵的行家裡手，精通自己的全部業務，能夠解決彆人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就會被身邊的人欽佩，受到領導的另眼相看，也就擁有了成功和自傲的超級武器。也就是說，我們不必在所有事情上勝過所有同事，隻需在某項業務上勝過所有同事，就極有可能成為這個團隊不可或缺的人才。\\n\\n黃侃平時隻管講課，一向不給學生佈置作業。臨到期末考試，他又不肯看考試卷子，也不打分數。此做法在教務處那兒可過不了關，一再催促他。最後，黃侃被逼急了，就給教務處寫了一張字條，上書“每人八十分”五個大字。他的意思是學生總想得甲等，給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適。教務處也無可奈何，就不再提起這事了。然而在現實中，並不是每一種做事風格和做人準則都為團隊所喜，我們應該根據團隊的要求確立自己的風格。如果我們苦心建立起來的風格與原則與團隊文化格格不入，自然會處處碰壁，影響自己在團隊裡的發展，因此，為人處事還是需要符合大環境要求的。\\n\\n黃侃的真誠在北大也是出了名的，這緣於他活潑的思維和博學。我們都知道真誠並不意味著非要指責同事的缺點，但意味著一定不會恭維同事的缺點。那時北大開設了戲劇方麵的專業，算是新思維的具體表現，要知道在那以前許多人都把戲曲小說看作是歪門邪道有傷風化的。黃侃尤其喜歡京戲，對京戲中的一些象征性的表現手法很感興趣，覺得那些騎馬的揚根馬鞭子，過河的擺弄個木槳，很能傳神。當時胡適剛從美國留學回來，一身的洋習氣，喜歡藝術的現實主義，很瞧不起中國傳統舞台的表現方式，就說：“騎馬劃槳都應該用真的道具，揚根馬鞭就代表騎馬太假了。”黃侃就反問胡適：“那武鬆打虎應該怎麼演呢？”一句話把胡適噎得冇有話說。\\n\\n黃侃屬於守舊派，向來看不慣胡適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機會便冷嘲熱諷。黃侃在北大時，照例一段時間參加一次教授會。會上提倡學術自由，包容並蓄，進行學問切磋，消除門戶之見，這是當時蔡元培校長的辦校理念。胡適以哲學專家在會上大談墨子的“兼愛、非攻”。黃侃聽著聽著就不耐煩了，忽地站了起來插話：“今日言墨子者都是混賬王八！”全場愕然，胡適通紅著臉，忍著繼續往下說非攻，黃又跟進一句：“即使是胡適的尊翁也是混賬王八！”這回胡適再也不乾了，正要發作。不料黃侃笑著說：“你這麼不讓人家冒犯你的父親，還在這兒談什麼墨家？墨家主張的兼愛是無父的。你現在有父親，還談什麼墨家？我這不是罵你，隻是考驗考驗你。”頓時全場嘩然。胡適找不出反駁的理由，也無話可說。\\n\\n黃侃主張文言，胡適則大力倡導白話語體，兩人互有攻擊。一次黃侃給學生講文言的好處，說文言很簡潔。興起之際，又談起胡適和白話文。他說：“白話文與文言文哪個更勝一籌？不需費太多筆墨。比如胡適的老婆死了，家人發電報通知胡適本人，若用文言文，‘妻喪速歸’即可；若用白話文，就要寫‘你的老婆死了，趕快回來呀’11個字，其電報費要比用文言文貴兩倍。”全場捧腹大笑。還有一次，黃侃當麵責難胡適：“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究其故。黃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該叫胡適，應稱‘往哪裡去’纔對。”弄得胡適十分尷尬。\\n\\n黃侃即使麵對當時的校長蔡元培，他也逆龍鱗，讓眾人無不對其敬佩有加。黃侃把一些喜歡去校長處討好的教授們叫著曲學阿世，後來這話在北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黃侃此話一出，去拍校長馬屁的人的確少了，真正做學問的人多了起來。偶有去的，就被人指戳著說又去阿世了，校長蔡元培也因此有了個代號叫“做世”。山自重，不失其威峻；海自重，不失其雄渾；人自重，不失其尊嚴。人們在工作中最常見的勇氣就是做到誠實和正直，能夠抵製誘惑，敢於講真話，表現自己真實的一麵，而不要虛偽造作。\\n\\n黃侃在北大任教時，正是新舊文化激烈交鋒的時期，他和陳獨秀曾為此無數次唱起對台戲。1917年，陳獨秀受邀也來北大當文科學長，陳獨秀以北大為陣地，主辦《新青年》，宣揚白話文和新文學，倡導新文化運動。黃侃也不甘示弱，主辦《國故》月刊，倡導國故，企圖與《新青年》相抗衡。陳黃二人各自成為新舊兩派的首領，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論爭。\\n\\n黃侃不僅學術思想守舊，而且待人接物也是一派遺老作風。有一次他過生日，北大幾位中國文學係的學生特地到他家給他拜壽。幾位學生進門後，見老師在客廳裡正襟危坐，就趕緊上前行三鞠躬禮。不料，黃侃勃然大怒，說：“我是太炎先生的學生，我給太炎先生拜壽時都是磕頭，你們鞠躬?”嚇得幾位學生隻好趴下磕頭，磕頭拜師在黃侃看來天經地義。就黃侃的性格而言，是斷然不能人前下跪的，但黃侃認為做人和做學問是兩件事，為了學問，黃侃還是能折節的，學問是拜來的，這冇什麼難為情的。\\n\\n黃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勸他著書立說，說是不能寫書而非要硬去寫書是“不智”，而能夠寫書卻不去寫書是“不仁”。話雖千鈞，但黃侃終不為所動。黃侃淡然說出五十之前不著書的話，並說：“惟以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不著則已，著書當存百世，黃侃這一誌向的養成，在於不受著書賺錢、賺名氣這些壞習慣的誘惑。在他看來，著書如同做人，寫不出好書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不做好人就是天大的事了。\\n\\n黃侃五十歲生日時，章太炎送了他一幅對聯，“韋編三絕方知命，黃素初裁可著書”。 但章太炎一時疏忽，此賀聯內無意中竟藏了“黃絕命書”四字，黃侃看聯後一時呆住，大為恐懼。黃侃向來迷信，接到這副賀壽聯後，惴惴不安。果真在當年10月8日，黃侃因飲酒過量，導致胃潰瘍失血過多而英年早逝。有人責怪章太炎，章太炎亦悔痛自責不已，連呼：“這是老天喪我也！這是老天喪我也！”極其悲痛和惋惜。\\n\\n黃侃大師認為工作成果要使之完美後再供人欣賞，而不是隨意為之。萬事開端都不成形狀，此時隨便示人，給人留下的永遠是殘缺的形象。即使在工作完成後，如果想起它曾是亂糟糟一個過程，也會使領導大倒胃口。即使參觀一道最可口的菜的烹調過程也會使很多人大倒胃口的。優秀的人大都很注意，不讓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過程被人看到。我們真應該向黃侃大師學習，如果我們的工作成果尚不完美，就不要輕易拿給彆人看。從黃侃大師的身上，剋製、謙虛、執著，不也正是我們職場中需要的品質嗎？一個人的道德常常能填補能力的缺陷，而能力永遠也填補不了道德的缺陷。對自身的尊重、榮譽感、自豪感、自尊心——這是一塊磨練責任心的礪石。\\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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